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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05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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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生態修復網)
地下水碳循環貢獻評估——以塔里木盆地為例
馬洪雲1,2,3 ∗,劉江1,2 ,王化齊1,2 ,李成柱1,2 ,馬紅娜1,2 ,李艷娥1,2
1 中國地質調查局西安地質調查中心(西北地質科技創新中心),西安 710119
2 中國地質調查局西安地質調查中心陝西省水資源與環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西安 710119
3 中國地質調查局西安地質調查中心中國地質調查局乾旱半乾旱區地下水與生態重點實驗室,西安 710119
摘要: 地下水是表層土壤碳庫的重要碳排泄項, 準確評估地下水碳循環量對區域碳均衡研究意義顯著。評估地下水碳循環量首先需要確定地下水中的碳元素的來源, 並分析碳遷移轉化過程。以塔里木盆地主要支流流域為研究區, 分析地下水主要溶質的水化學來源及遷移轉化特徵, 結果表明, 地下水中的碳元素主要來源於水分入滲過程而非徑流過程, 即地下水碳主要來源於表層土壤碳庫, 而其他主要元素多來源於徑流過程中的礦物溶解, 這是判定地下水碳循環量能否視為碳匯的關鍵;在地下水徑流過程中, 隨着溶解總固體(TDS)的增加, 重碳酸根離子可能進一步轉化為碳酸鹽及遊離二氧化碳, 從而會降低高TDS地下水中的碳含量, 這部分樣本需要在評估方法中加以甄別。以此為基礎, 結合各片區地下水循環量, 建立地下水碳匯評估方法並進行評估, 結果顯示, 塔里木盆地7個主要支流地下水碳匯量約為151×104t/a(以碳計), 這部分碳匯是表層土壤碳庫最主要的排泄途徑之一, 其碳匯貢獻較大, 是陸地碳平衡的重要組成, 不容忽視。
為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近年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先后推出了「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目標, 並積極研究碳循環過程。在這一研究過程中, 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及碳收支的動態研究是核心內容之一[1—2], 因為, 陸地生態系統碳庫的微小變化會導致大氣CO2濃度的明顯波動[3—4]。
陸地生態系統中的碳主要儲存在生物量和淺表土壤兩個碳庫中[5—7], 表層土壤中的碳主要來源於植被掉落物和根系, 是生物量碳庫的一種延續, 因此, 兩個碳庫是相互關聯的。同時, 這兩個碳庫也存在庫容上限, 並不會持續增加[8—9]。因此, 研究這兩個碳庫的排泄去向及排泄速率應該成為陸地生態系統碳匯研究的關鍵。
研究表明, 表層土壤中的有機碳進一步降解, 最終轉化為二氧化碳、甲烷等氣態物質和無機碳。其中, 氣體物質或返回大氣, 或溶解在土壤水中並隨入滲水進入到地下水系統中;剩余的不易降解的無機碳則長期儲存在土壤層中[10]。儘管土壤微生物的參與會加速土壤有機碳的降解過程, 有機碳降解依然非一蹴而就。在降解過程中, 有機碳會被分解為各類土壤腐殖質, 包括胡敏酸、富啡酸、胡敏素等等, 這些腐殖質會提供大量的羧基、酚羥基、醇羥基等水化學功能團, 使得腐殖酸更易溶於水[11—12]。即, 如果土壤水入滲速度快, 或入滲事件發生頻繁, 地下水會成為土壤碳庫更為重要的排泄去向, 並減少碳元素返回大氣的比重。
無論如何, 土壤水入滲有利於降低表層土壤碳含量, 以便騰出表層土壤碳庫容量, 從而接納更多植被掉落物[13—15]。可見, 地下水循環系統中的碳循環研究對陸地生態系統碳匯十分重要[16]。
