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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29 05:25
作者:陳志堅(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在西方學界,19世紀末以來,中世紀抄本研究主要沿着兩條路徑展開:一是以拉赫曼式方法為代表的校勘學,致力於通過比對不同文本版本,重建最接近原作者意圖的「原始文本」;二是圖像風格史的路徑,側重於圖像風格的分期與演變,強調其在哥特式、羅曼式等美術傳統中的譜系定位。這兩種路徑豐富了我們對中世紀抄本內容與形式的理解,也為文獻整理與藝術史建構提供了堅實基礎。然而,這兩種範式亦存在結構性的侷限。它們普遍將抄本視為「文本的容器」或「圖像的媒介」,忽視了抄本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物質屬性及其生成過程。尤其是在校勘學的邏輯下,文本的「原始性」被高度推崇,非原始文本常遭到邊緣化,抄本的材質形態、書寫技藝、使用痕跡與流通路徑等長期被忽略。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自20世紀后期起,中世紀抄本研究逐漸出現「物質轉向」。這一轉向意味着,學者不再僅將抄本視為抽象文本或圖像風格的載體,而是重新關注其作為「物」的存在方式,聚焦其材料、書寫、流通、使用等具體細節,從而重構抄本研究的對象結構與分析重心。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抄本視為嵌入特定社會情境中的動態媒介,強調其在製作與傳播過程中的多樣性與社會功能。研究焦點也從「文本譜系」的還原轉向對「文本作為物」在流通與再語境化過程中的歷史追蹤。
具體而言,中世紀抄本的物質性特徵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其一是材料與樣式層面的特徵,如紙張材質與尺寸、裝幀結構與樣式、字母形態與墨色,這些元素可用於判斷抄本的製作年代、地域風格與功能用途;其二是抄寫過程中留下的異質性痕跡,如增補、刪節、舛誤與塗改,揭示了傳抄者對文本內容的再加工及其意圖;其三則是視覺與結構裝飾,如標題頁、批註、目錄、裝飾性首字母與縮微圖像等,這些內容常與第二類要素共同指向抄寫者、閲讀者或后期使用者的文化趣味、使用目的及更廣泛的制度背景。在這一轉向趨勢中,一批學者的研究發揮了關鍵作用。英國古抄本學家克里斯托弗·德·哈梅爾、芝加哥大學藝術史學者邁克爾·卡米爾和倫敦大學古文書學家邁克爾·克蘭奇等人通過深入剖析抄本的物理構成、使用環境與流通路徑,推動了「抄本即歷史實踐之物」的研究範式轉變。
正因這一研究取向的興起,抄本研究在方法論層面也經歷了兩個重要轉變,即研究對象的立體化和研究路徑的多元化。文本不再是被簡化的抽象語言結構,而是被重新理解為根植於歷史場域中的物質實踐。研究者日益關注個別抄本的物質特徵,諸如異文交錯的校本、后期插入的圖像、被改寫的章節標題等,這些細節常常映照特定社羣的歷史記憶與權力結構。同時,也意味着抄本本身即具備歷史維度,其意義不僅植根於文本,更源於其物質形態與歷史語境的互動建構。
近年來,這一學術取向又與書籍史、閲讀史以及新文化史形成密切互動:書籍史強調對書寫材料、裝幀工藝、書籍形態演變的系統梳理;閲讀史聚焦不同階層與性別的讀者如何使用文本、進行批註並參與再詮釋;新文化史則將抄本視為嵌入具體語境的表意實踐,探討其在權力構建、身份認同與文化再生產中的作用。正是在與這三種路徑的交織中,抄本研究逐步突破了傳統的文本中心主義,走向一種更具深度與批判意識的歷史書寫方式。本文亦是在這一學術語境中展開,擬從物質結構、製作者意圖、歷史語境與知識實踐四個維度出發,結合具體抄本案例,分析其物質性特徵所揭示的歷史網絡與社會意義。
