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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回顧中國國有企業以工業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歷程

2025-09-03 07:30

轉自:國資小新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憶往昔,征程漫漫。經歷過14年抗戰的人們,用青春與熱血洗刷着「落后就要捱打」的屈辱,也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后來者投入到「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中。在這部波瀾壯闊的史詩中,國有企業不斷書寫以工業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的新篇章。

2025年第9期《國資報告》推出「圖強80年」特別策劃,小新為您分享綜述《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回顧中國國有企業以工業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歷程》,帶您重温抗戰勝利80年來,國有企業在基建、軍工、能源、工業製造等領域砥礪前行,以工業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的奮發歷程。全文如下——

初秋的南京城,梧桐依然翠綠,一如80年前。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這一片青綠,勾起了鮐背老人趙建友那從未泛黃的抗戰記憶。

趙建友是一名新四軍老兵,也是中國電科14所的離休老干部。這個「中國雷達工業的搖籃」如今已成為中國國防科技的重要力量。以中國電科、航空工業集團、航天科工等軍工央企為主力構築的中國國防科技工業體系也受到全世界的密切關注。

如果80多年前的中國,擁有今天的工業與軍事實力,那場發生在南京城里的人間慘劇,是否能夠避免?趙建友的思緒飛向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

隨着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江蘇南京、徐州等地相繼失陷,趙建友的家鄉蘇北洪澤縣在日軍的鐵蹄下慘遭蹂躪。1944年,年少的趙建友加入新四軍第四師,被分配到「雪楓軍政大學」織布廠做后勤工作,以戰時經濟支援前線抗戰。

軍事戰爭是經濟戰爭的延續。「日本侵略的一個基本目的就是要阻撓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國統一,這讓日本極度不安。日本隨即祭出戰爭武器,意在阻撓中國發展壯大,併爲公開掠奪中國資源創造有利條件。

隨着戰火蔓延,中國進入全面抗戰階段。同時,戰爭也重塑了中國的工業化版圖。地域佈局上,日本的侵略破壞了近代以來中國東部地區建立起的工業基礎,但大西南、大西北的工業萌芽迅速壯大;主導力量上,國家資本在工業領域的擴張態勢進一步強化,較為徹底地改變了戰前由民間資本主導的工業化路徑;產業結構上,戰時工業呈現出重工業加速發展的特徵,這對新中國的產業結構尤其是國有資本的佈局結構產生了重大影響。

趙建友參軍5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掀開嶄新一頁,趙建友也踏上了全新的人生階段。在總后武漢后勤學校3年學習畢業后,經過多個崗位歷練,他被分配到中國電科14所。趙建友走進南京城的那天,陽光透過梧桐葉灑滿大地。如滿城翠綠的梧桐一般,在一個民族最恥辱的記憶之地,中國雷達工業開始奮力生長。

「不忘本來,才能珍惜現在、開闢未來。」趙建友一頭扎進雷達技術研究事業。千千萬萬同趙建友一樣,經歷過14年抗戰的人們,用青春與熱血洗刷着「落后就要捱打」的屈辱,也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后來者投入到「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中。在這部波瀾壯闊的史詩中,國有企業不斷書寫以工業現代化推進強國建設的新篇章。

鑿通生命線:

從長江大搶運到全域新基建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全球性戰爭,參戰各國對運輸生命線的爭奪空前激烈。

日本的運輸生命線主要在海上。湯因比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全史》顯示,1938—1939年,日本的海軍實力僅次於英國和美國,商船實力僅次於英國。但由於英國需要在全球範圍內與意大利、德國、日本三個國家多線競爭,美國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才正式宣戰,因此當時的日本海軍有足夠力量保護其通往東亞、東南亞和西半球國家等主要供應來源的航線。這大大增加了中國抗戰的難度。

中日之間在大陸上的生命線爭奪,自全面抗戰爆發伊始便趨於白熱化。1937年8月,日軍調集重兵封鎖吳淞口,企圖一舉攻佔上海,進而沿長江西上。淞滬會戰一觸即發。為挫敗日寇計劃,中國於會戰前夕啟動沉船塞江的行動,招商局慷慨應徵。8月12日,「廣利」等7艘海輪滿載石塊,抵達江陰鵝鼻嘴下端江面最窄處,前后錯落拋錨,分兩批自鑿沉沒。在招商局的帶動下,共24艘船舶自沉江陰,打亂了日軍從水路進攻南京的計劃。此后,招商局又參與了江西馬當、湖北宜昌等多個要塞沉船塞江的行動。作為被徵船舶最多的航運企業,招商局先后自沉船舶24艘,約佔其船舶總噸位的40%。這一壯舉為中國軍民及大量物資的后撤贏得了寶貴時間。

既要迟滯敵人,還要保障自己。長江大搶運的重任也落到招商局等航運企業的肩上。1938年春,武漢會戰爆發在即。為保障聚集在武漢三鎮的大量軍政人員、難民和數十萬噸物資安全撤出,招商局派出兩艘總噸均為4300噸的江輪「江安」輪和「江順」輪開闢漢宜線。上航線路順利開闢后,招商局與其他航運企業一道,在日軍戰機的持續轟炸下,將貨物和人口撤離至宜昌,其中包括大量寶貴的兵工器材、鋼鐵工業設備、紡織業機器設備等。

宜昌並不是終點。1938年10月,武漢失陷,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宜昌隨即成為日軍空襲的主要目標,逆流而上進入川江是唯一出路。川江航道狹窄、暗礁林立,自古被視為大型輪船航行禁區。招商局再次成為探路者,「江新」輪等六大江輪分段試航,歷經大半年,闖過重重險灘,終於開通了到重慶的航線。在招商局的帶領下,其他航運企業紛紛跟進。

隨着沙市、宜昌相繼失守,巴東以下劃爲戰區。爲了維持戰時后方的有效運轉,招商局在肩負搶運重任的同時,還加大了水陸空聯運業務的力度。1940年,招商局與民生實業公司合辦川湘水陸聯運。僅1941年上半年,這條線路平均每月運量在600—700噸之間,其中軍糧500—600噸。

在北方,隨着日軍的大規模「掃蕩」和國民黨發動的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的財政日趨緊張,來自山東的黃金成為我黨實現自給自足的重要保障。山東抗日根據地領導人黎玉親自負責運金到延安的重大任務。在他的統籌下,黃金先經「渤海走廊」和「濱海通道」,從山東招遠等黃金產地轉運至山東分局所在的魯南地區;再從山東分局出發,經過湖上(微山湖)和冀魯豫邊區兩條交通線,抵達太行山地區和延安。據不完全統計,山東抗日根據地在抗戰期間上繳黃金有10萬兩之多。