在地下水系統的碳循環研究中, 關注碳酸鹽風化過程的碳匯效應的研究較多[17—23]。結果也表明, 碳酸鹽風化的碳匯效應較為顯著, 其他基岩如硅酸鹽風化的碳匯效應十分微弱[24]。相較而言, 將地下水視為表層土壤碳庫的排泄項來研究的較少, 而湖泊等地下水系統排泄終端的碳匯效應研究並不少見[25]。
在地下水系統中, 碳元素通常以重碳酸根為主要存在形式, 地下水循環速率較慢, 會將碳元素長時間封閉在含水系統中, 成為大氣碳匯的儲存庫。研究表明, 這部分碳匯量在量級上不容忽視, 銀川盆地淺層地下水系統中的碳匯量佔盆地表層有機碳匯的1/5左右, 地下水碳庫成為土壤表層碳庫的重要排泄項[26]。
本文以塔里木盆地為研究區, 從不同水體水化學角度分析地下水中碳元素的來源及水循環過程的碳遷移途徑, 探討評估地下水碳匯量的計算方法, 為研究地下水碳匯效應提供評估案例。
1 研究區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塔里木盆地地處中緯度歐亞大陸腹地, 西起西南天山與崑崙山交會部位山前帶, 東至甘肅省界, 北起天山南麓山前帶, 南到崑崙山一阿爾金山北麓山前帶[27], 面積約55.7萬km2。
塔里木盆地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區, 屬大陸性暖温乾旱氣候, 氣温多年平均值為10.5—12.2℃, 極高值為42.2℃, 極低值為-30.9℃, 晝夜温差15—17℃。全區多年平均年降水量111.1mm, 分佈變化較大, 降水多分佈於周圍的山區, 平原區降水量稀少(40.8—70.9 mm);同時, 潛在蒸發量大, 多年平均年蒸發度可達2910.5 mm。
塔里木盆地水文地質單元完整, 從地貌上可劃分爲山區、山前礫石平原、細土平原、塔克拉瑪干沙漠等, 其中, 山區是水資源的主要形成區;山前至細土平原為水資源的徑流與轉化區;沙漠為水資源的最終排泄區。山區形成的水資源以地表水為主, 形成的主要河流有塔里木河、葉爾羌河、和田河、車爾臣河、阿克蘇河、喀什噶爾河、孔雀河等, 多年平均總徑流量392.54×108m3/a, 各主要河流的水質普遍較好;地表水在山前礫石平原區大量轉化為地下水, 地下水徑流至細土平原溢出, 形成泉集河、湖泊等地表水體, 后又入滲轉化為地下水, 形成地表水和地下水多次轉化的特點, 在這一徑流過程中, 受溶解作用和蒸發濃縮作用的雙重影響, 水質逐漸變差;塔克拉瑪干沙漠區是盆地水資源的最終排泄區, 沙漠區地下水和沙漠區湖泊水質一般較差, 總溶解固體(TDS)多大於5 g/L。
植被生態狀況方面, 受水資源總量匱乏、時空分佈不均等因素制約, 塔里木河流域植被覆蓋率低且分佈不均勻, 除了荒漠河岸、河灘地帶和沖積扇緣溢水地帶生長着特有的荒漠河岸林外, 絕大部分地區僅生長旱生或超旱生灌叢, 全盆地植被覆蓋度不足6%[28]。
因此, 生態碳庫, 包括綠洲區植被碳庫和表層土壤碳庫, 主要集中在山區和山前等綠洲區, 中央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區生態碳庫容量較少。
1.2 數據來源
本次收集整理地下水水質數據464個, 其中大部分分佈於山前礫石平原和細土平原, 共計461處;收集沙漠區分層水質數據1組, 包括4個不同層位數據。數據位置見圖1。數據涉及區域較廣, 受本區水文地質研究精度所限, 採樣時未按照潛水、承壓水等類型加以區分, 採樣深度多為100 m以淺;沙漠區4組地下水為同一井位不同深度分層取樣, 採樣深度分別為0—44 m、62—97 m、140—203 m和232—400 m, 分層依據實際主要含水層位確定, 未發現明顯隔水層。水樣檢測指標較為全面, 包括全分析和有機微量組份分析, 但本次研究主要關注鉀(K+)、鈉(Na+)、鈣(Ca2+)、鎂(Mg2+)、氯(Cl-)、硫酸根(SO42-)、重碳酸根(HCO3-)、硝酸根(NO3-)、遊離二氧化碳(CO2)等指標。
收集王建等整理的塔里木盆地內各主要河流水質數據10個[29]。
2 結果與討論
