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里的“阿甘正传”：杰森·阿戴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

8月14日，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黑人教授杰森·阿戴（Jason Arday）被发现死于伦敦的寓所内，年仅41岁。警方表示，阿戴之死虽属于“非预期死亡”，但目前未发现他杀证据。而就在数天前，阿戴刚刚因涉嫌大规模学术不端、虚构个人经历辞去教职。不过，欧美学术界与媒体围绕阿戴的争论并未因他的离世平息，反而愈演愈烈。阿戴的故事原本是一则激励无数人的“逆境翻盘”神话，如今却骤然崩塌，变成了一场牵扯身份政治、学术腐败与媒体围猎的公共悲剧。这场风暴的中心，至今仍留着疑问：阿戴究竟是工于心计的骗子，还是更复杂也更可悲的体制牺牲品？

围绕阿戴之死的争议尚未尘埃落定，剑桥大学的一项最新决定又为这场风波添了一把火。根据《纽约时报》9月25日的报道，剑桥校方于近日正式调整了对阿戴事件的独立审查范围：不再以阿戴的招聘与任命环节作为审查重点。原本承诺的“全面、透明”调查，现已转向主要审视校方在阿戴生前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与保护，而对其任命过程本身的深入核查则被大幅弱化。这一决定与此前剑桥大学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对比。阿戴辞职前后，校方曾多次强调将就相关学术资格与任命问题展开彻底调查；然而在其去世后，审查重点却迅速转移。这种前后态度的转变，引发了外界对剑桥大学是否真正愿意正视招聘标准、学术诚信与制度责任的质疑。

今年学术界的争论，本就始于对知识可靠性的根本性质疑：先是4月《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指出教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复现率远低于预期，引发学界震动；随后，一项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文本分析进一步揭示，数十万份人文社科学术摘要，呈现出持续的左倾意识形态演化趋势。但真正让这些分散议题汇聚成风暴眼的，正是阿戴的离世。这位身陷争议的剑桥教授之死，成为所有矛盾的总爆发点，将学术诚信、方法论危机与意识形态极化彻底摆到了公众视野之下。而剑桥大学审查重点的悄然转向，则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了制度本身：当一所世界顶尖学府在舆论压力下选择回避对自身招聘逻辑的审视，它究竟是在保护逝者，还是在保护那个曾经造就阿戴，如今又急于与之切割的体制？

阿戴的“阿甘正传”

如果好莱坞要翻拍一部《阿甘正传》式的“逆袭”电影，阿戴的故事几乎就是完美的现成剧本。阿戴和阿甘，确实有着颇为相似的出身背景与成功路径：阿甘智商只有75，却靠着几乎称得上是唯一的天赋“奔跑”挣脱了腿上矫具的束缚，一路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又凭着单纯的专注与信任成了乒乓外交的使者，靠捕虾产业赚得盆满钵满，还成功投资了初创期的苹果公司。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阿戴出生于伦敦南部的公屋家庭，父母是加纳移民；他自称3岁时被诊断出自闭症与发育迟缓，直到11岁才学会说话，18岁时仍近乎文盲。可即便如此，他在30岁时仅用两年半，就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期间他还经历了脑肿瘤手术，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失去了部分记忆。37岁那年，他成功获得世界顶尖学府剑桥大学的教职，剑桥大学教育系系主任克雷明（Hilary Cremin）面对BBC的镜头也曾热情洋溢地表示：“能拥有你是我们的幸运，你是全世界最棒的。”

阿戴自称的传奇经历还不止于此：2006年，他跟随“水援助组织”（WaterAid）远赴巴西，为当地贫民窟安装水泵；他2010年在腿部轻微骨折的情况下，用35天完成了30场马拉松，还曾在6天内跑完600英里；他个人通过跑步为超过80家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500万英镑的善款；14岁时他被BBC选中，参与了摄制跨度达数十年的经典电视真人秀《七岁看老！》（Seven Up!）的录制……

早在2023年，阿戴刚刚接受剑桥大学的任命后，学者哈姆斯利（Martyn Hammersley）和哈里斯（David Harris）就向校方检举了他的学术不端行为。但时任教育系系主任克雷明并未启动调查，反而将问题归因于阿戴“正在遭受的种族主义”和“健康问题”。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记者葛洛夫（Jack Grove）聘请专家详细审查了阿戴的博士论文，随后向剑桥大学提交了一份长达60多页的报告，详细列出了论文中明显存在的抄袭行为。为了阻止报道，阿戴聘请了英国实力最强、专精诽谤法与隐私权法诉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威胁”要对《泰晤士高等教育》采取法律行动。最终，《泰晤士高等教育》撤下了这篇长篇调查报告。此外，阿戴还以“骚扰”和“种族主义”的指控，向伦敦警方检举了葛洛夫和哈里斯二人。