中交四航局一公司前身「滇緬公路保密公路工程處第二工程處」參建的滇緬公路通車

中交四航局一公司前身「滇緬公路保密公路工程處第二工程處」參建的滇緬公路通車

全民族抗戰凝聚了全球華人華僑的抗日熱情,來自全球各地的抗日物資以香港為中轉站輸往內地。

1938年,化名為「楊廉安」的秦邦禮被派往香港成立聯和行(華潤集團前身)。聯和行的主要任務有:以貿易做掩護,承擔機要交通,庇護愛國人士,積極為抗戰籌措藥品、醫療器械等戰略物資,配合「保衞中國同盟」,開展抗日募捐,將愛國華僑捐贈的物資運抵抗日根據地,支援前線作戰。

聯和行成立數月后,廣州失陷,香港通往內地最重要的一條交通線被徹底切斷。楊廉安不得不取道越南海防港,經廣西、貴州、四川,抵達陝北。1939年9月,10輛大卡車開赴延安,車上除了藥品,還有當時最先進的X光機、顯微鏡、電臺和發電機。然而,一年后日軍佔領了越南海防港,行經越南的通道徹底中斷。楊廉安和聯和行的車隊輾轉向南,取道緬甸仰光港,經滇緬公路入境雲南。因抗戰搶修出來的滇緬公路穿越6條大江、3座大山,綿延1147.4公里,是當時中國通往外界最重要的一條生命線。冒着日軍的炮火,楊廉安帶領聯和行的車隊在這條生命線上走了整整兩年,先后把30多輛載滿物資的卡車送往昆明和延安。從1938年夏到1941年秋,聯和行運往內地抗日前線醫療器械120多噸,500萬美元捐款,愛國華僑及港澳同胞超過1000人。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不久,香港失陷。次年,日本佔領緬甸大部分國土,滇緬公路隨之被切斷。

為扭轉戰局,中美共同開闢了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線」。招商局再次承辦起丁(丁江)敍(敍府)渝(重慶)之間水空聯運水運段的接轉事宜。這條水空聯運線從創辦到抗戰勝利前夕,共運輸各類物資10000余噸。

但「駝峰航線」還遠遠不夠,打通陸上生命線仍是當務之急。中、英、美3國決議修建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從印度的雷多出發,經緬甸北部的密支那,到達中國雲南。其中雲南到密支那這段在當時仍被稱為「滇緬公路」。

1944年,新組建的「滇緬公路保密公路工程處第二工程處」(以下簡稱「工程處」,即中交四航局一公司的前身)受命前往緬甸北部,負責滇緬公路國外段中37號國界樁至密支那段的測繪和施工。工程處下設8個測量隊,2個月就完成了國外段的測量任務。此后,8個測量隊易名為8個施工段,有固定員工約800人,又從雲南保山、騰衝等地徵調民工約6000人,進行全路段工程施工。工程處負責的路段要通過大片原始森林,毒蛇猛獸出沒,羣山瘴氣瀰漫。但工程人員不畏艱苦,在熱帶雨季仍日夜不停地輪流冒雨施工。短短4個月內,工程處就打通了367公里長的複雜線路。中印公路對中國取得抗戰的最終勝利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戰時,運輸生命線關係着戰爭成敗。在戰后,一個聯通全國並連接海外的交通運輸系統是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前提條件。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1956年6月,毛澤東主席考察正在建設中的武漢長江大橋。興之所至,他暢遊長江,創作了這首《水調歌頭·游泳》。武漢長江大橋素有「萬里長江第一橋」之稱。這個「一五」計劃重點工程是長江上的第一座大橋,也是新中國第一座公鐵兩用大橋。

以武漢長江大橋為起點,過去數十年間,一座座大橋續寫着「天塹變通途」的故事,實現了我國橋樑建設從跟跑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1968年12月,南京長江大橋通車,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施工的跨越長江的公鐵兩用特大橋落地成真;1993年10月,楊浦大橋通車,這是響應國家「開發開放浦東」戰略而量身定製的大橋,也是當時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雙塔雙索結合梁斜拉橋;2008年5月,杭州灣跨海大橋通車,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打通經脈;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橋通車,刷新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紀錄,成為粵港澳三地融合的超級「連接器」;2024年6月,深中通道通車,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注入新的澎湃動能……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橋通車,刷新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紀錄,成為粵港澳三地融合的超級「連接器」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橋通車,刷新世界最長跨海大橋紀錄,成為粵港澳三地融合的超級「連接器」

交通運輸部發布的《2024年交通運輸行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國共有公路橋樑110.81萬座,其中特大橋11329座、大橋19.14萬座。看到這些數據,再回想起當年茅以升不得不親手炸燬自己修建的錢塘江大橋,以阻礙日寇前進,使人不勝唏噓。

橋樑是過去70余年中國立體交通網越織越密的一個縮影。截至2024年底,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達16.2萬公里(其中高鐵營業里程4.8萬公里),公路里程549.04萬公里,內河航道通航里程12.87萬公里,港口生產用碼頭泊位22219個,頒證民用航空運輸機場263個。中國以大規模、高難度、高速度的基礎設施建設成就,被國內外網民稱為「基建狂魔」。中交集團、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建築央企為中國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的跨越式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交通網的運營亦不容忽視。中國民用航空局發佈的《2024年民航行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中國共有定期航班航線5334條,按重複距離計算的航線里程為1307.64萬公里;全行業完成運輸總周轉量1485.17億噸公里;完成旅客運輸量73021.33萬人次;完成貨郵運輸量898.16萬噸。中航集團、中國東航、南航集團等航空運輸央企扮演了主力軍的角色。

交通網聯通全國、連接海外。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交集團、中國中車等央企建設了蒙內鐵路、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標誌性工程;中國遠洋海運、招商局集團、中交集團等央企佈局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東非吉布提港、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等重點項目。

不只是構建立體交通網,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國土面積廣闊、資源分配不均的泱泱大國而言,迫切需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建設有利於資源在全國範圍內優化配置的各類「大動脈」,支撐中國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

基於這一訴求,早在21世紀初,中國就啟動了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超級工程建設。國家管網、國家電網、南水北調集團等企業至今為此奮戰不休。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圍繞西部豐沛的清潔電力資源做文章,多維度暢通國內大循環。憑藉中國原創的特高壓技術,西電東送進入2.0階段,甘電入湘、疆電入皖等更遠距離的電力輸送成為可能;「東數西算」工程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內蒙古、貴州、甘肅、寧夏等8地啟動建設國家算力樞紐,設立10個國家數據中心集羣,拉開構建全國一體化算力網的大幕。

「東數西算」工程折射出近年來交通網、能源網、信息網之間不斷增強的融合趨勢。歷史上的數次工業革命往往以上述三張網的顛覆性突破為標誌。但過去,這三張網曾長期處於條塊分割、獨立發展的狀態。隨着5G、人工智能(AI)、電動汽車入網技術(V2G)等新技術的應用,「三網融合」成為可能。中國順勢提出「新型基礎設施」(以下簡稱「新基建」)。按照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權威解讀,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三個方面,其中「融合基礎設施」涵蓋了智能交通基礎設施、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