2.1 地下水中碳元素的來源分析
地下水中的化學元素主要來源於入滲和徑流過程的溶解作用, 分析各化學元素組份的變化可以確定各元素的來源, 從而確定地下水中的碳元素是否來源於土壤。這是確定地下水循環是否為土壤碳庫排泄途徑的重要依據。
塔里木盆地的陸地水資源具有統一的循環規律, 即從周圍的山區形成, 依次經過山前礫石平原和細土平原, 最終向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匯集。這一過程中, 水中的溶質組份總含量始終在增加, 對比不同水體的陰陽離子總含量(以陰陽離子的電荷毫摩爾量計, 見圖2)可知, 出山口位置的河水溶質含量最低, 總陽離子量(或總陰離子量)在2.1—8.0 mmol/L之間, 均值約為4.5 mmol/L;平原區地下水的溶質含量變化幅度較大, 總陽離子量(或總陰離子量)在4.0—348.9mmol/L之間, 均值為35.9 mmol/L, 溶質增加明顯;沙漠區地下水溶質含量最大, 總陽離子量(或總陰離子量)在213—1840 mmol/L之間, 不同層位存在較大差異, 深層水溶質含量較淺層水大。
水中總溶解固體(TDS)隨水循環過程的顯著增加主要受溶解作用控制, 蒸發濃縮作用也會對水質產生一定的影響。分析表明, 地下水中的主要陰陽離子, 除重碳酸根離子外, 包括硫酸根、氯離子、鈉離子、鉀離子、鈣離子和鎂離子在內的六個主要離子都是通過溶解過程逐漸進入地下水中的, 而重碳酸根離子的濃度則是在地下水形成之初就已確定。
在圖2的地下水的陰陽離子對比中, 若在總陽離子中剔除鈣/鎂離子, 和鉀/鈉離子, 再與總陰離子對比(圖3), 可以看到, 陰陽離子擬合線的斜率都會發生較大程度降低, 分別從1降低到0.65和0.36。説明這些陽離子的含量變化與總離子含量變化一致, 它們的變化規律與水體總溶質濃度變化規律正相關, 都是隨着地下水徑流過程逐漸進入地下水中的, 即主要通過溶解作用進入水體。
同樣的, 在圖2中, 若剔除陰離子中的硫酸根離子和氯離子(圖4), 陰陽離子擬合線的斜率也會發生較大程度變化, 分別從0.99降低到0.63和0.39。説明硫酸根離子和氯離子與各主要陽離子的變化規律相似, 也與水體總濃度變化規律正相關, 都是隨着地下水徑流過程逐漸進入地下水中的, 也都是通過溶解作用進入水體的。
然而, 重碳酸根離子含量變化與其他離子截然不同。若在圖2中剔除重碳酸根離子(圖4), 可以看到, 陰陽離子擬合線的斜率並未發生較大變化, 僅從0.99下降到0.96, 這説明在地下水徑流過程中, 重碳酸根離子濃度幾乎未發生變化, 重碳酸根離子並非是在這個過程中溶解進入的, 與其他離子差異顯著。
直接對比陰離子含量與重碳酸根離子含量(圖5)可見, 兩者相關性很差, R2僅為0.0768, 也説明在陰離子總量隨地下水徑流過程增加時, 重碳酸根離子並未有實質性的增加。
原因在於, 大部分地下水在形成之初, 重碳酸根離子相關的礦物溶解度已經達到飽和, 不能在之后的水循環過程中繼續溶解, 因此, 重碳酸根離子濃度不會隨着地下水徑流過程持續增長。
在本區地下水樣本中, 選擇不同總陰離子含量的地下水樣本點, 應用PhreeQC(V3.7.3)對水樣進行溶質平衡分析(即Solution計算), 分析主要溶質的礦物飽和指數, 結果見圖6。
從水體主要溶質離子涉及的礦物飽和指數分析來看, 重碳酸根離子相關的礦物, 如白雲岩(Dolomite), 方解石(Calcite)和文石(Aragonite)隨陰離子總量的增加而增長, 在陰離子總量達到10 mmol/L之前(約為7.5 mmol/L時)已經達到飽和, 未達飽和的地下水樣本點佔地下水總樣本點的6.5%。正是因為大部分地下水在形成之時, 重碳酸根相關的礦物已經達到飽和, 重碳酸根離子含量並未隨地下水徑流過程繼續增加。同時也可以看到, 在陰離子總濃度超過100 mmol/L時, 重碳酸根離子相關的礦物飽和指數開始下降。可能原因為, 隨着地下水的徑流, 重碳酸根出現了隨礦物結晶析出的現象。
