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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22 22:48
在「規則對規則(Rule for Rule)」的博弈之下,中美互相徵收「特殊港口費用」已從政策層面蔓延至企業治理層面:多家航運公司密集調整董事會構成,出現董事辭任與委員會席位重配,以降低合規暴露度與運營不確定性。近期最具代表性的個案包括 Okeanis Eco Tankers(OET)、太平洋航運(Pacific Basin)與 Danaos Corp。與此同時,一批公司同步對外澄清「美國投資者權益/控制低於25%」,劃清「不會觸發」的安全邊界。
密集董事辭職事件:三起代表性案例
首先是Okeanis Eco Tankers(OET)。這家在奧斯陸和美國上市的航運公司公告稱,兩位長期任職的美國籍董事 Robert Knapp 與 Joshua Nemser 自2025年10月10日起辭任;

如上,該公司在公告明確説明本次辭任並非因與公司或管理層存在分歧,董事會仍維持多數獨立董事,除薪酬委員會外,各委員會基本不受影響。但業內普遍解讀,這一動作與中方對美國對等反制「特別港務費」落地在即密切相關,屬於在治理層面對「美國要素暴露度」的預防性優化。
太平洋航運(Pacific Basin)。這家總部位於香港的航運公司於2025年10月13日同步披露兩項調整:委任 Kristian Helt 為執行董事;張日奇辭任非執行董事。

更具指向性的是,公司在正式文本中明確寫到:該辭任「有助於改變董事會組成,以降低 USTR 301 條款附件一對中國(包含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擁有或經營船舶徵收港口費的潛在適用」。

同日審計委員會人員亦作相應調整,董事會「角色與職能」列表同步更新,顯示此舉與合規風險管理直接相關。

Danaos Corp。紐約上市的希臘獨立船東巨頭航運公司Danos在10月14日被權威媒體披露:美國籍獨立董事 William Repko 於10月13日辭任,公司強調並非因與公司或管理層存在分歧。

分析界普遍將其解讀為與中國「特別港務費」規則相關的治理微調:在「美國個人直接或間接持有或控制≥25%(含表決權與董事席位)」的觸發口徑下,通過降低美籍董事比重來減輕潛在適用風險;隨后該公司審計委員會席位的替換,側面印證了這一意圖。

規則脈絡:中美互徵「特殊港口費用」的來龍去脈
先手來自美方。美國在「301調查」框架下,對與中國有關聯的船舶加收港口費用,自2025年10月14日生效;適用對象覆蓋中國建造、懸掛中國旗、中國擁有或運營等多維關聯。
中方對等反制。同日,中國依據《國際海運條例》等法規對「美國相關船舶」開徵「船舶特別港務費」,並明確列出觸發路徑:美國擁有或運營、美國投資者權益/控制(含表決權與董事席位)達到或超過25%、懸掛美國旗、美國建造等。兩套制度呈鏡像對稱,體現「規則對規則、制度對制度」的迴應邏輯,其外延不僅直指船舶要素,也外溢至公司治理結構與控制權安排。
「低於25%」的澄清潮:企業如何劃定安全邊界
在一些公司忙於對董事會結構調整的時候,另外一些公司則直接發聲明表示,自己的涉美股權少於25%,不屬於被徵收的對象範圍。 比如:
Star Bulk。這家美國上市公司近期通過私下書面聲明向媒體明確:未知任何單一股東(任何國籍)直接或間接持有或控制公司已發行股份或表決權達到或超過25%,也未知任何美國股東持股超過5%;公司為馬紹爾羣島實體、希臘管理、非美國實體。該口徑直指「不會觸發」的關鍵閾值。
NORDEN。由公司上海團隊對媒體直接澄清:不觸及「美國投資者≥25%」門檻。雖然未見官網獨立公告,但就風險識別與對外溝通而言,已具操作意義。

DHT Holdings。公開聲明強調:不知悉任何美國股東或一致行動人達到或超過25%的控制,同時明確艦隊「非美國建造、非美國旗、非美國主體持有與運營」。這是將「所有權—旗國—運營地」三要素與股權閾值並列説明的合規框架式表述。

2020 Bulkers。投資者關係公告披露:美國股東佔比約16%,顯著低於25%安全線,以量化數據直接鎖定「不會觸發」的邊界。

上述口徑的共同點在於:一方面通過事實披露與結構説明,把「美國要素」控制在閾值之下;另一方面,通過標準化、可複覈的外部表述,為港口靠泊、金融與保險安排提供合規確定性,降低潛在費用與運營擾動。
市場影響與公司治理啟示
第一,合規成為治理「第一性原理」。董事會構成(國籍結構、席位佔比)與控制權路徑(表決權安排、一致行動人)已經從「投資者關係話題」躍升爲「航線與靠泊成本」的直接變量。
第二,信息透明即成本對衝。圍繞「25%閾值」的及時澄清、可驗證的股權與控制披露,是把政策不確定性轉化為穩定經營條件的最低成本方式。
第三,中長期的競爭力在於「結構適配力」。在地緣政治—合規—金融三重約束下,能夠快速完成董事會與股權結構再平衡的公司,更可能在費率與運營窗口中佔得先機。
必須明確的是,這一輪由制度擴張引發的行業連鎖反應首先由美國方面發起:美國在「301調查」框架下對中國海事、物流與造船業設定附加港口費用並擴大適用邊界;中國的「特別港務費」是在此基礎上的對稱性、規則化反制。企業層面的董事會調整與「低於25%」的透明披露,是航運業在複雜政治與合規環境中的理性選擇與必要適配。這一現實既凸顯國際航運在政策衝擊下的治理韌性,也清楚表明——是誰先挑起事端,又是誰在遵循既有法律與監管框架進行對等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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