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 | 宏观：如何看待美国居民结构性债务风险上升？

三、债务风险展望：总量可控，但风险分布可能更不均衡

我们预计，2026年美国增长仍有韧性，联储加息概率较小，有助于在总量上压制居民债务风险。然而，特朗普政府的财政、货币、关税、以及去监管政策均加剧收入及福利“K型化” ，同时，AI应用加速落地可能加剧收入和就业“K型化”趋势。居民债务中占比为70%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可控；而总占比25%的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等风险有所上升、未来前景受到宏观走势影响。我们认为，中东局势尾部风险大幅下降，油价上涨对美国增长的拖累较小，2026年美国GDP增速仍将位于2%以上。就业市场虽然结构分化、但总体供需仍然稳健、货币政策收紧概率较小。我们认为，新联储主席Warsh上任后，或仍将推动联储降息1-2次。往前看，关注居民债务内部薄弱环节的风险暴露以及传染；此外，政府和企业债务风险如果暴露也可能传染到居民部门。

风险提示：就业市场超预期走弱、中东冲突风险超预期。

目录

一、目前美国居民债务风险仍总体可控

二、K型就业和收入结构下，学生及低收入群体债务风险更高

三、债务风险展望：总量可控，但风险分布可能更不均衡

一、目前美国居民债务风险仍总体可控

目前美国居民债务风险仍总体可控。2025年4季度，居民总债务规模为18.8万亿美元。从总量看，美国居民债务风险可控。2025年四季度债务占GDP之比降至61%，相对2019年四季度明显回落（图表1）；居民利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之比（Household Debt Service Ratio）近年来持续上升，2025年四季度达到11.3%，但仍然低于2019年四季度（11.7%）（图表1）；居民杠杆率[1]在疫情后持续回落，2025年四季度降至1980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图表2）。从逾期率来看，截至2025年四季度居民贷款存量逾期率（90天及以上，下同）低位回升至3.3%，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图表3）。

但是，总量数据可能低估了美国居民的结构性债务风险。部分债务类型可能面临的风险较大。美国居民总债务包括抵押贷款、房屋净值信贷、学生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债务以及其他债务等六类，根据纽约联储的调查，2025年四季度占比分别为70%、2%、9%、9%、7%和3%（图表5）。从逾期率来看，2025年四季度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的90天及以上逾期率大幅回升，前者已经接近2008年的高点；从新增逾期（90天及以上，下同）占比来看，学生贷款仍在持续攀升，住房抵押贷款也超过了疫情前水平（图表4-图表5）。部分群体债务风险可能较大。美国K型复苏背景下，低收入群体工资增速相对更低（图表6），且更加依赖信用卡等消费，高利率环境下债务问题面临风险可能更大。美国银行数据也显示，低收入群体消费增速在2025年后要低于高收入群体[2]（图表7）。

二、K型就业和收入结构下，学生及低收入群体债务风险更高

美国居民信贷风险总体可控，但内部分化显著，部分类别和群体的脆弱性不容忽视。从总量看，居民债务占GDP之比、杠杆率和偿债收入比均低于疫情前水平，资产端受益于房价和金融资产增值，居民资产负债表整体健康。但当前美国消费信贷的核心风险并非总量层面的过度杠杆，而是高利率环境下低收入、低信用群体在多个信贷类别上的压力交叉累积，以及学生贷款违约向其他信贷品类的传导效应。结构上看，收入和新增就业加速“K型化”是债务违约局部上升的重要驱动因素——即初级工作岗位空缺下降，且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从各信贷类别来看，风险有一定分化，我们认为，按风险程度排序：学生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及房屋净值信贷；低收入群体债务风险目前也有所上升。