5G成為新基建的領銜領域。「過去40余年,中國經歷了‘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並跑、5G引領’的跨越式發展。」中國移動總工程師、首席科學家王曉雲説。

她回憶,3G時代來臨時,中國在國際主流的FDD(頻分雙工)技術之外提出TDD(時分雙工)戰略主攻方向,並預判其為「換道超車」的難得機遇。經過艱難實踐,TDD技術在國內3G市場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一」。4G時代伊始,中國主推的TD-LTE標準在各演進路線中處於最弱地位。一方面,美歐主導的FDD霸主地位難以撼動;另一方面,美國在TDD領域部署一支奇軍WiMax,與TD-LTE展開TDD標準的強勢爭奪。中國移動一邊牽頭開展技術攻關,一邊在工業和信息化部的領導下推動與歐洲聯手的FDD/TDD融合發展戰略。最終,TD-LTE擊敗WiMax統一全球TDD演進路徑,成為全球兩大主流4G標準之一。

中國再接再厲,推動TDD逆襲趕超,成為5G全球主導標準,從而改變全球移動通信發展格局。如今,以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鐵塔、中國信科等通信央企為主力,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技術先進的5G商用網絡。5G賦能千行百業,智慧工廠、智慧礦山、智慧校園、智慧城市層出不窮,「三網融合」加速推進。

以5G為代表,通信央企通過科技創新驅動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能源央企、建築央企等為融合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豐富的場景應用,並以此為契機推動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在相關央企的引領下,新基建在中國的廣袤大地上蓬勃發展,為新一輪科技革命注入新活力。

重振軍備庫:

從洞里造槍到航母下海

「當世界進入機械化軍事時代,中國居然不能生產任何一種機械化時代的主戰兵器。無論是經濟形態、技術形態,還是軍事形態,日本都已經遙遙領先中國一個時代。」軍事專家戴旭在央視《講武堂》演講時説。他給出一組數據:1937年,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軍艦52400噸。以上種種,中國皆不能造。

中國與日本的近代軍事工業幾乎同時起步。19世紀60年代,中國開啟洋務運動,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等軍工企業拔地而起。其中,江南製造總局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軍火工廠。日本則在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全面啟動近代化進程,其中軍事工業是其重點發展的領域之一。川崎重工、三菱重工相繼設立,到二戰時期二者成為日本兩大軍工巨頭。甲午中日戰爭時,兩國在軍備上各有千秋,中國購自德國的定遠艦和鎮遠艦是當時亞洲噸位最大的戰艦,日本購自英國的吉野號則是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之一。

然而,進入20世紀,中日兩國的軍備競賽拉開差距。頻繁的政治動盪和長期的軍閥割據之下,中國軍事工業舉步維艱。反觀日本,明治、大正、昭和3代天皇父子相繼,長期穩定的統治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和強大的政府支持,從而為其軍事工業追趕歐美創造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全史》顯示,1938年,日本軍費支出是英國的1.3倍、美國的2.2倍、法國的2.5倍;1933—1938年,日本軍費總支出僅次於德國和蘇聯,居世界第三。

隨着戰火燃起,中國人在愈加艱難的環境中,進一步認識到了發展軍事工業的重要意義。

1938年10月,毛澤東明確指示:「每個游擊戰爭根據地都必須儘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等程度,使游擊戰爭無軍火缺乏之虞。」受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所託,1939年春,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來到山西太行山深處,尋找一處適合建設兵工廠的理想地點。經過幾個月的實地勘察,他選定了地形隱蔽的黎城縣西北部赤裕溝西段的黃崖洞。

選定地址之后,1939年夏,八路軍先后調集了6個工兵連、3個炮兵連和1個警衞營參加建設。八路軍總部規定,各部隊凡是在戰鬥中繳獲的機器,一律要立即運往黎城。幾個月后,八路軍第一個規模化建制的兵工廠正式建立。1940年春,第一批步槍在黃崖洞兵工廠誕生。

黃崖洞兵工廠創建初期,主要生產五五式和八一式馬步槍。1941年下半年起,該工廠集中力量製造戰爭急需的五〇炮、五〇彈和八二迫擊炮彈,成為八路軍的炮彈生產工廠。黃崖洞兵工廠共有機器設備40多臺,工人700多人,平均月產步槍300余支,最高可生產430支,先后生產的步槍、擲彈筒和炮彈年產量可裝備16個團。朱德稱其為八路軍的「掌上明珠」。

1940年8月,百團大戰正式打響。這是抗戰中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帶戰略性進攻的戰役。以黃崖洞兵工廠為代表的八路軍兵工廠向部隊提供了3000多支步槍、7萬多枚手榴彈、12萬多發槍彈、3萬多公斤黑色炸藥,為百團大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黃崖洞兵工廠標誌着人民軍事工業從「修」到「造」的一個歷史轉折,也開啟了我們自制化武器生產之先河。一批從黃崖洞兵工廠走出的現代軍工企業,時至今日仍是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重要力量。

當左權親臨現場指揮黃崖洞兵工廠建設的時候,李承干領導的第21兵工廠(中國兵器長安望江、長安汽車的前身)正在為第一次長沙會戰而滿負荷運轉。

第21兵工廠原為金陵兵工廠。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國民政府下達金陵兵工廠西遷命令。全廠職工嚴格保密,晝夜不停,僅僅16天時間,便將4300余噸設備材料、6000余套防毒面具及從前線運回的18門大炮拆卸、編號、裝運,分頭運出了南京。

到達重慶后,在空襲頻發、物資匱乏的條件下,廠長李承干夜以繼日地領導職工建造簡易廠房和安裝機器設備,與職工同吃食堂、同睡地板。從內遷到正式復工,第21兵工廠僅用了短短3個半月,創造了抗戰工業內遷的最快紀錄。復工僅1個月后,該廠就將趕製出的首批40挺重機槍等武器運送到抗戰前線。

漢陽兵工廠(中國兵器建設工業的前身)在武漢失守前也緊急搬遷至湖南辰溪,1939年底又搬遷至重慶。搬遷的工廠在重慶鵝公巖共挖出107個巖洞,所有機器都搬到巖洞中進行生產。各巖洞分工製造零件,通過腰洞相互傳遞,最終組裝成武器。這種洞內串聯的生產方式,不僅躲開轟炸,還提高了效率,為不少兵工企業效仿。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該工廠累計生產步槍13.8萬支、山(野)炮彈14.04萬發、迫擊炮彈48萬發、手榴彈110萬枚、槍榴彈48萬發,這些數字約佔全國抗日兵器總量的三成左右。

隨着抗戰形勢發展,第21兵工廠接管了漢陽兵工廠步槍廠等多個工廠,並不斷擴建。到1944年底,該廠設有重機槍、迫擊炮等11個分廠,擁有各種機器設備3000多部,所生產的武器彈藥有20多種,職工14300多人。至抗戰結束,該廠武器產量佔全國60%以上,月產步槍可裝備一個整編師,成為正面戰場最堅實的后盾。國民政府在抗戰中曾先后為李承干頒發4枚獎章和勳章,周恩來總理也贊其為「國寶級抗戰功勛」。

