谈话与思想｜阅读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吗？

（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作为博尔赫斯的朗读者而为人所知。那时他十六岁。

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曾得到智者的垂青，因而也必然机灵古怪而又洞察世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他与瑞士记者西格林德·盖泽尔的谈话中，我们会不时感到博尔赫斯幽灵一样的存在。这样，你本来可能是为博尔赫斯而来，最后你得到的东西可能会略微超过你的一些希望。

这个对谈发生在 2020 年，疫情已经展现威力，这时一些长者智慧的声音穿越而来，总会给黑暗中的我们一些勇气。

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两段内容分享给读者。

文学和治愈

阅读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吗？

我曾向您说起过我的高中。那里有一位文学教授，他教我们阅读卡夫卡，阅读雷·布拉德伯里，我们从中感到自己是这个文学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向这位老师学习文学作品如何讲述人类以及成年人的恐惧。那时我十四五岁，这位教授为我打开了通向文学世界的大门，同时他个人也进入了我的生命。高中毕业后，我十九岁，去了欧洲，那时阿根廷军事独裁刚刚开始。这所高中恰恰位于意识形态风暴的中心，阿根廷的很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毕业于这所学校，因此它也成了独裁当局的眼中钉：许多学生，包括我的朋友，遭到逮捕和刑讯，一些人被残酷地杀害。

多年后，我遇到当年的一位校友。他在独裁时期流亡至巴西。我们谈起往事，谈起学校和老师。我对他说，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这位出色的文学教授，我的校友却对我说：“你不知道吗？”他是独裁当局的眼线，他就是秘密告发那些学生的人。他不仅告发他们，更因为他对他们非常熟悉，甚至就刑讯的具体方式，向当局提出建议。

您当时是什么反应？

我问自己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人犯下罪行，但我认同他对文学的部分看法，因为他赞同刑讯儿童，所以他因文学而建立的形象也由此丑化，我应该否定他对于文学的一切所言所感吗？第二个问题：我应该忽略别人对我叙述的与此有关的一切，维护我心目中曾经启发我、让我带着共情读书的教授的形象吗？第三个问题最难回答：我是否应该搁置问题，任两者共存，承认他既是大师级的读书人，亦是告密者？

这些问题在我一生的写作中令我无力面对，最后我决定，把它们写下来——就这样我写了第一本小说。

1991年，小说《来自异国的消息》（News from a Foreign Country Came）出版。您如何将这些经历转化为文字？

小说主人公是法国军队退役军官，他服役时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审讯囚犯。在他即将退休前往魁北克之前，却接到任务为阿根廷军队培训刑讯手段。

我在写作过程中对自己说：我不要描写那些折磨，但我必须知道，这个人是怎样说服自己的。我需要了解，当一个人为了给其他人施加痛苦，预备种种刑具时，他的感觉是什么。可是我无话可写。我的朋友、小说家苏珊·斯万对我说：“当你能够想象自己亲自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这就是这个人物的关键。我当然知道我不可能去做，但我必须承认，我拥有对某人施加折磨的想象的可能。这很艰难，可是只有知道过程，才能够描写。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研究项目，您想要有所发现。

写作也是一种净化：诉诸文字，让文字留在书本里。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忘记这件事，但它应该不会继续在我大脑的四壁上锤击不止。

所以它是一种治愈吗？

文学就是治愈的。

文学作品以什么方式治愈我们呢？

文学创作并不以治疗为目的；同样，它也不以政治宣传、爱情表白等事物为目的。文学作品只是偶然具有了上述特质。优秀的作品遵守着隐含的内在法则。当作者能够自觉地遵循这些法则，作品将会朝向它最好的面貌发展。如果作品偏离了真实，流露出俗气或敷衍，读者会立刻发现。例如少年维特的自杀，我一直认为这是个错误。假如歌德在写作上更大程度地接近他在《亲和力》中的写法，维特的故事可能会比今天有趣得多。《少年维特之烦恼》讲述了一个四人乒乓乱局，让其中一个人自杀或死亡，并没有解决问题。每当小说里的人物自杀，我就会感到，作者仿佛在试图逃避什么。作者没有勇气让角色继续活下去。萨缪尔·贝克特的小说里没有人自杀，虽然那些角色有足够的理由去死。

再回过头来看文学作品的治愈作用：如果读者能够将小说投射到自身的经验世界里，那么阅读书籍就像亲近大自然一样，可以治愈伤痛。大自然并没有治疗或取悦人类的目的，它只是存在。但我们只需与其建立一种关系，就能创造意义。

那么作品对于作者自身呢？写作同样可以治愈作者吗？

作者的内心无人知晓，甚至他本人都不知道。每当评论家推测，某位作家试图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或者作家的感受如何，都纯属虚构；那些领悟作品精神后的推测已经属于最好的情况。但首要的是，这种推测完全不重要。身为作家——这样称呼自己，我是相当犹豫的——我从写作中获得快乐、安慰与宁静。在这个加速疯狂的世界里，写作是唯一能让我内心平和的所在。