2.1 住房抵押贷款（占70%）整体风险可控

当前住房抵押贷款逾期率从疫情后的“异常”低位逐步回升，但仍位于历史均值附近。规模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规模为13.8万亿美元，较2024年全年净增5650亿美元，高于23-24年均的3410亿美元，但仍低于21-22年均的9400亿美元的大幅扩张时期。逾期率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住房抵押贷款的存量逾期率水平为0.92%，接近除金融危机外的历史均值，衡量由正常还款转换为违约状态的新增逾期率为1.38%，也处于较低水平（图表9）。这主要是因为：疫情后美国房价大幅上涨，抵押贷款持有人普遍房屋净值超过贷款；美国居民房贷为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避免了高利率对房贷持有人的冲击。虽然美国房贷利率一度回升至7-8%，目前仍然在6%以上（图表10），但截至2025年二季度，80%的存量房贷利率都在6%以下（图表11）。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5.92%，略高于一年前的5.69%，但与疫情前水平基本相当。

向前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违约率或仅缓慢回升，整体风险可控。从信贷标准看，次贷危机后，美国银行对抵押贷款申请信用评分标准明显趋严，次级信用（低于620分）按揭贷款发放规模明显下降，贷款比例（LTV，越高则首付比例越低）的中位数保持稳定。SLOOS贷款调查也显示，2026年一季度虽然银行对信用风险相对小的政府支持房贷标准有所放宽，但对次级信用个人贷款申请标准仍较严格。在失业率处于相对低位、房价可能延续走高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或相对可控。纽联储通过对区县级的数据研究显示，失业率上升、房价下跌会导致房抵押贷款逾期率上升。当前美国失业率处于偏低水平，未来大幅走高的风险相对有限。同时，由于美国住房供给存在结构性短缺，且特朗普政策明确倾向于支持房屋资产价值（避免房价走低），美国房价可能整体仍将维持偏高水平。房价位于高位虽然恶化了美国住房可负担性，但也避免了存量房贷出现风险。

2.2 房屋净值信贷（占2%）违约风险可控

房屋净值信贷逾期率由2024年的低位小幅上行，但仍低于历史均值。规模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美国房屋净值信贷（HELOC）规模为0.4万亿美元，较2024年全年净增390亿美元，自2022年第一季度触底以来已连续15个季度增长，扩张势头在整个消费信贷品类中最为显著（图表14）。逾期率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存量房屋净值信贷逾期率水平为0.8%，基本持平于2023年，低于历史均值。衡量由正常还款转换为违约状态的新增逾期率为1.24%，上升较为明显但远低于次贷危机时期（图表15）。利率水平上，主流HELOC 产品均以优惠利率（Prime Rate）为基准的浮动利率定价，2026年初利率为7%，显著低于信用卡、个人消费贷等其他无抵押消费信贷利率。

向前看，房屋净值信贷逾期率或继续缓慢上行，但考虑到联储降息、房价稳定以及借款人信用评级高，我们预计整体违约风险较为可控。利率层面，当前市场定价联储将在2026年降息10bp左右，我们认为，联储在2026年加息的概率相对低，HELOC利率或不会上行，避免挤压借款人，导致违约率抬升。房价层面，美国住宅地产供需结构仍偏紧，基本面韧性较强，短期内房价中枢出现系统性下行的概率偏低，抵押物价值较为稳定，房屋净值作为 HELOC 授信的核心支撑依然稳固。借款风险层面，HELOC的综合贷款价值比（CLTV）、债务收入比（DTI）高于其他房屋相关贷款（图表17），且整体处于下行趋势；此外，HELOC借款人的信用资质较好，信用评级中位数为769，高于其他房屋相关贷款。

2.3 学生贷款（占9%）逾期率高于历史均值，且恶化速度较快

由于还款政策变化，学生贷款风险在2025年快速积累，新增逾期率处于历史高位。规模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未偿联邦学生贷款总额达到1.7万亿美元，占GDP比例为5.3%（图表18），涵盖4280万名借款人。逾期率上，政策调整导致学生贷款风险暴露。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收紧学生贷款还款规则，且“大而美”法案对学生贷款的还款计划的调整导致月供明显上升，2025年以来学生贷款新增逾期率持续攀升[3]。截至2025年四季度，新增逾期率年内上升15.5pp至16.2%，处于历史高位，显示学生贷款信用恶化速度较快。同时，衡量存量情况的余额严重逾期率2025年上升9pp至9.6%，略高于疫情前9.1%的历史均值（图表19）。利率上，学生贷款利率由10年期国债收益率加点确定，每一学年固定，2026年初本科到研究生学生贷款利率为6.4%-8.9%[4]。根据大学可负担性组织测算，由于政策收紧和利率上行，一个中位数美国家庭（四口之家，年收入8.1万美元）的月供压力可能由36美元升至440美元。

