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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5 11:39
来源:机构之家
2025年12月,一家名为“上海星启恒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体在沪低调注册。表面看,其经营范围仅为“企业管理咨询”,看似寻常。
然而,高达106.41亿元的注册资本,以及那份清一色由浦发银行、上海国际集团、太保寿险、陆家嘴集团等沪上顶尖国资与金融机构构成的股东名单,已向市场传递出无可置疑的信号:一场历时已久的金融风险处置战役,正步入最终的实质性阶段。
它的设立,矛头直指昔日凭借万能险野蛮生长、如今已沉寂多时的上海人寿。
“保险黑马”七年沉浮终陷静默
上海人寿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2015年,在保险业“新国十条”的政策春风下,上海人寿从递交申请到获批筹建仅用时7个月,速度惊人。更不寻常的是,在公司开业仪式上,时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亲临站台,此举在业内被视为极高的礼遇与背书。这张全国性保险牌照的掌舵者,是当时年仅37岁的上海崇明商人密春雷。
这位出生于上海崇明的民营企业家,早年以基建、房地产起家,后通过“览海系”构筑了涵盖医疗、保险、银行等领域的资本版图,并于2015年主导发起设立上海人寿,借此跻身保险业。其妻、著名主持人董卿的公众形象,一度为这家新兴险企增添了无形的声誉加持,也微妙地折射出那个时期资本与影响力交织的某种生态。
开局堪称梦幻,依托万能险等短期理财型产品,上海人寿上演了令人瞠目的增长奇迹:开业首年规模保费即突破百亿元,次年便实现盈利,打破寿险行业“七平八盈”普遍规律。
数据来源:历年年报
迅速聚集的天量保费,成为了“览海系”扩张的“输血泵”。从控股上市公司览海医疗,到入股上海农商行、曲靖市商业银行,再到深入医疗、房地产、汽车销售等多个重资产领域,密春雷的资本触角急速延伸。2020年,他以105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
然而,繁华之下,危机早已埋下伏笔。其增长严重依赖高成本的银保渠道,手续费侵蚀了大量利润。为追求高收益以覆盖资金成本,公司投资风格极为激进,大量资金沉淀于不动产等领域。更致命的是,公司治理存在根本缺陷。2018年,原保监会就因隐瞒关联关系、超比例持股等问题,责令上海人寿清退违规股权。但这并未阻止“览海系”将上海人寿作为融资工具,通过复杂的股权质押,从公司持续“输血”给陷入困境的关联产业。
高杠杆的资本游戏在监管转向与宏观环境变化面前,脆弱不堪。2021年底,随着密春雷一度被地方经侦部门带走调查,上海人寿的“灵魂”骤然消失。公司业绩急转直下,2021年第四季度单季净亏损达2.78亿元,风险综合评级降至C类,偿付能力已然不达标。自那以后,上海人寿再未公开披露过偿付能力报告,事实上进入了静默的风险处置期。
来源:2021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百亿国资“豪华拼盘”入场
上海人寿的风险处置,是一场静默但激烈的战役。其路径清晰地遵循了近年来问题金融机构化解的“标准范式”:属地负责、国资牵头、成立新平台、剥离与承接。
其实早在2023年8月,上海市政府委派中国太保组建专业指导组,进驻上海人寿。由太保寿险总经理助理邰富春带队的工作组,任务是对上海人寿的历史业务、资产风险进行全面排查与管控,为后续处置铺路。这相当于在手术前进行全面的病理诊断。
而如今也是最具实质性的一步,是搭建承接平台。这便是“上海星启恒泰”登场的意义。根据财新等多家媒体报道,该公司被广泛认为是承接上海人寿资产、负债并设立新寿险公司的专门平台。其股东结构精心设计,体现了风险共担与利益整合:
来源:天眼查
这个“拼盘”阵容堪称豪华。它并非由中央层面的保险保障基金主导,而是充分调动了上海本地金融与国资资源。浦发银行作为总部在上海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借此机会有望间接获得一张垂涎已久的寿险牌照,补齐其综合金融集团的关键拼图。上海国际集团与陆家嘴集团,则代表了地方国有资本在化解本地金融风险中的主体责任与担当。
参照华夏人寿、恒大人寿等此前案例,“星启恒泰”预计将联合其他投资者发起设立新寿险公司,受让上海人寿全部保险业务、资产与负债,实现风险隔离与平稳过渡。至此,原保单持有人权益得以保障,问题股东“览海系”被彻底出清。而随着新主体接棒在即,“上海人寿” 这个极具地域辨识度的名称,或将随风险出清成为历史。
但复盘其从狂飙到坠落的轨迹,仍不免令人唏嘘。星启恒泰 106.41 亿元的资本金,以及未来可能追加的注资,均源于上海本地国资与持牌金融机构。本质上,这是用公共及准公共资源,为个别民营资本激进扩张酿成的风险买单。
尽管对前股东密春雷及相关责任方的追责或许正在进行之中,但与其所造成的资产窟窿相比,能追回多少仍是未知数。最终,大部分财务损失可能仍需由新股东及背后的资本来消化。如何更好地让风险制造者本身承担首要代价,而不仅仅是事后追责?
上海人寿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暴露了在公司治理失效下,保险资金被控股股东任意挪用的巨大风险;也反映了部分资本将保险公司视为“提款机”而非长期事业的错误心态。处置风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修复滋生风险的制度土壤。这需要持续强化股东资质穿透监管,夯实保险公司独立法人治理结构,并建立更早、更有效的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