大学的文学课告诉我们，不要混淆小说的作者和小说的叙述者。

这种混淆常常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读者将叙述者的性格特质转移到作者身上，这绝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于是许多读者认为，因为歌德写出了《浮士德》，所以他本人也会因衰老而恐惧不甘。如果作家写出了《浮士德》或《堂吉诃德》这样伟大的作品，公众就会倾向于认为，写出此等作品的人同样具有卓尔不群的道德品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彼得·汉德克的例子：他是出色的作家，却在赞美大屠杀的凶手以及酷刑的实施者。怎么可能发生？现在，这是可能的。写作的发生并不是通过生活在日常世界中的人，而是依赖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两者间没有关联。

美国散文作家威廉·加斯说过，“有时候，好书是坏人写的”。

普通人和创作作品的艺术家并不属于同一个宇宙。他们只是恰巧寄住在一个身体里，彼此泾渭分明。莎士比亚在晚年成为令人恐惧的收税人。但丁傲慢而跋扈。卡拉瓦乔成了杀人犯。塞万提斯为其姐妹充当皮条客，被人告上法庭。荣格与纳粹有过交集。路易费迪南·塞利纳，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曾写过支持法西斯的反犹政论文，这些政论文绝不是好的文学。

当一个人成为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会发生什么变化？

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缪斯女神亲吻了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却没有眷顾好人汉斯·米勒——他养育孩子，爱他的妻子，却只能写蹩脚的诗？《圣经·约伯记》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答案。为什么幸运、启示以及我们能想到的一切优越，会降临在某些人身上，而他们看起来似乎有些配不上？我也无法回答。

当坏人开始写好书时，他们会发生什么变化？转变的关键在哪里？

在于他们的天赋。坏人可以同时是世界上最好的诗人。您可以想一想洛特雷阿蒙例子。他拥有最阴森、最黑暗、最粗野的想象力，超乎您的想象，当然，他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一切关于邪恶的想象完全是浪漫化的。他曾说过：“你们想要恶？那你们就有了恶！”

显而易见，艺术不能保护我们。

当然不能！艺术守护着我们，给予我们启示和教养，让我们变得更好——这是某些好心人编造出来的。艺术不是必然要做这些事，它可以选择。可能您去读《古代阿波罗残像》这首诗，它会改变您的人生，正如里尔克所要求的那样，可是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而言，不是这样。用一个常被提起的例子：一个纳粹军官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之后，晚上回到住所，听莫扎特的音乐——这是真的。莫扎特会改变他吗？不会。莫扎特会改变您吗？会的。

好运难得

像这次疫情大流行这样的情景，我们的社会此前还从未经历过。

每次发生这类事件，我们都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这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该怎么办？”这样的情况每一代人都会遭遇，只是表现各不相同。可怕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得克萨斯州有一座“儿童集中营”（指美墨边境的移民儿童收容所），由特朗普下令兴建——那里的儿童经历了什么？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难民以及希腊小岛上的难民又经历了什么？人类经历过很多苦难，而眼下这一次，就是疫情大流行。与早期的灾难相比，唯一的区别是，这场大流行无处不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很难知晓别处发生的事件。

我们俩的条件已经足够优越，能够安然度过“停摆期”。您如何看待这种优越？您很清楚，疫情大流行，许多生命岌岌可危。

您在吃面包时，其他地方的孩子们在挨饿，知道了这些，您该如何面对？我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是人类的命运。

从我的童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为我良知的负担。我在阅读童话时总会想：我怎么才能帮助这可怜的裁缝？我怎么才能帮助这受继母虐待的女孩？世界怎么才能变得更好？从穴居时代开始，在我们决定作为人类聚居后，我们一直都没能建立一个人人幸福、人人感受到公平的社会。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审视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社会，却没有一个符合理想。

而民主——柏拉图始终反对，因为他说过：“假如你打算购买一匹马，请相信一个识马人的建议。你不必询问二十个外行的想法。”民主制度下，许多人得以决定他们并不了解的事物。一些理论认为开明君主是最佳选择，但我不要君主，无论他开明与否。

我们创造了许多事物，拥有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但就是一种至少对多数人公平的生活方式，我们还从未实现。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说，人类始终致力于同一项任务——“创造一个宜居的社会”。为什么如此困难？

意大利作家亚利桑德罗·巴里克将《伊利亚特》重新诠释为一系列女性独白。女性发声，暴力停止。他在引言中说：“这一点我们很难意识到，但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热爱战争，我们热爱暴力。”