相比之下, 硫酸根相關的礦物, 如石膏(Gypsum)和無水石膏(Anhydrite)表現出隨陰離子總量增加而持續增長的趨勢, 其中石膏在陰離子含量超過400mmol/L左右時達到飽和狀態, 無水石膏始終未達到飽和。氯離子相關的礦物石鹽(Halite)和鉀鹽(Sylvite)也同樣隨陰離子總量增加而持續增長, 而且始終未達到飽和。
綜上, 地下水中的碳元素主要形成於入滲過程, 即來源於土壤表層碳庫;在之后的地下水徑流過程中溶解作用對碳元素含量影響輕微, 即徑流過程中碳元素進入量微乎其微。
2.2 地下水徑流中碳元素變化
對比圖5中河水與地下水中重碳酸根離子含量可見, 地下水中重碳酸根離子濃度遠高於河水。河水中的重碳酸根含量相對較低, 含量在0.6—3.88 mmol/L之間, 均值為2.57 mmol/L;而地下水中重碳酸根離子含量變幅較大, 在0.8—30 mmol/L之間, 均值為6.75 mmol/L。研究表明河水中的大部分溶質主要來源於山區基岩分化, 一般並未達到飽和。河水流出山區后再次入滲山前礫石平原, 入滲過程中溶解了大量表層土壤中的可溶性有機碳, 使得地下水中的重碳酸含量顯著高於河水。
圖5還顯示, 與綠洲區相比, 儘管沙漠區地下水中陰陽離子總含量較高, 但重碳酸根離子濃度卻顯著降低。可能原因為, 隨着地下水徑流, 水體TDS逐漸增高, 一些溶解性較低的礦物會率先析出, 而碳酸鹽類正是最先析出的礦物, 因此, 重碳酸根離子濃度會在地下水TDS達到一定高度時開始降低。
這部分隨着碳酸鹽析出而被固定在介質中的碳元素, 會被長期封存在沙漠深層的含水介質中, 同時, 碳酸鹽析出過程也可能使得遊離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本次沙漠區地下水樣本點遊離CO2含量在6.82—22.74 mg/L之間, 綠洲區地下水樣本點多為未檢測出), 這種現象在地下水排泄區的高TDS水樣中比較常見, 這部分碳元素雖然已經變為二氧化碳, 可以隨着水循環過程繼續遷移, 但依然被封存在深層含水層中, 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法返回大氣, 也成為大氣碳匯的長期貢獻。
對比了重碳酸根佔陰離子的比例與陰離子含量(圖7)可以看出, 重碳酸根佔比在河水中最大(均值為0.4746), 綠洲區的地下水中次之(均值為0.2823), 沙漠區地下水中最少(均值為0.0060), 與陰離子總含量的變化規律正好相反, 即, 隨着水體中陰離子含量的逐漸增大, 水體中重碳酸根離子所佔比例在迅速下降。一個原因是, 重碳酸根離子並未像其他離子一樣, 隨着溶解作用持續加入水體中;另一個原因是, 在水體溶質含量增大到一定程度后, 重碳酸根逐漸析出並轉化為碳酸鹽和遊離二氧化碳, 這一現象在水體的陰離子總含量超過100 mmol/L時更為明顯(圖7)。
相比而言, 硫酸根佔陰離子總含量的比例對陰離子總含量的變化更為複雜(圖8), 可以看到, 硫酸根佔比在綠洲區地下水中最高(均值為0.3670), 河水中次之(均值為0.3352), 沙漠區地下水中最低(均值為0.0701), 即, 隨着地下水的徑流, 硫酸根含量先增加, 后急劇減小。前期增加是由硫酸鹽溶解造成的, 而后期減小是由於石膏類(Gypsum)、硫酸鎂鹽類(Hexahydrite)等硫酸鹽析出造成的。
氯離子佔陰離子的比例則隨着陰離子總含量的增加在持續增加(圖9), 直觀的顯示為河水氯離子佔比最低(均值為0.1852), 綠洲區地下水中逐漸增大(均值為0.3334), 沙漠區地下水中佔比最大(均值為0.9235)。
綜上, 碳元素在地下水中的佔比隨着各類溶質的增加逐漸降低, 原因可能有兩個, 一個是碳元素在地下水徑流過程中溶解進入比例微乎其微, 其佔比被其他陰離子逐漸取代;另一個是碳元素會在水體TDS較高時(本次分析顯示為陰離子總含量超過100 mmol/L時), 結晶析出, 並大量轉化為碳酸鹽和遊離二氧化碳, 從而降低地下水中的含量。因此, 在地下水碳循環量計算時需要剔除部分高TDS地下水樣本點, 提高計算準確性。
2.3 地下水碳匯量評估及討論