时间快进到2026年7月底，自称“种族现实主义者”（race realism）的学者科弗纳斯（Nathan Cofnas），彻底引爆了围绕阿戴学术与履历造假的舆论非议。他在个人Substack专栏比对了阿戴与兹沃兹贾克-迈尔斯（Paula Zwozdiak-Myers）的博士论文——后者提交博士论文的时间比阿戴早了六年。科弗纳斯指出，阿戴大量抄袭并简单改写了兹沃兹贾克-迈尔斯的博士论文，其中有100多处段落完全相同，或是近乎完全相同。与此同时，他还指出阿戴其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也存在各类形式的学术不端问题。可即便如此，直到2026年7月底，剑桥大学发言人依然公开表示：“阿戴教授是破坏其声誉的恶意行为的受害者，这种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科弗纳斯只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嗅觉敏锐的各大媒体纷纷介入，一场围绕阿戴的舆论风暴就此全面展开。无论是阿戴本人还是校方，都再也无法用“迫害少数族裔”“种族主义”的说辞，搪塞这些针对质疑要求做出认真回应的诉求。不仅《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旁观者》（Spectator）这些保守派媒体迅速跟进该事件，就连左翼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卫报》也纷纷连篇累牍推出长篇报道与评论，详细核查了阿戴公开讲述的个人经历与发表的学术成果，最终得出了不利于阿戴的结论。

阿戴童年的玩伴和朋友驳斥了他“11岁前几乎丧失语言能力”的说法：阿戴只是语言发育略微迟缓，完全可以和同龄人、成年人正常交流，还能开玩笑、模仿他人的滑稽口音。《纽约时报》采访的医学专家表示，从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到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在医学史上没有先例。除此之外，具备运动常识的人也对阿戴自述的马拉松经历提出了质疑——他描述的完赛成绩已经接近世界纪录；而经核实，他通过跑步活动筹集的善款里，可确认的早期捐款仅有六千多英镑，远少于他对外宣称的数额。《七岁看老！》纪录片拍摄时，阿戴尚未出生。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和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等机构先后出面，否认曾接纳阿戴担任访问教授，也没有聘用他为客座教授。伦敦警方也澄清，在阿戴入职剑桥后，从未受理过涉及“割下的猪头”、刀具、子弹这类人身威胁的相关案件。

8月5日，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剑桥大学终于宣布将对相关问题展开调查。当晚，阿戴便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写道：“我不希望自己一直活在聚光灯下，生命的每个方面都要接受公开的审查和评判。”阿甘与阿戴，二人都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被时代选中：阿甘亲历了二战后美国历史的各个重要节点，被动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而阿戴，则主动把自己塑造成了“觉醒时代”的象征。

谁“杀死”了阿戴

阿戴去世后，他的支持者们将此事指责为一场针对阿戴的“种族主义猎巫行动”。8月17日，超过三万人参加了“站起来反对种族主义”（Stand Up to Racism）组织在特拉法加广场举办的阿戴守夜活动。阿戴的家人表示：“杰森承受的公开侮辱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承受”，一场“虚假信息运动”给他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打击。

英国工党议员阿博特（Diane Abbott）指出，阿戴的悲剧是由“不相信黑人能成为剑桥教授的人”发起的，短短三周内媒体就刊登了249篇相关文章，这是一场针对所有黑人的“恶毒运动”。伍利勋爵（Lord Simon Woolley）将媒体对阿戴教授的报道形容为“公开处决”和“私刑”，还透露阿戴曾绝望地表示“他们在把我往死里逼，我看不到出路”。9月2日，《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同样将阿戴之死归咎于媒体“充满种族歧视的报道”，并且援引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专家巴伦-柯亨（Simon Baron-Cohen）的说法——“十多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四分之一的自闭症患者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或尝试过自杀”，以此呼吁媒体停止对自闭症人士无休止的攻击。