向前看，学生贷款逾期率或将继续上升，相关群体的信用受损可能对其他较为脆弱的信贷产生溢出效应。短期看，特朗普政府仍在严格执行新的还款计划。教育部于2026年3月发布公告显示，此前处于法院豁免期的原SAVE计划参与者也将开始适用新的还款计划[5]，且将部分催收权力移交至财政部，相关群体的月供压力可能保持高位。2026年以来教育部日度资金流入超过2025年，显示学生贷款偿还规模仍在上升（图表21）。此外，学生贷款违约带来的信用“坍塌”的溢出效应更加值得关注。若学生贷款逾期率持续上升，可能通过信用受损这一渠道将违约风险扩散至信用卡、汽车贷款等已较为脆弱的信贷类别。根据纽联储统计[6]，2025年一季度（即需要重新开始还款的首个季度），学生贷款的新增逾期者共计560万人，其中有240万人本为次优（620-719）和优（720以上），这部分群体平均信用评分下降140-177分，导致其跌入次级信用群体，后续在租房、申请信用卡、汽车、住房抵押贷款等方面均会受到限制（图表20）。

2.4 汽车贷款（占9%）脆弱性有所上升，但并未失控

汽车贷款逾期率已接近次贷危机时高点，脆弱性有所上行。规模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美国汽车贷款规模达到1.7万亿美元，占居民总债务的9%。2025年汽车贷款增长490亿美元，同比增速3.3%。利率水平上看，汽车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贷款利率绝对水平跟国债收益率以及贷款人信用评分等因素有关。截至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车贷利率（60个月）达到7.5%，汽车金融公司新车贷款利率为6.1%，接近次贷危机时水平，二手车贷款利率更高，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二手车贷款利率分别为7%、16.4%，为历史最高水平[7]。从逾期率上看，截至2025年四季度，汽车贷款存量逾期率自2022年以来持续上升至5.2%，接近次贷危机时期的高点，新增逾期率也达到3.0%左右，显著高于除次贷危机时期的历史均值。目前车贷逾期率走高的背后是周期性因素与部分次级车贷风险暴露叠加。首先，由于汽车价格在2021-23年大幅走高，彼时购车贷款月供金额较高，以5年左右的车贷久期来看，当前正处于风险逐步暴露时期。其次，车贷久期处于高位、车价涨幅趋缓等因素导致部分汽车成为负资产（即汽车净值低于未偿贷款额），借款人难以通过处置车辆清偿债务，导致车贷逾期违约持续。此外，次级车贷风险暴露更为突出。惠誉的汽车贷款ABS指数次级车贷逾期率2025-26年出现明显走高，截至2026年2月达到6.8%，而同期优质车贷逾期率维持低位，仅为0.42%（图表24）。

向前看，风险暴露可能持续，但整体车贷风险并未失控。21-23年新发车贷的出清可能还需一段时间，且车价增长难以复刻疫情期间高增，负资产问题可能延续。考虑到车贷5年左右的久期，2021-23年新发车贷可能仍在风险暴露的出清阶段，且当前车价难以复刻21-23年的高增速，负资产问题可能仍然存在。部分次级车贷贷款压力仍然不低。主要适用于次级信用客户的汽车金融公司二手车贷款利率已在2025年升至16%以上，远高于同期整体二手车贷款约7%左右的水平[8]，显示局部信用风险仍然偏高。不过，风险和脆弱性较高的次级车贷在整体新发车贷中的比例低于历史水平。2025年，新发次级车贷占比约为16%，不仅低于次贷危机时期30%以上的较高水平，也处于2015年以来的低位，因此整体车贷风险或难言失控。