李承干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認識到科技創新之於軍事工業的重要性。他提出「無科學不能立國,亦不能圖存」,並積極致力於技術研究和改進。以漢陽造設備為基礎,他帶領團隊手繪2萬張圖紙,3年磨礪出穿透力超三八式步槍200米的新式步槍。為強化科研,他還領導成立了專門的技術研討會。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度量衡管理工作處於癱瘓狀態。李承干不負重託,出任國家計量局首任局長,把國家計量工作帶入正軌,為中國實現工業化奠定重要基礎。

隨着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先后勝利,新中國的工業化路徑如何選擇,成為擺在國家領導人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

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革命通常遵循「先輕后重」的發展順序,從紡織品及其他具有全球性大市場的輕工業消費品領域起步,進而擴展至重工業部門。但新中國成立前的工業化實踐表明,一個地大物博、列強垂涎、長期處於半殖民地狀態的國家,需要強大的軍事工業來保障主權獨立和政局穩定,才能為引燃真正意義上的工業革命創造條件。抗美援朝時期美國的數次核訛詐,進一步堅定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信念。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號召:「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

這條在起步階段並非由市場驅動的工業化路徑需要有與之匹配的制度支撐,舉國體制應運而生。

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及其成功,奏響了舉國體制龐大交響樂章的序曲。1955年1月,中國正式啟動核武器研製計劃。早在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先后投擲兩顆原子彈,其威力舉世震驚。此后,蘇聯、英國、法國也相繼成功進行了核試驗。新中國一方面廣納英才,誠邀錢學森、鄧稼先、朱光亞、錢三強、程開甲等旅居海外的科學家回國擔綱原子彈研製任務;另一方面積極爭取蘇聯援助。但1959年6月,蘇聯決定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黨中央遂將原子彈工程代號定名「596」,決心要造出「爭氣彈」。

理論設計是研製原子彈4個部分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第一次,十幾名年輕科研人員夜以繼日地計算了一個多月,結果卻與蘇聯專家給出的數據大相徑庭。朱光亞、程開甲等專家高度重視,親自參與計算,但直到第9次,結果還是照舊。最后,周光召經過反覆審覈,一錘定音:蘇聯的數據是錯誤的,中國人的計算結果是正確的。「九次計算」歷時半年,終於摸清了原子彈爆炸過程的物理規律。

理論設計的問題解決后,還有實驗研究、生產製造和現場試驗。1962年11月,黨中央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中央專委成立后,以力爭1964年爆炸原子彈為目標,在全國範圍內召集26個部委、20多個省區市、1000多個單位組成強大的技術力量,投入「爭氣彈」的攻關會戰。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的荒漠里,一朵騰空的蘑菇雲莊嚴宣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從此成為第5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7年6月,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次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合法擁核的大門從此關閉。從伊拉克戰爭到不久前的以伊衝突,「非法擁核」成為國際上屢試不爽的開戰藉口。新中國憑藉極具前瞻性的戰略選擇,把握住了合法擁核的短暫窗口期。

與此同時,新中國的航空航天工業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突破。1957年10月,國慶八周年閲兵時,中國製造的殲-5型殲擊機首次飛過天安門;1970年4月,東方紅一號衞星發射昇天,《東方紅》的旋律從此響徹太空。

在2022年珠海航展上,航空工業「20 家族」集中亮相

在2022年珠海航展上,航空工業「20 家族」集中亮相

自北洋政府時期起中斷多年之后,我國船舶工業也實現了復甦。1974年8月,中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正式編入海軍戰鬥序列,中國成為第5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軍委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作出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的決策。鄧小平同志提出「軍品優先、軍民結合、平戰結合、以民養軍」的指導思想。國家在相關軍工部門基礎上改制成立了5大軍工央企(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中國核工業總公司、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邁出國防工業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重要一步。此后經過多輪改制和重組,形成十大軍工央企。同時,「軍民結合」要求生產能力部分轉向民用,這意味着上述軍工央企需在市場競爭更為激烈的民用領域經受考驗。

長安汽車成為軍工反哺民用的典型。新中國成立后,第21兵工廠被新政府接管,后更名為「國營長安機器製造廠」。1958年,該廠曾製造出中國第一輛吉普車——「長江牌」46型吉普車。此后隨着形勢變化,該廠聚焦軍品製造,暫緩向民品領域拓展。改革開放后,國營長安機器製造廠重整旗鼓,於1984年生產出第一批小型汽車,正式進入汽車領域。幾經整合與更名,長安汽車一度成為兵器裝備集團旗下專注於汽車產業的央企二級公司,構建了長安品牌、深藍汽車、阿維塔三大自主品牌,並與福特、馬自達等品牌開展合資合作。2025年7月,中國長安汽車集團成立,成為繼中國一汽、東風公司之后第三家獨立的汽車央企。這家在抗戰中為中國提供60%以上武器的企業,如今又踏上新能源汽車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新徵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強軍」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歷了舉國體制與市場競爭的雙重淬鍊,如今,中國的軍事工業在新型舉國體制的賦能下煥發出新的生機。不同於過去的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強調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創新體系。

「神舟」問天、「嫦娥」攬月、「北斗」組網、「天問」探火……中國航天事業向着無垠星空昂首挺進,浩瀚天穹一次次刻下中國座標。與此同時,國家民用航天領域也成功實施了全球二氧化碳監測衞星和「張衡一號」「羲和號」等科學技術試驗衞星發射。商業航天不僅拉動航天科技整體進步,也服務於經濟社會和百姓生活。

2025年8月,由中央軍委批准、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等多部門聯合出品的宣傳片《攻堅——矢志強軍向一流》對外宣佈:「福建艦入列進入最后的攻堅時刻。」中國即將正式邁入「三航母時代」。

中國船舶集團在航母研製中不斷強化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2012年9月,遼寧艦正式交付海軍,結束了中國沒有航母的歷史,該船由中國船舶集團所屬大連造船廠在蘇聯「瓦良格號」基礎上改造而成。2019年12月,中國第一艘國產航母——山東艦交接入列,該艦由大連造船廠牽頭研製。2022年6月,由中國船舶集團旗下江南造船廠牽頭研製的福建艦下水,成為中國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首艘彈射型航母,而江南造船廠的前身就是江南製造總局。