若從最基本層面理解中世紀抄本的物質性,首先應關注其作為「物」的存在方式。這不僅涉及材質、尺寸、摺子結構,也包括書寫工具、版面樣式與裝幀技術等。抄本的物質形式不僅承載文本內容,還決定了文本內部的編排順序、結構層次與視覺佈局,直接影響文本的閲讀與理解方式。以古典晚期卷子本向冊子本的轉變為例,學界長期以來多將其歸因於宗教情感的推動,但若細察二者之間的過渡形態,以經典案例Papyrus 46號紙草冊子本為代表,則可發現,這一演變更應理解為對「擴充容量」「便於檢索」等實際需求的迴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物質形態可見於劍橋大學藏CCCC MS 383抄本,其散折狀態、書寫混亂與目錄殘缺等特徵表明,該文本並非一部編纂完備的法典,更可能是一份尚在整理中的「過渡性資料摘編」,用於私人查閲或臨時使用。其非定型的形制揭示,中世紀抄本在實際流通中並非統一、完備的「成品」,而是持續處於增補、重組與臨時使用的狀態之中。
抄本的生成亦凝結了製作者的身份定位、意圖表達與權力設定。西撒克遜的伊尼法典與阿爾弗雷德法典在多個抄本中被收錄於同一文本體系中,這一編排方式引發學界關注,由於伊尼法典在抄本中常位於阿爾弗雷德法典之后,學界多將其視為后者的附錄。然而,對劍橋大學藏CCCC MS 173抄本的考察表明,伊尼法典不僅不是附屬物,而且與阿爾弗雷德法典的內容、結構互相補充。更重要的是,伊尼法典、阿爾弗雷德法典還與法典序言、紅色章節標題、王室族譜、編年史等元素一道,共同構成了一個複合的王權象徵體系,用以宣示西撒克遜王權的合法性,以及阿爾弗雷德的政治功績與個人抱負。類似的還有《艾瑪王后頌》抄本,該抄本通過王后艾瑪的文化形象,為丹麥王權在英格蘭的統治提供了帶有性別特徵的合法性建構。其文本多援引西塞羅、伊西多爾等編纂的典籍,體現了王族女性藉助文化網絡介入歷史敍事的策略,而抄本本身正是這一策略的物質性見證。
中世紀的抄本並非靜態文本,而是在傳抄、批註與改寫的過程中不斷演變,其形態與內容常因特定歷史語境的變化而呈現出多樣面貌。法國國家圖書館藏MS Fr.2810抄本匯集了包括馬可·波羅在內的多位旅行者的東方紀行,然而其插圖往往並不致力於再現地理事實,更側重表現旅行者的體驗,並融入浪漫化的地理敍事,圖文之間呈現出鮮明的敍事差異與錯位。這一視覺策略並非偶然,而是深受當時政治語境的塑造,既呼應了瓦盧瓦王朝對十字軍傳統的延續,也服務於無畏者約翰的政治宣傳需求,折射出中世紀晚期地理知識與政治權力之間緊密而複雜的互動關係。美國學者瑪麗莎·里本在對《獅心王理查》七部抄本的比較研究中指出,牛津大學藏MS 92抄本尤具代表性。該抄本圖文並茂,通過描繪理查在十字軍東征中的表現,重塑其英勇無畏、虔誠衞道的戰士形象,使其不再僅僅作為君主的權力符號。這種形象重構並非抄寫者的孤立選擇,而是深刻迴應了14世紀初英國的政治文化語境,尤其體現了倫敦及英格蘭地方社會的經驗邏輯——民眾往往從家庭利益、法律訴求與社會經驗出發,主動介入對國王形象的在地化建構過程。
抄本的製作不僅是文本物質化的過程,更深度介入知識的生產與實踐環節,直接影響其在社會中的傳播路徑與接受機制,亦是理解中世紀知識生成與社會觀念互動關係的關鍵所在。13世紀中后期,英格蘭本篤修士馬修·帕里斯在其創作的編年史抄本中,插入了一系列自倫敦通往聖地的行程地圖。這些地圖有別於當時主流的、體現基督教中心主義宇宙觀的T-O圖式,呈現出更強的實用性、精確性與空間導向特徵。這一變化既得益於中世紀晚期古典地理知識的復興與伊斯蘭製圖技術的間接影響,也反映出西歐世界觀正從神學主導的宇宙象徵,轉向以經驗和空間感知為基礎的地理認識體系。
綜上,在全球知識結構持續演變與數字人文迅猛發展的當下,史學研究愈加需要對材料保持敏鋭感知,並具備方法論上的自覺意識。中世紀抄本並非被動承載信息的容器,而是政治意圖、制度運作與文化策略交織的產物。「物質轉向」並不意味着對傳統文本分析路徑的全盤否定,而是促使我們重新關注史料生成的具體場域,從書寫技藝與結構形態中探問知識如何被創造、重構與傳遞。在正視史料複雜性的基礎上,歷史研究理應拓展認知邊界,賦予中世紀抄本更為多元的詮釋空間,以迴應數字時代對史學提出的全新挑戰。
《光明日報》(2025年09月29日 14版)
[ 責編:茹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