2.5 信用卡债务（占7%）存量逾期率接近次贷危机高点

美国居民信用卡债务规模持续攀升，利率达到历史高位，存量逾期率接近次贷危机时高点。美国居民流动性资产较少，大量使用信用卡应对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紧急需求。根据Bankrate发布的《2025年信用卡债务报告》[9]，截至 2025 年 12 月，47% 的美国信用卡持卡人背负着未结余额；近73%的信用卡欠款是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占28%）和应对紧急情况（汽车维修、医疗账单等）。规模上，截至2025年四季度，美国居民信用卡债务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占美国居民债务的7%；信用卡债务占GDP之比上升至4.1%，与疫情前水平基本相当（图表28）。2025年信用卡债务较2024年底增长700亿美元，扩张速度较2022-24年的1200-1400亿美元/年有所放缓。从逾期率上看，纽约联储的调查显示，存量信用卡贷款逾期率在25年底接近13%，已与次贷危机时期相当（图表29）。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信用卡逾期率显著高于标普统计的美国银行信用卡逾期率，后者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图表30）。不同逾期率指标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覆盖机构范围的差异[10]，以及核销处理方式的差异[11]，纽联储数据更具有代表性。高利率、高通胀冲击以及疫情期间信用评分虚高可能是信用卡逾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美国信用卡利率为浮动利率，等于最优惠利率+发卡行加点[12]。疫情后联储先加息再降息，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仍位于偏高位置，这导致信用卡利率居高不下。截至2025年四季度，全美商业银行信用卡发卡利率达到21%，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附近，推高信用卡逾期率（图表31）。此外，疫情后负面供给冲击（疫情、供应链冲击、俄乌、关税战、美伊）明显增加，美国通胀特别是能源、食品通胀大幅上升，叠加就业市场持续放缓，对依赖信用卡消费的群体造成明显冲击。最后，疫情初期美国政府财政补贴以及各项债务暂缓催收计划使得许多次级借款人得以偿还债务，信用评级从次级信用（Subprime）跃升到优质（Prime）或接近优质的区间，从而在2021-2022年获得了原本无法获得的授信额度和贷款条件。2023年以后，高利率、高通胀、就业市场走弱等多重因素拖累，上述借款人的真实财务脆弱性再次暴露，从而导致逾期率大幅上升。

往前看，预计信用卡债务逾期率仍可能维持高位。2026年初特朗普虽然宣传将采取措施将信用卡利率限制在10%以下，但截至4月13日，目前并未有相关措施落地，后续能否落地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此外，即使后续推出相关措施，对缓解存量信用卡债务的利息负担影响有限。此外，2026年联储若能够降息，或一定程度降低信用卡贷款利率，但幅度可能有限。考虑到，当前信用卡债务绝对规模处于历史高位，且SLOOS调查也显示银行对信用卡信贷标准较此前放松（图表32），我们认为，信用卡债务未来逾期率仍可能维持高位。

2.6 低收入群体财务脆弱性上升

美国不同群体杠杆率均下降。疫情以来，美国居民杠杆率持续回落（图表 33）。根据 2022年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13]，不同收入群体杠杆率普遍低于疫情前水平，收入最低20%家庭杠杆率从2019年的13.6%下滑至2022年的11.9%，而收入最高20%家庭则从12.9%下滑至2022年的10.3%（图表34）。

但杠杆率可能低估了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债务压力，调查显示2022年低收入群体偿债负担位于历史较高水平。虽然低收入群体杠杆率下降，但是衡量其偿债能力的利息支出占收入之比（Debt-to-Income Ratio，DTI）在疫情后明显恶化，且低收入群体偿债压力超过高收入群体。根据2022年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收入最低20%家庭利息支出占收入之比升至18%，且位于1989年以来的较高水平；而收入最高的20%家庭利息支出占收入之比为9.1%，位于历史低位（图表35-图表36）。按照银行业标准，当偿债支出超过收入的40%时，借款人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明显。收入最低20%家庭，DTI超过40%的家庭占比为23%，高于疫情前水平，但低于2008年前水平；而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DTI超过40%的比率仅为2%，高于2019年水平，但位于1989年以来偏低的位置（图表37）。 

