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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在出海欧洲征途中发生了什么,为何第二次选择同一座工厂

2026-11-21 08:51

(来源:欧洲并购与投资)

从2012年保加利亚工厂到2027年ORA 5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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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底,长城汽车宣布与Bulgarian Automotive Industry合作,在保加利亚Bahovitsa工厂生产ORA 5。项目规划年产能5万辆,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首期采用半散件组装(SKD),以后可能增加其他动力形式和车型。

这并非长城第一次在欧洲生产汽车。2012年,长城已经与保加利亚企业Litex Motors在同一地点投产,规划产能也是每年5万辆。十五年后,长城带着新的车型和合作方式重返旧址。

这段往返反映了中国车企欧洲制造策略的一项变化:销量尚未形成规模时,先取得可以使用的产能,控制固定资产和退出成本,再根据市场扩大本地投资。

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长城汽车在出海欧洲征途中发生了什么?

长城很早进入欧洲,却没有把时间转化为销量

2012年2月,长城与Litex Motors合作的保加利亚工厂正式投产。工厂位于洛维奇附近的Bahovitsa,占地约50万平方米,最初计划生产腾翼C10、风骏皮卡和哈弗H6。长城当时将其称为中国汽车品牌在欧盟国家设立的第一家组装厂。

这一先发优势没有延续。Litex Motors后来陷入经营和破产问题,工厂在2016年前后停止生产。长城随后把欧洲投资重点转向研发和零部件。

2016年,长城在德国设立欧洲技术中心;2018年启用奥地利研发公司,计划投入2,000万欧元开发新能源汽车电机和控制器。2020年,旗下诺博汽车以约1,600万欧元收购德国Motus Headliner工厂100%股权,取得汽车顶棚、扶手和装饰件业务;2021年又接管Adient位于不来梅的车顶内衬和座椅生产设施。

这轮投资的重点,是利用欧洲工程师、客户和汽车供应链提升零部件能力。长城并未立即重启欧洲整车制造。

2021年,长城在慕尼黑设立欧洲总部,承担研发、销售和管理功能,计划创造300个岗位并投入数亿欧元。三年后,长城关闭该总部、裁减约100人,将欧洲业务管理转向荷兰。欧洲电动车需求增速放缓、渠道建设成本偏高、品牌认知不足,以及欧盟反补贴调查,共同提高了原有经营模式的成本。

这次收缩没有清空长城的欧洲资产。2026年半年报仍列有德国欧洲技术中心和诺博汽车德国实体。长城关闭的是扩张过快的区域总部,研发和零部件制造能力继续保留。

原来的欧洲组织缺少销量支撑

2025年,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30国乘用车市场的合计份额已由2024年的约3.1%升至6%,但不同企业的增长差距明显。比亚迪欧洲销量接近18.8万辆,奇瑞依靠Omoda和Jaecoo等品牌达到约12万辆,长城则下降近30%,只有约3,500辆。

这样的销量很难支撑一个同时承担研发、销售、市场推广、认证和经销商管理的欧洲总部,更难支撑一座全工艺整车工厂。

产品结构也是一个原因。长城上一轮以欧拉纯电动车和魏牌高端新能源车型为主,而2025年混合动力汽车约占欧洲新车市场的34.5%,纯电动车占比约17.4%。欧洲各国的充电条件和电动车补贴又存在明显差异,纯电动和较高价格区间的产品难以覆盖南欧、东欧和德国等不同市场。

2026年,长城重新增加混合动力和燃油车型,未来两年计划推出至少十款新车型或衍生车型。保加利亚工厂首先生产纯电版ORA 5,随后再根据市场导入其他动力形式,产品安排比上一轮更有弹性。

重返旧厂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控制沉没成本

Bahovitsa已经有汽车组装历史,可以利用现有厂房、许可、员工经验和地方政府关系。新建全工艺工厂需要处理土地、环境许可、冲压焊装、涂装及物流设施,建设周期通常超过两年。改造旧厂更容易赶上2027年的产品计划。

这次合作也没有公开显示长城收购工厂股权。现有结构更接近合同生产:当地企业持有并运营厂房,长城提供车型、零部件、质量标准和生产订单。

这一结构与长城目前的欧洲销量相匹配。公司目标是2027年销售6万辆汽车,保加利亚工厂规划产能为5万辆。相比一次性建设十几万辆规模的新厂,合同生产可以根据订单调整开工率,并减少市场不及预期时的资产损失。

欧洲本地生产还能降低部分关税压力。中国生产的长城纯电动车目前承担20.7%的欧盟反补贴税,另外还有10%的普通汽车进口关税。不过,SKD组装不会自动获得充分的“欧洲制造”待遇。零部件来源、本地增加值和核心生产工序,仍会影响原产地及未来本地成分政策的适用。

Bahovitsa项目能否从散件组装逐步升级为当地采购和供应商共同开发,将决定它究竟是一条规避运输与关税成本的组装线,还是长城在欧洲的长期制造节点。

与其他中国车企相比,长城选择了更轻的模式

中国汽车企业目前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欧洲制造路径。

比亚迪依靠接近18.8万辆的年销量,在匈牙利建设全新整车工厂,同时寻找欧洲第二座现有工厂。奇瑞与西班牙Ebro设立合资公司,利用原日产巴塞罗那工厂和员工体系。零跑通过与Stellantis的合资平台,在其萨拉戈萨工厂生产B10,并计划导入B05。小鹏则委托麦格纳在奥地利格拉茨生产电动车,同时寻找成本更低的新增产能。

这些路径对应不同的销量和风险承受能力:销量已经达到十几万辆的企业可以承担绿地工厂;增长较快但仍有不确定性的企业,可以接管旧厂或依靠合资伙伴;销量只有数千辆时,合同制造更有利于保留市场机会。

长城第二次回到保加利亚,也因此不同于2012年。当年的重点是率先进入欧盟制造;这一轮更强调工厂可用、投资可控和车型可调整。

第二次欧洲制造仍要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是销量。长城要从2025年的约3,500辆提高到2027年的6万辆,两年内需要增长十多倍。决定结果的将是经销商、产品价格、金融方案、售后网络和二手车残值,而非工厂投产本身。

其次是本地采购。长城旗下诺博已拥有德国零部件资产,这些工厂能否与保加利亚整车项目形成客户、技术和采购协同,关系到SKD生产能否向更完整的欧洲制造升级。

最后是合同风险。双方尚未披露最低采购量、改造投资、合同期限和退出机制。如果销量不足,闲置成本由谁承担;导入新动力系统时,设备由谁投资;发生质量或召回问题时,双方如何分责,这些条款将影响项目的持续性。

十五年前,长城率先在欧盟组装汽车,却没有把先发时间转化为稳定销量。重返Bahovitsa以后,长城采用了更轻的资产结构和更宽的产品组合。只有当工厂逐步连接欧洲零部件、供应商、渠道和售后体系,这座旧厂才会成为新一轮欧洲经营的起点。

本文作者:吴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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