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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劍峰:漫長的低利率時代

2025-08-15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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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劍峰 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主要觀點

    利率下行是一個持續了十年之久的現象。由於名義利率等於實際利率加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因此,判斷未來利率趨勢需要分析實際利率和預期通脹等兩個變量。

    經濟中的均衡實際利率由資本邊際報酬MPK決定。過往的研究表明,中國的MPK自2010年開始就持續下降,至2017年已經低於大多數經濟體。在決定MPK的四個變量中,即資本對產出貢獻的份額α、技術進步的速度θ、人口增長率n和投資率ε,α和θ在未來幾年中不太可能發生太大變化,n將繼續保持負值併成為拖累MPK的因素,ε可能從高位回落從而有助於改善MPK。綜合判斷,未來的MPK乃至均衡實際利率將在低位繼續徘徊。

    在適應性預期的假設下,預期通脹取決於房價、製造業價格和外部環境。由於存量住房規模巨大,房價將維持低迷狀態;在嚴峻的產能過剩壓力下,製造業將面臨持久的通縮壓力,同時,二產名義增加值增速低於名義貸款利率在客觀上要求利率繼續下行;中美關係是外部環境的關鍵變量,未來不太可能回到過去的「中美國」關係,因此,外部給予的通縮壓力也將持續。

    綜合對實際利率和預期通脹的判斷,利率可能在短期內繼續下降,並在未來幾年進入到某個更低的穩態水平。擺脫漫長的低利率時代需要推動技術進步,扭轉人口負增長的慣性,同時,提高消費率、進而降低投資率。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於「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持久的利率下行態勢

    利率的不斷下行並非短期現象,而是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觀察國債收益率的趨勢線(圖1),大體從2015年開始,10年期和30年期國債收益率就進入到下降通道。

圖1 2008年7月-2025年7月國債收益率(%)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利率下降起始於2015年並非偶然,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好幾件迄今依然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例如棚改貨幣化政策全面展開后的房價飆升、「開前門、堵后門」后廣義地方政府債務的快速膨脹。其中有一個事件的影響可能還將持續十年甚至更久——人口負增長: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從2016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2021年總人口達峰,自2022年開始,總人口進入負增長階段。

    延續十年之久的利率下降趨勢是否會維持,或者,利率會否長期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將名義利率做一個拆解:

    上式表示,名義利率i等於實際利率r加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π^e,這是一個近似的恆等式。根據這一等式可以簡單推斷:如果未來實際利率和預期通脹保持在低位、甚至繼續下行,則名義利率也將如此。

二、實際利率的決定因素

    實際利率的決定因素是資本邊際報酬(或資本邊際產出,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MPK)。如果實際利率小於MPK,則增加1單位投資的邊際收益超過了新增1單位融資的實際成本,經濟中的投資不斷增加,從而推動實際利率持續上升,直至兩者相等;反之亦然。因此,一個經濟體的均衡實際利率必然與MPK相等:

r=MPK‌

    在一個標準的新古典模型中(參見:殷劍峰,《成事在人:人口、金融與資本通論》附錄1,社科文獻出版社,2023年;或者,任何一本本科宏觀經濟學教材) ,MPK取決於兩個參數:

MPK=α/β

其中,α為資本對產出的貢獻份額,β為資本產出比,即:β=K/Y。當經濟達到穩態時,β又可以用投資率(投資/產出)ε、人口增長率n、資本折舊率δ和勞動增進型技術的進步速度(或人力資本增長率)θ等四個參數來表示:

β=ε/(n+δ+θ)‌

    最終,MPK乃至均衡實際利率的決定公式就是:

r=MPK=α/β=(α×(n+δ+θ))/ε‌

    殷劍峰等人(2023) 曾經利用上述框架計算了全球93個國家在1981年到2017年之間的MPK,並對MPK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計量檢驗。研究結論與理論模型的預測一致:人口增長率越慢的國家,投資率越高的國家,MPK越低。

圖2 1981-2017年部分國家的MPK(%)

數據來源:殷劍峰,於志揚,「中國的低人均資本存量與低資本邊際產出之謎」,《金融評論》,2023年第1期。

數據來源:殷劍峰,於志揚,「中國的低人均資本存量與低資本邊際產出之謎」,《金融評論》,2023年第1期。

    就中國的MPK而言,在1981年到2017年間經歷了三個演化階段(圖2):第一,上世紀80和90年代初,中國的MPK與中高收入國家大體相同,遠高於發達國家;第二,1993年至1998年中國的MPK出現了第一次大幅下滑,此后至本世紀頭10年,維持在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第三,2010年后,中國的MPK再次大幅下滑,至2017年已經與同樣經歷了漫長低利率時代的日本相當,在全球93個經濟體中排名倒數。

    要判斷未來中國的MPK乃至均衡實際利率,需要對四個參數進行分析(折舊率一般不變,因而不考慮):

    第一,資本對產出的貢獻份額α。從歷史上看,每次通用技術革命(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會提高α,從而推動MPK和實際利率上升。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帶來一場新的通用技術革命。不過,在未來幾年中,這場革命還不太可能全面展開。因此,可以認為α不會變化。