• 高利率对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疫情后，美国利率中枢水平明显抬升，当前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以及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显著高于疫情前中枢（图表31）。由于低收入群体负债中消费信贷占比较高（图表35），消费信贷期限较短、且很多为浮动利率，导致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利率要更高。例如，美国信用卡平均年化利率为20%以上（图表31）。而中高收入群体负债中房贷占比高，而美国为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在高利率环境下居民有缓冲。

三、居民债务风险展望：总量可控，但风险分布可能更不均衡

当前美国居民债务整体可控，但存在局部脆弱性。虽然当前美国利率水平高于疫情前，但居民利息支出占比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居民杠杆率也在疫情后整体回落，显示居民整体债务风险可控。但是部分类型债务以及部分群体的债务或存在脆弱性。从债务内部看，在居民债务中占比70.1%和2.3%的房贷和房屋净值信贷压力较小；但信用卡贷款（占比为6.8%）、学生贷款（占比为8.9%）在高利率以及就业市场放缓的环境下，压力较大；汽车贷款（占比为8.8%）中的次级部分（占2025年汽车贷款新发量的16%）也面临一定压力。从不同群体来看，低收入群体当前利息支出占收入之比位于历史较高水平，脆弱性较高，但低收入群体债务占比相对更低，例如最低收入20%家庭总贷款占比仅为6.3%（图表38）。

我们预计，2026年美国增长仍有韧性，联储加息概率较小，有助于在总量上压制居民债务风险。从中东前景看，美以伊冲突导致油价一度大幅上涨，但随着美伊开启谈判，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的风险情形概率明显下降，中东局势尾部风险大幅下降，油价上涨对美国增长的拖累较小，2026年美国GDP增速仍将位于2%以上（图表39）（参见《美国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独善其身？》，2026/4/7）。从就业市场来看，企业雇佣回升推高了一季度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均值为6.8万），但年初以来企业雇佣意愿回落可能导致非农后续有所回落，预计新增非农就业位于0-5万区间（图表40），与联储所测算的均衡水平接近。这意味着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债务风险可控。从货币政策来看，油价上行短期温和推高美国通胀水平，联储短期维持利率不变以观察数据走势，当前市场定价联储2026年降息仅2bp（图表41）；我们预计新联储主席Warsh上任后，通胀降温以及新增非农绝对水平位于低位，仍有望推动联储下半年降息1-2次，联储兑现降息将推动美国利率回落，从而也有助于控制居民债务风险。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财政、货币、关税、以及去监管政策均加剧收入及福利“K”型化 ，同时，AI应用加速落地可能加剧收入和就业“K”型化趋势。从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上看，“大而美”法案减税政策的受益主体集中于中高收入群体与资本持有者，货币政策宽松与地产等去监管政策（推动降息、压低房贷利率等）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也是资产持有者受益更多，而关税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则更多由中低收入者承担，整体上看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可支配收入差距。与此同时，生成式AI的快速渗透对劳动力市场形成结构性冲击。高技能岗位借助技术杠杆实现生产率上升与薪资溢价，而中低技能的常规性岗位则面临替代或压缩，特别是初级岗位需求可能下降更多，劳动收入的“K型化”趋势也可能深化。