福建艦從江南造船廠碼頭解纜啟航,向着深海破浪前行,用洋務派及其后數代人夢寐以求的「船堅炮利」,告慰100多年前在這片海域為國捐軀的英靈。

但甲午中日戰爭教會中國的,不只是對船堅炮利的追求,還有對體系化作戰的反思。當時的清軍裝備了從漢陽造到各國進口的十余種步槍,而日軍卻統一裝備了該國國產的村田步槍。

似曾相識的場景在印巴空戰中重現。有觀點認為,印度的「萬國造」裝備存在嚴重的數據鏈兼容性問題。而巴基斯坦從中國購置的空地一體化作戰系統,具備了「A鎖B射C導」的能力,即空地一體化防空系統率先鎖定敵機目標,迅速將信息傳送到戰鬥機等空中平臺;戰鬥機及時在距離敵機上百公里之外發射空空導彈;隨后,預警機、其他戰鬥機等適時為導彈提供跟蹤引導,直至導彈命中敵機。

「包括空戰在內的現代戰爭中,單一的所謂‘王牌武器’已經名不符實,純粹的武器性能比拼不能決定勝負,情報、指揮、火力、電子系統等要素的深度融合纔是制勝之道。」《中國航天報》刊發的一篇文章如是説。經歷數十年跨越式發展,我們可以自豪地説,中國的國防工業及其產品已經具備了相應的體系整合能力。

能源大博弈:

從「窯洞煤油燈」到「雙碳」新徵程

停泊在美國珍珠港國家紀念公園的密蘇里號戰艦上,當年日軍戰機撞擊留下的凹痕仍清晰可見。二戰進入尾聲時,已面臨嚴重的石油危機的日軍實施了瘋狂的「神風」特攻計劃,由飛行員攜帶炸藥和單程燃油,對盟軍艦艇進行自殺式撞擊。日本海軍最后還命令其引以為傲的當時世界最大戰列艦「大和」號發動「神風」特攻,僅攜帶單程燃油在沒有空中護航的情況下衝向盟軍艦隊,但很快被盟軍戰機擊沉。

貧油是日本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國禁運是懸在日本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標普全球副董事長、能源專家耶金所著的《石油大博弈》顯示,20世紀30年代末,日本自產的石油僅佔其全部石油消耗的7%,其余全部靠進口,其中80%來自美國,10%來自荷屬東印度羣島(今印尼等地)。當時世界石油生產的重心在墨西哥灣—加勒比海地區,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

石油大博弈激烈上演。偷襲珍珠港后不久,日軍迅速侵佔荷屬東印度羣島。比起在中國勘探開採石油的不確定性,日本更傾向於南下搶奪已經發展成熟的石油產區。但日本顯然高估了自身的海軍實力。美國採取釜底抽薪的策略,潛艇緊盯日本油輪攻擊。日本1944年一季度的石油進口量已不到1943年同期的一半,1945年同期則數據基本歸零。

石油行業可大致分為石油供給和石油消費兩部分。抗戰時期,中國在石油供給方面並不比日本落后。

陝北擁有豐富的石油儲量。1907年,清政府在延長成功鑽鑿了中國陸上第一口油井——「延1井」。1935年5月,劉志丹率領陝北紅軍解放延長縣,接管了延長石油廠。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毛澤東實地考察了延長石油廠,並作出指示:「你們要抓好石油廠的工作,根據地只有這一個石油廠,這是敵人送給我們的最好禮物。」全面抗戰爆發后,為解決石油運輸困難問題,朱德下令,將他乘坐的一輛小道奇卡車撥給延長石油廠運油。

來自黨中央的重視與支持激發了油廠工人的生產積極性。起初,延長石油廠僅有職工50余名,一口油井日產原油100多公斤,設備器材仍疏散在四處。為摸清情況,廠長陳振夏帶領老工人深入附近各個村莊,訪問當地羣眾,將內戰時期藏機器的窯洞逐個清理,造冊登記。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他們終於拼湊起兩套完整的打井設備。在修復油井的同時,油廠還先后打出了3口新井,生產能力大幅提升。

延安時期,延長石油廠共生產原油3155噸,其加工的各類油品保證了邊區的抗戰和生產生活需要。可以説,正是一盞盞窯洞中的煤油燈,照亮了我黨領導下的全面抗戰的勝利前景。因此,延長石油廠被譽為「功臣油礦」,陳振夏獲得「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模範」稱號,毛澤東還兩次為他親筆題詞「埋頭苦干」「生產戰線上的英雄」。

然而,僅憑延長石油廠年產數百噸的體量,畢竟無法支撐整個中國的石油需求。在全面抗戰爆發后石油進口受阻的情況下,國民政府決定開發玉門油礦。但當時中國僅有的2台先進鑽機都在延長縣。1938年6月,國民政府派代表赴漢口與周恩來協商。周恩來當即表示「同心為國,決無異義,慨允照辦」。延長石油廠還選派了18名技術熟練的鑽井工人一同前往,支持玉門油礦的開發。

1939年8月,玉門油礦老君廟一號井噴油,日產原油10噸。二號井也於當年9月見油。不過,汽車從玉門運油至重慶,途中油耗高達總量的2/3。甘肅油礦局總經理孫越崎從黃河上的羊皮筏子得到靈感,提出四川廣元至重慶段改走水路,用羊皮筏子運油。1939年至1945年,玉門油礦共產原油約25.55萬噸,佔同期全國原油總產量的90%以上,其油品有力支撐了西北、西南戰區的軍事運輸。

不過,以世界為尺,可以丈量出當時中國石油消費的落后。隨着內燃機和電燈的發明與應用,從19世紀80年代起,國際上石油的主要用途從照明向機械動力轉變。但從延長石油廠的產品結構來看,其在延安時期共加工生產汽油163.94噸、煤油1512.33噸、蠟燭5760箱,以及擦槍油、凡士林、油墨、黃油等。這意味着陝甘寧邊區的石油消費主要還是照明。

從全面抗戰前的中日軍備對比,也能看出雙方在石油消費方面的代際差異。央視紀錄片《烽火硝煙兵工路》顯示,1937年,日本已經擁有較新式艦艇285艘;中國海軍僅擁有艦艇66艘,作為主力的9艘巡洋艦中有6艘還是清朝時從國外訂購,採用蒸汽動力,燃料是煤。中國空軍記錄在案的飛機有400架,但真正能升空作戰的卻只有91架;日本則擁有作戰飛機超2000架。

中日之間在其他能源領域的短兵相接來得更為猛烈。

煤炭作為中國的優勢資源慘遭搶奪。1933年《塘沽協定》簽訂后,開灤煤礦所在地唐山被日軍佔領。1934年1月,開灤五礦同盟大罷工爆發,持續3個多月,在政治上狠狠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1938年3月,開灤五礦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再次舉行大罷工,沉重打擊了日軍的「以戰養戰」策略,削弱了日本軍工、鋼鐵等行業的生產能力,打亂了日軍后方的統治秩序。當年7月,7000多名礦工又參加了冀東人民抗日武裝大暴動。

電廠成為雙方攻守的對象。為保障內遷至昆明的學校、工廠、電臺機構等正常運轉,昆湖電廠於1939年6月建成投產。但該電廠在日本戰機的持續轟炸下蒙受重大損失。昆湖電廠遂拆卸其中1台2000千瓦機組(共2台),在宜良煤礦附近的山洞內另建昆湖電廠噴水洞發電所,成為中國首座避彈電廠。