    第二,勞動增進型技術的進步速度θ。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國的勞動增進型技術進步顯著,但是,除非有重大技術進步對勞動力進行賦能或者出現重大的教育體制改革,否則,在未來幾年中不太可能出現進步速度的明顯變化。因此,可以認為θ不會發生變化。

    第三,人口增長率n。殷劍峰等(2023)的研究已經表明,人口增長率的持續下滑乃至人口負增長是中國MPK在93個國家中墊底的關鍵因素。由於當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遠低於維持人口總量的2.1水平,尚處於早期探索階段的生育補貼措施不太可能迅速扭轉人口數量下滑的巨大慣性,可以判斷,未來幾年中國的總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依然保持負增長,這將繼續成為拖累MPK的關鍵因素。

    第四,投資率。殷劍峰等(2023)的研究還表明,過高的投資率是中國MPK墊底的又一個關鍵因素。投資率高的反面是消費率低,而高投資率、低消費率恰恰是過往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結構特徵。未來,隨着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政策出臺,消費率可能會逐步提高。因此,消費率的提高和投資率的下降有可能成為推升中國MPK的一個因素,但MPK上升的幅度歸根到底取決於財政政策的力度。

    綜上,我們判斷,未來中國的MPK乃至均衡實際利率即使能夠穩定住,也將大概率保持在一個低水平。

三、預期通脹的決定因素

    預期通脹當然取決於人們的「預期」。這里假設人們預期未來的規則是「適應性預期」,即根據過去和現在的狀態推斷未來。在適應性預期規則下,三個關鍵因素決定了預期通脹:

圖3 住宅價格同比(%)與核心CPI同比(%,右軸)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第一,房價。由於住房在居民資產配置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時,房地產牽動了上下游廣泛的產業鏈條,因此,房價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總體物價水平。

圖4 住房套數(百萬套)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觀察新建住宅價格、二手住宅價格與核心CPI的關係(圖3),自2022年2月二手住宅價格同比轉為負值、2022年4月新建住宅價格轉為負值以來,核心CPI基本保持在1%以下。通常認為,低於1%的核心CPI就意味着經濟存在通縮壓力。近期,隨着房價調整出現了二階拐點(下滑的速度開始放緩),核心CPI也有抬頭的趨勢。然而,中國存量住房數量龐大(圖4):雖然自2022年開始,在施工住房套數不斷下降,但是直至2025年依然有4千萬多套施工住房。按照每年新增城鎮家庭約4百萬户計算,存量住房的消化尚需經歷多年時間。因此,即使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價可能止跌回穩,但總體性的供大於求狀態還難以改變。

    第二,製造業價格。中國是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工業(製造業和建築業)佔GDP的比重超過了40%(高收入國家只有23%左右),因此,製造業的價格變動對總體物價水平影響巨大。

圖5 名義貸款利率與第二產業名義增加值增速(%)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從近期兩個關鍵指標看,製造業產能過剩和通縮壓力依然巨大:PPI自2022年10月到2025年7月已經連續33個月保持負增長,第二產業平減指數(第二產業名義增加值增速與實際增加值增速之差)自2022年4季度到2025年2季度已經連續11個季度負增長。我們知道,如果一個產業(或一個經濟體)的名義增加值增速低於名義貸款利率,就意味着這個產業(或這個經濟體)的新增收入無法覆蓋貸款利息,其債務將會因此不斷滾動上升,槓桿率將會發散擴張。這種狀況正是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所面對的(圖5):自2022年4季度以來,二產名義增速都低於加權平均貸款利率。顯然,第二產業的通縮壓力要求名義利率繼續下降。

    第三,外部環境。作為全球製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中國同樣也是全球對外貿易規模最大的國家,因此,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具有重大影響。而在外部環境中,中國(全球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和美國(全球進口規模最大的國家)的關係又是關鍵變量。

圖6 耐用消費品價格指數(1986年=100,美國為右軸)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數據來源:CEIC,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

    中美關係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可以從過去三十多年來耐用消費品的價格一窺究竟。自1994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中國開始全面參與到全球化進程。由於彼時美國對中國的「接納」,形成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中美國」關係。這種關係的直接結果就是,中美的耐用消費品價格幾乎同時(中國於1995年、美國於1996年)開始下降,進而為全球大緩和(低通脹、高增長)奠定了基礎。但是,從2019年特朗普1.0發作之后,中美進入脱鈎進程。其結果就是,作為生產國的中國面臨通縮壓力,耐用消費品價格繼續下降;而作為消費國的美國面臨通脹壓力,耐用消費品價格飆漲。中美脱鈎是不是會持續?這個問題很難下定論。可以肯定的是,中美關係不太可能回到特朗普1.0之前的狀況。因此,外部環境產生的通縮壓力還將持續。

    綜上,我們判斷預期通脹在未來多年都將保持在低位。結合前述關於均衡實際利率的判斷,未來名義利率還將會保持在低位,短期不排除繼續下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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