也就是说，随着阿戴突然离世，原本针对媒体失职与大学体系诚信核查失灵的揭露与反思，骤然转向了一场对阿戴的“封圣”运动——他被塑造成了一名与系统性种族主义抗争的殉道者。那些揭露阿戴种种谎言与学术不端行为的个人和媒体，反而需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的揭弊并非出于种族主义动机。而此前将阿戴推上剑桥大学教授位置的各路人士，更是把掩盖自身过失包装成了对平权运动的捍卫、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批评者认为，媒体缺乏对身为自闭症患者的阿戴的共情，为了所谓的真相罔顾了自闭症患者的自杀风险。问题是，任何人的自杀都是悲剧，但它不是任何人道德绑架公共舆论的筹码，更不能成为要求所有调查就此止步的“免死金牌”。阿戴去世后，那些控诉舆论与媒体冷血对待自闭症患者的人，多数正是此前联手将阿戴捧上神坛的人。他们难道没有想过，当他们把性格脆弱、心理状态不稳定的阿戴推到高位，他日一旦其学术不端和履历造假暴露出来，会将他推向崩溃？ 阿戴不是第一位，也一定不是最后一位因被发现学术论文和履历造假最终选择轻生的学者。此前，日本科学家笹井芳树（Yoshiki Sasai）与佐藤能啓（Yoshihiro Sato），德国历史学家辛吉斯特（Marie Sophie Hingst）都在学术不端与造假问题曝光后，走向了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另外，过去几年里也有多名学者，比如卡尔沃（Antonio Calvo）、亚当斯（Mike Adams）和比尔克斯托（Richard Bilkszto）等人，因言辞不当或是公开发表了不同于进步意识形态的观点，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最终不堪重负选择自杀。

对于阿戴之死，另一常见归因是“结构性种族主义”。《自然》杂志在社论中提及了这一事件中种族主义的所谓“证据”：“没有其他类似阿戴案的案例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和调查力度。既然有那么多剽窃指控都未曾被报道，为什么偏偏要深究阿戴案的真相？”这段评论似乎暗示，正是阿戴的黑人身份让他遭到了媒体放大镜般的审视，大众不相信黑人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因此会用更为苛刻的标准衡量他。但另一位杰出的年轻黑人社会学家阿尔-加尔比（Musa al-Gharbi）指出，阿戴遭到公共舆论如此不友好的对待，不是种族歧视的证据，而是公众对“少数族裔享有犯错豁免权”这一现状积怨已久的总爆发：“这是人人都心知肚明，但正常情况下没人敢公开谈论的事。阿戴作为这类情况的典型代表，成了许多人宣泄对现状不满的出口。但即便如此，只要支撑并成就了他的制度结构和规范依然存在，未来还会不断出现更多的阿戴。”

当少数族裔学者的身份与多元化、平权的要求绑定在一起时，任何对其学术不端的质疑，都会先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到最后，学术不端者没有受到惩戒，反而往往是检举人遭到处罚。只有在特定契机的推动下，像阿戴、哈佛大学前校长盖伊（Claudine Gay）以及该校首席多元化与包容官查尔斯通（Sherri Ann Charleston）这类身居高位的少数族裔学者的学术不端才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接受检视。

此外，我们不妨审视剑桥大学整个招聘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它恰好能说明“结构性种族主义”这一框架在解释阿戴事件上的无力。在聘用阿戴之前，剑桥大学的教职工多元化问题一直饱受诟病。根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提供的数据，当时剑桥大学仅有0.4%的教授是黑人，而英国全国范围内这一比例为4%，聘用阿戴无疑是学校推进DEI政策的标志性举措。然而，即便学院当时确实希望聘请非白人候选人，最终入围名单里也仍有比阿戴更合适的人选。据《纽约时报》援引招聘委员会成员的原话称，和阿戴共同竞争该职位的还有两位非白人女性学者，她们不仅学术成果更多，论文质量也更高，阿戴的学术发表与履历其实并未达到剑桥大学教授的聘用标准。由此可见，哪怕是在少数族裔内部的竞争中，学术能力似乎也已经不是获得学术职位的最重要考量。

类似情况在近年欧美高校的教师选聘过程中并不鲜见。少数族裔学者哈珀（Tyler Austin Harper）在《大西洋月刊》上分享了他在顶尖文理学院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任职时，亲身参与过的一场招聘：当时有两名具备“多元化背景”的候选人竞争同一个终身教职岗位，最终职位给到了一位仅能达到“高中课堂教学水平”、“研究过于简单，落后时代50年”的候选人。阿戴被不少人看作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恰恰是“阿戴们”在少数族裔内部竞争中的胜出，牺牲了许多更具实力的同背景竞争者。他们的成功与“传奇”，本身就是纠正种族不平等过程中滋生出的新不平等的产物。

此外，DEI的核心使命虽是推动多元化，但少数族裔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本身也存在诸多意见分歧与利益冲突。哈珀在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个更荒谬的现实：当学校行政部门与教授委员会面对少数族裔内部的不同声音时，通常会按照做决定前最后一个发声的少数族裔的意见行事。上述问题使得少数族裔内部的竞争和意见冲突，根本找不到普遍认可的衡量标准，由此引发的不满，也无法用“系统性种族主义”这套话语来归因。