抗戰勝利后,能源大博弈並未停歇。新中國成立以來,能源領域大致經歷了資源博弈、制度博弈、路線博弈3個階段。

昆湖電廠於1939年6月建成投產

昆湖電廠於1939年6月建成投產

20世紀50年代,中國交通、軍工等行業迅猛發展,石油消費需求實現量和質的雙重飛躍,這對石油供給提出新的挑戰。當時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石油禁運,妄圖扼殺紅色政權。

1959年9月,玉門油田工人王進喜作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國慶觀禮代表赴京參會。在北京街頭,他無意中看到公交車揹着「煤氣包」,才得知國家嚴重缺油,莫大的恥辱感讓這位石油界勞模當街痛哭。

就在王進喜淚灑北京街頭之時,黑龍江松嫩平原的松基三井喜噴工業油流。一個世界級特大型陸上砂岩油田橫空出世,以「大慶」之名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大慶石油會戰很快打響。1960年2月起,由石油系統37個廠礦和院校、國務院多個部門人員以及退伍官兵組成的石油大軍開赴大慶油田。王進喜聞風而動,向上級領導請戰獲批后,帶領團隊從玉門北上。

「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一句句振奮人心的口號點燃了一個時代產業工人的奮鬥激情。而王進喜用身體攪拌泥漿壓制井噴的照片,成為那個時代留給后世最深刻的記憶之一。

僅用3年半時間,大慶油田就建成年產原油500萬噸的生產能力,生產原油1166.2萬噸,佔全國同期原油產量的51.3%。中國一舉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並於1965年實現石油全部自給。此后,中國又相繼建成勝利油田、大港油田、長慶油田等一批較大型油氣田。中國邁入世界主要產油大國和石油出口國行列。

新中國憑藉舉國體制下對本土石油資源的充分開發,在前30年贏得了資源博弈的勝利。但一場世界範圍內的暴風驟雨正席捲而來。

20世紀70年代末起,受經濟「滯脹」和新自由主義理論影響,西方國家掀起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英國石油、法國道達爾等國際能源巨頭相繼私有化。1991年蘇聯解體后,尤科斯、西伯利亞石油公司等重點能源國企,在「世紀大拍賣」中慘遭低價私有化。

在那個信仰受到劇烈衝擊的年代,能源作為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之一,其領軍企業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一定程度上關係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

改革勢在必行。1988年,原核工業部、原石油工業部、原煤炭工業部、原水利電力部一同被撤銷,邁出政企分開的關鍵一步。核能、石油、電力領域在相關工業部門基礎上改制成立央企,加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為形成競爭格局,石油、電力領域又進行了多輪重組,於是有了外界耳熟能詳的「三桶油」「五大發電集團」,大慶油田、勝利油田等則分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央企。原煤炭工業部直屬煤炭企業則大多下放省級管理,國有企業在能源領域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煤炭行業也佔據了主導地位。

能源國企與其他國企一道,堅持「兩個一以貫之」,在傳統的「三會一層」基礎上,建立了由黨委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和經理層等六大治理主體構成的中國特色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其中黨委會、董事會、經理層是核心治理主體。

改革帶來了跨越式發展。從公司維度來看,2002年,中國只有4家能源企業進入世界500強,最高排名是第60位;短短10年后,2012年中國已有18家能源國企入榜,3家進入前10名,最高排名是第5位。從行業維度來看,以發電行業為例,中國的發電裝機容量從2002年底的3.57億千瓦增長到2012年底的11.47億千瓦,2013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中國的發電量則從2002年的16540億千瓦時上升至2012年的49377.7億千瓦時,自2011年起穩坐榜首。

中國能源國企頂住壓力開展的改革發展實踐為全球提供借鑑。進入21世紀,俄羅斯止住將俄氣和俄羅斯石油公司私有化的步伐,尤科斯也被俄羅斯石油公司接手;法國在俄烏衝突導致的能源危機中,將法國電力集團完全國有化;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國沙特阿拉伯訴諸國家力量發展支柱產業,沙特阿美成為中國之外最大的國有企業。

制度博弈暫時告一段落后,又開始了路線博弈。隨着過去數十年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中國於1993年重返石油淨進口國行列,近年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更是高達70%以上。這一次,中國不再拘泥於資源博弈,而是寄望於從路線博弈中尋找出路,增強在新一輪能源革命中的主動權。

從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個革命、一個合作」能源安全新戰略,到2020年首提「雙碳」目標,中國以科技創新驅動能源安全保障和清潔低碳轉型的思路不斷強化。

全球最大光伏開發企業國家電投的五凌電力新田光伏電站

全球最大光伏開發企業國家電投的五凌電力新田光伏電站

石油在用途上主要有燃料和化工原料兩個方向。國家能源集團從這兩方面提供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替代樣本。從燃料替代角度,目前主要有電和氫兩大方向。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和電氣化鐵路,前者替代燃油汽車,后者替代燃油火車,其中高鐵還部分替代了飛機。這要求電力供給能夠滿足新增的需求。

國家能源集團作為中國最大的發電企業,擁有超過3億千瓦的電源裝機,其中新能源裝機超過1億千瓦。該公司旗下龍源電力是中國探索新能源發電的先驅。早在2001年,龍源電力就開始佈局風電,通過提供訂單、成立創新聯合體等多種形式扶植國產風機企業,打破了國際巨頭壟斷,實現了一系列零的突破。此后,該公司引領中國風電行業實現「上山、下海、低風速」的全覆蓋。由於風電與光伏發電在開發端遵循相似的產業邏輯,率先起步的中國風電開發爲后者探路。風電產業鏈諸多環節與電動汽車產業鏈相通,率先起步的風電產業對后者產生積極影響。在國家能源集團等央企帶動下,截至2025年6月底,中國累計發電裝機容量達到36.5億千瓦,其中新能源裝機約16.7億千瓦。

氫能領域的探索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在國能寧東可再生氫碳減排示範區一期項目中,滿載煤炭的氫能重卡往返於寧東能源化工基地的煤礦和火電廠之間。其使用的氫能是國華投資寧夏分公司所屬2家制氫廠用光伏發電所製取。不只是國家能源集團,「中國第一氫能公司」中國石化憑藉在油氣基礎設施領域積累的優勢,目前已建成全球最大加氫站網絡,打通6條氫能交通走廊。

煤化工可以從燃料和化工原料雙重角度替代石油。作為全球最大的煤炭企業,國家能源集團於2013年9月開始建設寧煤400萬噸/年煤間接液化示範項目。「技術人員都住在現場機櫃間,幾把椅子拼在一起就是一張牀。這麼大的裝置交到我們手上,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勁呢,立志要把項目建成建好。」寧煤煤制油分公司總工程師楊佔奇回憶。經過3年建設,項目於2016年12月正式投產。依託此項目,寧煤可生產柴油、汽油、甲醇等產品。該項目獲得2020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放眼未來,更多的石油替代路線已經啟航。