往前看，关注居民债务内部薄弱环节的风险暴露以及传染；此外，政府和企业债务风险如果暴露也可能传染到居民部门。如上所述，居民部门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以及低收入群体，可以通过追踪以下指标及时预警债务风险：1）信用卡、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的90天以上逾期率；2）新增汽车贷款信用分变化，判断信贷标准是否明显下沉；3）低收入借款人的拖欠比例及其消费支出变化。如果信用风险仍然只是集中在上述行业，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限，但是如果出现信用风险的进一步恶化，甚至扩散至房贷、中等收入群体信贷，则居民债务风险的压力将明显上升，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也将加大。此外，关注政府和企业债务风险的演绎。疫情以来，居民和企业债务增速低于GDP增速，债务占比持续回落，但债务没有消失，政府通过疫情期间的大规模救助以及产业政策将债务转移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政府债务占比持续回升（图表42）。历史经验显示，债务增速长期高于经济增速可能带来脆弱性的积累，加大债务风险暴露的可能性。近期美国经济增速仍然高于政府付息成本，美国政府债务风险不大，但当前政府债务的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一定程度的债务整顿或不可避免。若对美国政府债务风险的担忧导致收益率大幅回升，股市调整将加大居民债务风险。类似的，如果企业债务风险暴露，也可能会通过拖累宏观经济，进而导致居民债务风险暴露。但我们认为，上述情形出现的可能性仍然较小。

美国就业市场超预期走弱：若美国就业市场超预期走弱，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缩减，或面临失业风险，债务压力将明显加剧，推动信用卡、学生贷款等逾期率攀升，打破局部风险可控格局。

中东冲突风险超预期：若中东冲突升级导致油价飙升，扰动联储决策，推动利率走高，将严重挤压低收入群体，加剧其偿债压力，推动信贷逾期率走高。

[1]居民总负债除以居民总资产。

[2]对于消费所存在的K型分化，明尼苏达联储的研究认为还不能得到定论，一些数据不支持消费K型分化的结论：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2026/have-us-consumers-gone-k-shaped-a-review-of-the-data

[3]疫情期间长达三年半的还款暂停结束后，大量借款人无法重新适应还款节奏，拜登政府随后设置的过渡期（on-ramp）也在2024年10月到期。而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不仅放缓了对学生贷款计划的审批，还通过“大而美”法案将可负担性较强的还款计划取消，推高了还款压力。

[4]https://studentaid.gov/announcements-events/interest-rates-for-new-direct-loans

[5]根据联邦教育部于2026年3月的公示。从 7 月 1 日开始，联邦贷款服务机构将开始向借款人发出通知，指示他们退出非法的 SAVE 计划，并在 90 天内登记加入合法的还款计划。未能在其服务机构通知的 90 天期限内转换计划的借款人，将被自动转入标准还款计划。https://www.ed.gov/about/news/press-release/us-department-of-education-announces-next-steps-borrowers-enrolled-unlawful-save-plan

[6]https://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25/05/student-loan-delinquencies-are-back-and-credit-scores-take-a-tumble/

[7]美国车贷主要由银行、信用社、汽车金融公司（厂商自有、独立）提供，

[8]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BRMALR0102

[9]https://www.bankrate.com/credit-cards/news/credit-card-debt-report/#steps-to-paying-off-credit-card-debt

[10]标普统计以向监管机构报送Call Report的FDIC受监管商业银行为口径，不包括信用合作社、金融科技公司及其他非银行贷款机构；纽约联储则基于Equifax信用局的全样本数据，覆盖所有向信用局报告的贷款方。由于非银行机构普遍服务信用评分更低、违约风险更高的借款人，纳入这部分机构后逾期率自然偏高。

[11]银行在账户逾期约180天后会对其执行核销操作，将该账户从资产负债表上移除，同时也从逾期统计的分母中剔除，相当于每季度对逾期数据进行一次"清洗"，人为压低了银行口径的逾期率；而纽约联储的数据来自信用局原始档案，核销后账户的逾期记录仍在信用报告中保留长达7年，不因银行的账务处理而消失，因此呈现的是未经处理的真实逾期状态。

[12]最优汇率利率通常为联邦基金利率+3%左右，例如2026年3月联邦基金利率为3.64%，最优惠利率为6.75%，比联邦利率高3.11%。发卡行加点幅度取决于发卡行对于信用卡借款人风险的评估，通常为10-20%。

[13]联储三年进行一次调查，最新数据为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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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6年4月16日发布的《如何看待美国居民结构性债务风险上升？》

胡李鹏 研究员 PhD SAC No. S0570525010001 | SFC BWA860

易峘 研究员 SAC No. S0570520100005 | SFC AMH263

赵文瑄 研究员 SAC No. S057052604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