那么，阿戴之死的主因，究竟是其支持者所说的种族主义，或是公众舆论缺乏对自闭症患者的共情所导致，还是阿戴本人与DEI政策共同酿成的恶果呢？

阿戴与象征资本家

阿尔-加尔比在其2024年出版的新著《我们从未真正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中提出，进步的“觉醒文化”（wokeness）并非一场针对边缘群体的真诚解放运动，而是新兴精英阶层的统治意识形态与地位竞争工具。他将这类新兴精英称为“象征资本家”（symbolic capitalist），其诸多观点为我们厘清阿戴事件背后的逻辑提供了重要洞见。

《我们从未真正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We Have Never Been Wok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Elite）书封

不难看出，阿尔-加尔比“象征资本家”的概念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理论。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不同，象征资本由荣誉、声望、威信以及社会认可度赋予。而那些能够快速为从业者带来荣誉、声望与认可度的领域，就催生出了象征产业（symbolic industry），科技、教育、文化、媒体、法律、咨询以及非营利组织等都属于这一产业范畴。阿尔-加尔比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起，随着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象征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该领域的从业者，也就是象征资本家的群体规模也迅速扩张。

既然象征资本家的核心目标是获取荣誉与社会认可度，那么为弱势群体发声成为这一产业的核心业务也就不足为奇——展现高洁的道德品格，本就是获取荣誉和声望最快的途径。因此阿尔-加尔比认为，多数象征产业诞生之初便与利他主义绑定。和追逐财富积累的传统资本家不同，追求象征权力的资本家，通过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积累更多象征资本。为了在这场象征资本的竞赛中胜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比他人更正义、更道德，而证明这一点最有力的方式，就是证明自己比其他人更能共情、更愿意帮扶边缘化程度更高的弱势群体。你帮扶了女性，我就要帮扶少数族裔女性；你帮扶了少数族裔女性，我就要帮扶少数族裔中的性少数群体。以此类推，为了不提前退出这场竞争，象征资本家们需要不断发掘，甚至人为制造边缘性更强的新群体。近年来，欧美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涌现出大量此前闻所未闻的弱势群体身份，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仅仅识别出弱势群体还不够，他们还要帮助这类群体改变命运；为了让相关群体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跃升，就只能调低准入门槛与评价标准了。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阿戴事件的内在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DEI事业和觉醒文化，本质上是由社会精英推动的一场积累象征资本的运动。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少数族裔的专业能力，而是他们身上自带的边缘化属性——只有后者才能成为对精英真正有用的资本。因此在剑桥大学的这场教职招聘中，阿戴能战胜另外两位学术履历更出色的竞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套逻辑体系中，缺陷越严重，身世越离奇，就越有可能成为西方精英趋之若鹜争抢的候选人。

此外，这场游戏里还隐藏着一条更为微妙的潜规则：弱势群体的造假成本极低。因为象征资本已经成为当代欧美社会的核心资本，精英可以将象征资本迅速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反过来，文化、政治与财富资本的拥有者一旦失去象征资本，就可能失去其他所有资本，遭遇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在这样的规则下，质疑弱势群体造假，会被条件反射地扣上“XX主义”的帽子，这在象征产业中足以让质疑者身败名裂。阿戴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道：“说实话，我原以为你会直接相信我的话。”他显然没想到，《卫报》作为象征产业中的佼佼者，竟敢打破该产业的潜规则。

象征资本家将阿戴当作积累象征资本的工具，反过来，阿戴也把象征资本家当作实现个人快速跃升的工具。在这场象征资本的游戏中，双方共同将原本以利他主义为出发点的象征产业，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交易。弱势群体中的投机分子和掌权精英成了大赢家，而这场游戏真正的输家，恰恰是精英口口声声要帮扶的弱势群体。阿尔-加尔比将著作取名为“我们从未觉醒过”，正是点出了这一核心问题：问题不在于象征资本家“太觉醒”，而在于他们从未真正用有效方式推进对弱势群体的正义；象征资本、美德信号和社会正义话语，更多是服务于精英内部的自我正当化和对自身利益的攫取。当精英从弱势群体身上榨取够了象征资本，留给后者的，只会是一个更难以收拾的残局。