作为人类，我们热爱鲜血，无论是在古罗马的竞技场，还是在现代的拳击场上，无论是成为士兵的渴望，还是观看动作电影的激情。巴里克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更强大的爱替代暴力。但是他没有定义这样的爱。

也许耶稣已经下了定义——“爱邻舍如同自己”。

可是耶稣也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所以《新约》仅被看作故事。文学的生命在于冲突，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们，同样喜欢冲突。

不久之前，我试图列出一张喜剧小说清单：它们应该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小说主人公在作品结尾没有死亡，没有令人悲伤的结局。然而要找到这样优秀又令人满意的小说相当困难。

“好看的文学是糟糕的文学”，阿尔贝·加缪这样说过。

这句话非常准确，但并非永远正确。我可以列举几部作品，说明好看的好作品可以实现。

比如呢？

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里写道，人们总是想，“噢，这次会完蛋”，然而每次的结局并不坏。此外，威廉·萨洛扬的《人间喜剧》也是一部优秀而令人愉悦的小说。仅此几本。

啊，有了！所有的童话故事，就是大人给小孩讲的那些故事。

童话都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可是儿童并不相信这个结局，他们相信真实的结局。不久之前，我的随笔集《迷人怪物》（Fabulous Monsters，2019）英文版出版，德文版由迪欧根尼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讲述了我最喜爱的文学人物，例如睡美人。《迷人怪物》讲述了真实的故事。多年之后，睡美人醒来了，然而容颜老去，不再美丽。她已经变成了老太太，头发灰白，牙齿脱落，她的王子对她不再忠诚。儿童还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一切，但我认为童话并非快乐的故事。它们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讲述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我们得以在童话中体验黑暗，却不必亲身经历这些黑暗。

恰恰是因为有一个快乐的结局，我们才能接受这些故事。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在其著作《千面英雄》里提出了原型英雄之旅的理论。根据坎贝尔的理论，英雄在冒险中完成个人转变，进而归来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

我认为约瑟夫·坎贝尔的理论并不正确。英雄通过漂泊的经历学习，完成了个人的转变，并且能够实现他所在社会的革新。但如果细读这些故事，就会发现变化实际上没有发生。《吉尔伽美什史诗》讲述了一个暴君的故事。吉尔伽美什遇到了兽人勇士恩奇都，他们成为朋友，结伴冒险。后来恩奇都死了，吉尔伽美什试图从冥界把他找回。但是吉尔伽美什回到他的国家后，是否成了一位好国王，我们不得而知。不存在绝对的好国王。坎贝尔实现社会革新的英雄理论，并没有得到证明。

我们把文学视为一种虚构的经历，但是我们的社会缺乏从这些经历中学习的意愿。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教训。文学为我们创造新的经历——然后我们把它忘记。合上书本后仅留下遗忘。文学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记住屡次被我们遗忘的东西。荷马说：“上帝让人遭遇不幸，然后我们书写不幸。”

这可能意味着，文学需要苦难。

这是一幅古老的画面：漫画里的艺术家是忧郁的，一贫如洗，饥肠辘辘，除了满腹辞藻，一无所有。情况并非如此：萨默塞特·毛姆是百万富翁，J. K. 罗琳凭借她的小说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等等。人不需要以贫穷保持创造力。这种设想很危险，因为它会让全社会以为，不必资助艺术，因为艺术家终归会完成他们的作品。在特定的情况下，确实如此——但不能理解为，诗人不必吃饭。

为什么我们渴望阅读描写苦难的书呢？

相较于幸福，苦难隐含更多秘密。幸福是一条直线，它总是相似的，所以人们从不质疑幸福。相反，如果事情进展不顺，人们就会产生诸多疑问！《约伯记》没有讲述约伯拥有孩子和财富的幸福生活。身陷苦难之中，我们直面拷问：为什么我会受苦？我做错了什么让我落到这样的境地？这是大部分文学作品的深层主题。

我们把幸福看作常态，可实际上恰恰相反。幸福是一种特例。

令人吃惊的是，阅读苦难文学带给读者快乐。

其中所隐含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净化”的观点。并且，您在阅读时之所以感到快乐，是因为知道这种苦难与己无关。这也算一种幸灾乐祸。

除了幸灾乐祸，其中一定还有更多缘故。

动人的文学作品，其内涵从不单一。一部小说包含了许多动人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带给读者欢乐或悲伤。在书本里，我常遇到一些表述，它们早已在我的脑海里无声地萦回。童年时的频繁旅行使我感到无处为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里有一个鼹鼠回到它的地下小窝的场景，那一段描写让我无比渴望回家，我想：“这样的小窝，就是我想要的。”如果您去图书馆，我确信：在某排书架上，会有一本书中的一页或一段，只为您而写。也许这样的邂逅未来才会发生，但文学作品将耐心等待。

题图来自电影《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