核聚變指向燃料角度。2025年7月,中國聚變能源有限公司成立,為中核集團所屬二級公司,中國石油崑崙資本、上海未來聚變等企業參股。生物製造瞄準化工原料角度。招商局集團投資的凱賽生物是全球生物法長鏈二元酸的主導供應商,其研製的生物基材料可以替代傳統的石油基材料。

中國正在通過一系列創新突破,為路線博弈中的戰略決勝提供更多可能。

保衞工業火種:

從「鋼遷會」到「世界工廠」

「抗戰是這樣緊急,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煎迫。我們並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們早已瞭解了現實,我們的生活目標不是爲了錢,也不是爲了利,我們只有一個願望,一個思想,一個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爭取抗建大業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臨。」一位「鋼遷會」工作人員當年曾這樣寫道。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上海鍊鋼廠避遷武漢,借漢陽鐵廠恢復生產。1938年3月,國民政府成立「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簡稱「鋼遷會」,即重鋼集團的前身),對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六河溝鐵廠、上海鍊鋼廠的設備進行拆除,準備西遷重慶。3個月后,在招商局等航運企業的支持下,「鋼遷會」冒着日本戰機的轟炸啟程。沿長江逆流而上,5.68萬噸物資最終安全抵運到重慶。1939年2月,「鋼遷會」下屬鈎釘廠率先投入生產。

在重慶,擁有7個製造所和獨立煤礦、鐵礦的「鋼遷會」成為抗戰大后方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基地,奠定了「軍工自給自足之基礎」。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刊文稱:「作為‘作戰力的一個標誌’的鋼鐵工業在重慶迅速發展,最多時佔全國90%。」第21兵工廠生產武器所需的鋼材,絕大部分都來自「鋼遷會」和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廠(后來的重慶特鋼廠)。

全面抗戰伊始,國民政府便決定將東部地區的工業企業儘可能遷往西部內陸,以免資敵。這場工業內遷運動后來被教育家晏陽初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嚴鵬所著的《簡明中國工業史(1815—2015)》顯示,武漢撤守后,政府協助繼續內遷的企業共448家,有機器材料7900噸,技術工人12080人。到1940年,內遷企業大部分實現復工,涉及鋼鐵、機械、化工、電器、紡織、食品等眾多行業。這些企業中與國防相關者,數量佔比達60%以上。

歷史是一場長跑。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工業內遷運動中那些與國防關係度相對不高的領域,卻暗中積蓄着未來將中國工業化不斷推上新臺階的力量。

棉紡工業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中發展最快、最具規模的生產部門。但隨着當時中國三大紡織工業基地「上青天」(上海、青島、天津)等失陷,中國的紡織工業幾乎損失殆盡,成為中國工業部門中損失最大者。為躲避日本侵略,近百家紡織企業選擇內遷,其中以內遷重慶的「四大紗廠」為代表,即申新四廠、河南豫豐紗廠、湖北裕華紗廠、沙市紗廠。

其中,申新四廠是榮家所屬企業。榮家企業包括茂新麪粉公司、福新麪粉公司和申新紡織公司三個系統及其附屬企業,是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民族資本家企業。新中國成立之初,榮家二代榮毅仁執掌申新紡織公司。1954年,榮毅仁率先在申新紡織公司系統內實行公私合營,並積極推動整個上海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他本人成為公私合營的標杆人物,被譽為「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后來一度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站在整個國家層面推動行業發展。在榮毅仁等人的帶領下,紡織工業在新中國成立后復甦並發展。

抗戰中內遷重慶的還有中央工業試驗所。保利集團所屬中國食品院的中國工業微生物菌種保藏管理中心(CICC)是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歷史最悠久、最具特色的國家菌種資源庫之一,其前身是中央工業試驗所化學組釀造研究室。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保護最早收集下來的幾百瓶菌種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時任中央工業試驗所釀造研究室主任金培松孤身隱藏、搶救和保護。1941年9月,金培松在中央工業試驗所創辦的《工業中心》雜誌上發表論文,將收集保藏的323種微生物菌種進行系統整理、編目、公佈。目前,CICC收集保藏的菌種已達到14000余株。

人類使用微生物發酵進行生物製造歷經三次變革。第一代生物製造以釀酒、醃菜等傳統發酵應用為代表,第二代生物製造以檸檬酸、味精等現代工業發酵應用為代表,中國食品院在這兩方面擁有深厚積累。如今,以合成生物學為基底的第三代生物製造風起雲涌。這個有望重塑醫藥、能源、食品等行業的新領域被視為「有潛力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力量」,從而成為世界各國爭相搶佔的制高點。中國食品院獲批國務院國資委合成生物領域原創技術策源地。利用基因工程手段改造微生物菌種,一根根小小的凍干管里藏着未來世界的廣闊天地。

抗戰中,中國的工業火種得以保存。但從工業火種到世界工廠,二者之間還有上下求索的漫漫長路。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京召開。這是我黨在新中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提出「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主要任務。

20世紀30年代蘇聯從落后農業國蝶變為全球第二大工業國的奇蹟震驚世界,二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在全球掀起「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浪潮。中國也不例外。蘇聯援建的「156工程」在「一五」時期開工147項,其中輕工業領域僅有1個造紙廠和2個製藥廠,其余均為重工業項目。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政府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起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的資本比較密集、技術密集的先進產業,從而使中國迅速成為強大的國家。中國在60年代試爆原子彈,70年代人造衞星上天,就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直接目的而言,應該説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最初的目標。」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林毅夫説。但他同時指出,中國為此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首先是結構的不平衡。從產業結構來看,中國非常接近於發達國家。但是從就業上看,中國完全是一個落后的農業經濟,超過70%的勞動力還在農業部門。「這代表資源沒有得到很好地配置。」

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決定迴歸比較優勢,重構工業化戰略。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多發展一些投資少、收效快、賺錢多、國內外市場需要的輕工業,少發展一些投資多、建設周期長的重工業。」

這是一場勞動力工業化與市場需求拓展的雙向奔赴。

鄉鎮企業在勞動力工業化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70年代的社隊企業。改革開放后,鄉鎮企業將重心從「小鋼鐵」等重工業轉移到輕工業,生產各種國內外具有廣闊市場的廉價輕工消費商品,如服裝、玩具、餐具、辦公用品等。鄉鎮企業的發展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大幅增加了農民收入,一個有購買能力和意願的農村市場蓬勃興起。供給與需求如磁鐵般對接,工業革命的齒輪緩緩啟動。

「農業國的工業革命只能在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國家意志支配下,主要從鄉村地區卑微地、温和地、穩健地開始。它必須是一個自下而上的市場發育過程。」清華大學教授文一認為,農村的原始工業化過程是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最基本的方式。而一旦按正確順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金融危機都難以阻止的。