以教育与学术领域为例，DEI政策的初衷本是纠正历史上制度化的种族排斥，为弱势族裔学生争取更多教育机会。但在北美少数激进教改派的极端化实践中，这一初衷被严重扭曲：为了缩小弱势族裔学生与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数学甚至被打上“种族主义学科”的标签，相关教材要么经过了所谓“去种族主义化”的大规模改造，要么直接被从学校教育体系中剔除。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有条件转入其他学校，或是聘请家教补习，可课堂本就是许多弱势族裔家庭学生唯一能学习数学的渠道。这场针对数学学科的反种族歧视运动非但没有推动族群平权，反而剥夺了那些一心向学的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习机会，削弱了少数族裔未来在社会中的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族群之间的不平等。

在学术领域，情况同样荒诞。即便白人学术界刻意放低姿态讨好少数族裔，修改了原本不够“包容”的“卓越”与“学术不端”定义，尽力让少数族裔免受一切批评，这种做法本质上仍旧是居高临下，充满了好为人师的傲慢。主流白人学术界通过降低标准来“包容”黑人学者，对众多真正凭借卓越学术成就取得成功的黑人学者而言，没有比这更具羞辱性的事了。并且，这种出于傲慢的包容让他们陷入了双重自证清白的窘境。一方面，学界体制为了减少所谓的“结构性歧视”，降低标准让一批能力不足的黑人学者获得“成功”，这些“成功”案例还被广泛宣传为“多样性”的胜利。公众由此开始怀疑所有黑人学者的成就真实性，真正有能力的黑人学者必须付出额外努力，才能证明自己“不是那种靠降标准上位的人”。另一方面，当黑人学者指出，黑人社群的各类问题不只是历史不公与外部歧视造成的结果，也存在内在文化与行为层面的因素时，立刻会被扣上“叛徒”“自我仇恨”以及“为白人至上辩护”的帽子。于是，这些真正卓越的黑人学者又陷入了第二重自证：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批评本族群弊病并非“出卖”族群，而是出于一种更严苛、更诚实，也更孤独的知识责任。但这些污名还是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黑人社群之间的裂隙，让他们的真知灼见无法被采纳。长此以往，黑人社群的状况只会愈发糟糕——他们接纳了错误的药方：将一切困境都归咎于外部歧视，拒绝审视内在的文化与行为因素；同时又放弃了正确的药方：那些真正卓越的黑人学者基于诚实与严苛思考，针对教育、家庭、自律与技能养成提出的苦口良言。

尾声：弱势身份是新的真理吗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由“觉醒文化”所推动的部分人文社科研究，正在使学术从一项面向所有人的公共事业，转向某些特定身份群体的内部事务。当代身份政治和立场认识论主张，由于某些群体经历过特定的压迫或边缘化，他们在相关议题上可能拥有更深刻、更权威的视角。弱势群体不仅在道德上被认为更正当，在认知上也被认为具有某种优先权。于是，在一些领域和议题中，学术/真理不再被看作一项以公共理性为标准的共同事业，而逐渐变成特定身份群体的“自留地”：似乎只有具备相应身份或亲身经历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某些议题，才有权生产关于这些议题的“真知识”，而群体外部的成员则被怀疑无法通过普遍的方法检验这些“知识”。

按照这一逻辑，或许我们也能理解剑桥大学从新时代的“学术”和“真理”标准的角度录用了阿戴。因为，阿戴身上的边缘要素远远超过另两位竞争者，这也就意味着，阿戴通过其弱势的身份掌握着一种被新时代话语所承认的“认知优先权”。在这种标准下，学术判断不再仅仅依据论文数量、考试成绩或学科训练的普遍水平，而是越来越看重候选人的所代表的边缘视角。阿戴的弱势身份，恰好使他成为某种“更具正当性”的知识主体。于是，录用阿戴便不只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一种新学术合法性标准的确认——谁更边缘，谁就更有道德正当性；谁更有道德正当性，谁就更有认知权威；谁更有认知权威，谁就更有资格进入学术共同体并生产“真知识”。

对阿戴之死的讨论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它暴露出一场深刻的认识论危机：倘若身份地位成为认知权威的依据，学术判断向情感安抚妥协，“发言者的身份”压倒“论述本身的对错”，人文社科又将何以自处？一旦情感凌驾于真理、身份特权消解普遍学术标准，人文学科便会丧失科学属性与公共品格，沦为无休止的象征资本博弈场。

阿戴已然离世，但催生这类悲剧的制度逻辑并未消失。或许还会有下一个出身底层的个体，被遴选包装成逆境逆袭的符号。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个人是否诚实，而在于我们能否守住学术的底线：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不把身份、情绪与道德姿态置于证据、逻辑和公开质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