爲了準確計算水循環過程中的碳遷移量, 需要對參與碳遷移計算的地下水樣本點進行篩選, 以提高參與樣本點對土壤碳庫排泄強度的代表性。基於地下水循環循環過程的水化學分析, 低TDS地下水的重碳酸濃度更能代表土壤碳庫的排泄強度, 且地下水陰離子總含量大於100 mmol/L時, 重碳酸根離子濃度會因為碳酸鈣等礦物的析出而出現明顯減小。本次選取陰離子總含量小於100 mmol/L的地下水樣本來計算塔里木盆地各片區地下水碳元素含量。
經過篩選, 461個地下水樣本中, 有437個地下水樣本的陰離子總含量小於100 mmol/L(圖1中組1樣本點), 這些樣本作為本次地下水碳匯評估的水化學數據基礎, 參與計算每個片區的平均碳遷移量。
目前, 塔里木河流域可分為9個片區, 包括1個干流區, 7個支流區域和塔哈拉瑪干沙漠區, 其中支流區包括渭干河流域、阿克蘇河流域、開都河流域、喀什-葉爾羌河流域、和田河流域、克里雅諸河流域和車爾臣諸河流域。受數據分佈限制, 本次僅評估7個支流流域的碳匯量。
各支流流域地下水循環量共計285.39×108m3/a, 各支流流域地下水循環量見表1。地下水碳遷移量以各片區樣本點的重碳酸根濃度平均值計, 統計結果在101.29—459.03 mg/L之間(表1)。各支流流域碳匯計算過程非常簡單, 以各支流流域地下水循環量乘以重碳酸根離子濃度求出碳匯量, 單位換算為以碳計即可。7個支流區域計算碳匯量共計151.23×104 t/a。
2.4 可能存在的異議
地下水碳匯作為表層土壤碳庫的排泄項, 對碳中和意義重大。目前, 地下水岩溶碳匯方面的研究較多, 其他地下水系統研究較少[30]。本次評估顯示, 非岩溶地下水系統的碳匯也相當可觀, 雖然塔里木盆地地處內陸乾旱區, 水資源量匱乏, 受地下水循環量限制, 地下水碳匯量也相對有限, 然而, 這部分碳匯量卻是土壤碳庫最重要, 甚至是唯一的, 碳排泄項, 其余的土壤碳或者繼續儲存在土壤層中, 佔用土壤碳庫容量, 或者最終返回大氣, 成為新的碳源。因此, 在大氣碳庫與土壤表層碳庫的動態平衡關係中, 地下水碳匯成為陸地碳匯收支平衡研究的重要組成[31], 應該被給予更多關注。
地下水碳匯作為表層土壤碳庫的排泄項, 並非是個別現象, 而是普遍存在的, 不僅限於塔里木盆地這樣的內陸盆地[32]。只是, 在內陸盆地中, 地下水有着完整的補給、徑流和排泄區, 相應的, 碳循環也表現出了相對完整的溶解、遷移和沉降等水化學過程。因此, 分析內陸盆地的地下水水化學特徵可以較為直觀的看到碳元素隨水循環過程的變化特徵, 從而評估出地下水碳匯貢獻量。對於非內陸盆地的流域, 地下水排泄終端往往為河流, 水化學特徵分析並不能直觀的反映出碳沉降或碳封存的過程。但地下水中碳元素的來源依然是土壤表層碳庫, 地下水碳匯的性質並未發生質的變化。因此, 本文所探索的評估方法依然可以作為借鑑, 用於評估不同流域地下水對碳中和的隱匿作用。
當然, 對於不同流域, 如何更爲準確的定義和評估地下水碳匯的貢獻還應該依據具體水化學循環特徵加以調整和校對。
3 結論
(1) 地下水中的碳元素主要形成於水分入滲過程, 即地下水中的碳主要來源於土壤表層碳庫的排泄, 這是判定地下水碳循環量被視為碳匯的關鍵;地下水徑流過程中, 因為主要碳酸鹽已達到或接近飽和, 溶解作用對碳元素的增加效果輕微。
(2) 碳元素在地下水中的佔比隨着各類溶質濃度的增加逐漸降低。以重碳酸根佔總陰離子的比例來看, 這一比重的均值在河水中最大, 為0.4746;在綠洲區的地下水中次之, 為0.2823;在沙漠區地下水中最少, 僅為0.0060。因此, 高TDS的地下水樣本需要在評估方法中加以甄別, 以便準確計算地下水碳匯量。
(3) 塔里木盆地七個支流流域碳匯量評估為151.23×104 t/a(以碳計), 這部分碳匯量雖然量級較小卻是表層土壤碳庫最主要的排泄途徑, 是陸地碳匯收支平衡研究重要組成, 對碳中和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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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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