時來天地皆同力。20世紀90年代,曾經因冷戰而割裂的世界開始加速全球化進程,中國的工業化面對着一個相對開放的世界體系和正在產業轉移的發達經濟體。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加深度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出口額佔GDP比重從1980年的5.9%提升到2006年的峰值35.4%,此后雖有所回落,但近10年來基本保持在18%左右;中國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的位次,1980年為第26位,從2009年起一直穩坐頭把交椅;中國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80年的0.9%提升到2023年的14.2%。

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工業製成品出口值就超過初級產品出口值,且差距不斷擴大,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紡織業,中國自1994年起就一直是全球紡織服裝第一大出口國,出口額的全球佔比多年保持在約1/3。

「世界工廠」從冰冷的數字走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2005年1月1日,美國邦焦爾尼一家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抵制中國貨運動。女主人薩拉在《離開中國製造的一年:一個美國家庭的生活歷險》一書中寫道,儘管他們成功了,但事實上他們已經根本離不開中國製造。「‘中國’,在DVD播放機上散發着幽藍的光;‘中國’,在客廳一角聖誕樹上垂下的燈泡和玻璃球上閃閃發亮;‘中國’,在我腳下的條紋襪子上蹭得我腳癢癢;‘中國’,躺在門口那一堆髒鞋上,透過紅發洋娃娃的刺繡眼睛,打量着周圍的世界,還用中國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國’,從鋼琴上擺放的檯燈灑下一輪黃色的光暈。」

隨着工業化進程不斷向前,國有經濟的佈局調整在世紀之交按下加速鍵。

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和改組國有企業」,實行「有進有退」的改革主張。文件劃出「進」的範圍——「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此后,國有經濟在軍工、能源、電信、冶金、基建等領域跑出加速度,而在一般性競爭領域佔比急劇下降。

這一佈局調整暗合了中國的第二輪重化工業化趨勢。從世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來看,人均GDP進入2000美元以后,工業結構呈現從輕型製造業為主轉向重型製造業為主的趨勢。在這一階段,充分吸收和應用當時的先進科學技術,大力發展附加值高、帶動力強的重化工業、裝備製造業是一個基本特徵。與新中國前30年由國家意志強推的第一輪重化工業化不同,21世紀初開始的第二輪重化工業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的自然升級。

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疊加重化工業化,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製造業第一大國,中國經濟深度嵌入世界經濟。但成長的煩惱接踵而至。

「舊模式、舊生產力所生產的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技術門檻比較低的,在國際競爭中已經逐漸失去比較優勢。」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説。他解釋,供給側,中國的人口已經轉向負增長,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帶來的低成本優勢已經不再,中國自己的礦產資源、水資源,包括國際貿易環境,都已無法持續支撐粗放低效的經濟增長模式;需求側,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過去要着力解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問題,如今要解決從多到好、從粗到精的問題。

外部環境也發生新變化。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最前沿和主戰場。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印發,新一輪國企改革拉開帷幕。這份綱領性文件明確了「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其中「前瞻性戰略性產業」成為推動國有資本集中的3個方向之一。此后10年,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內容雖有調整,但「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一直包含其中。

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雙重助推下正在厚積成勢。2023年,國務院國資委啟動中央企業產業煥新行動和未來產業啟航行動。2024年,中央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營業收入佔總營收的比重提升4.2個百分點;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投資2.7萬億元、同比增長21.8%,佔投資總額的比重首次突破40%。

佈局新產業,離不開科技創新能力的強大支撐。

2021年1月30日,華龍一號全球首堆——中核集團福清核電5號機組投入商業運行。華龍一號是中核集團與中廣核聯合研發的我國自主三代核電,中國成為繼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國家之后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電技術的國家。「無論你花多少金錢,都不可能買來真正的核心技術。引進技術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競爭力在於自主創新。」華龍一號總設計師邢繼説。目前,華龍一號已成為中國核電發展的主力堆型,也是全球在運在建機組總數最多的三代核電技術,中國核電技術水平和綜合實力躋身世界第一方陣。

「我們的目標是打造一款世界級飛機,它不僅代表中國商飛的水平,也要代表中國水平,又要與國際接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商飛首席科學家、C919系列總設計師吳光輝説。2017年5月5日下午2點,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一架白藍綠三色塗裝的大型飛機在萬衆矚目之下起飛、盤旋、降落。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備國際水準的干線飛機C919圓滿完成第一趟藍天之旅。截至2025年6月,中國商飛已累計交付至少20架C919飛機。

從實現國產化起步,部分領域進一步完成從跟跑並跑到領跑的超越。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三峽工程左岸機組招標時,歐美巨頭完全壟斷並精心設計了各種技術壁壘。數年后,哈電集團與東方電氣參與了三峽工程右岸機組的研製工作,與左岸機組同台競技。此后,兩家央企又自主研製了溪洛渡、向家壩水輪發電機組,不斷刷新水輪發電機組的最大容量紀錄。2021年6月28日8時8分,哈電集團研製的白鶴灘水電站右岸14號機組帶負荷100萬千瓦成功,成為全球首臺實現100萬千瓦滿負荷發電的機組。白鶴灘水電站全部16臺機組均由上述兩家央企自主研製。「我們登上了水電領域的珠穆朗瑪峰。」哈電集團首席科學家覃大清説。

東方電氣集團自主研製的白鶴灘水電站左岸8台百萬千瓦機組

東方電氣集團自主研製的白鶴灘水電站左岸8台百萬千瓦機組

2024年12月,採用永磁牽引技術的時速400千米CR450動車組樣車在北京發佈。21世紀初,中國曾引進加拿大、日本、法國和德國的高速動車組技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自主研製的復興號高速列車在速度、加速度、牽引動力等關鍵指標已領先國際同行。中國中車首席科學家馮江華深耕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永磁牽引技術領域,2018年他曾在德國行業展覽會上看到國際同行展示的首款樣車。「那時我國的永磁牽引技術高鐵列車已投入商業運行,但他們還只是一臺樣車,確實是有點兒小自豪的。」

高端裝備製造業也帶動了現代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

2024年1月1日,國產首艘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開啟商業首航

2024年1月1日,國產首艘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開啟商業首航

2024年1月1日,國產首艘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開啟商業首航。這艘擁有2125間客房、可容納5246名賓客的郵輪,標誌着中國摘得造船業「皇冠上最后一顆明珠」,成為繼德國、法國、意大利、芬蘭之后全球第5個有能力建造大型郵輪的國家。曾經日軍壓境的吳淞口,如今已建成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港。為期7天6晚的航程,途經韓國濟州、日本長崎和福岡。「愛達·魔都號」在海面畫出一條友誼的絲帶,聯結着那些曾經因戰爭而撕裂的土地。歡笑的人羣沉醉在新年的煙火里,遙相吟誦着「共慶新年笑語譁」的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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