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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0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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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生態修復網)
第一作者:林楠
通訊作者:林楠
通訊單位: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
文章鏈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est.5c05147
圖文摘要
成果簡介
近日,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環境與生態研究院林楠團隊在知名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發表了題為「State of the science on 1,4-dioxane: Emission sources, global contamination, and regulatory disparities」的綜述論文。論文系統整合多介質監測、產業統計與市場數據,首次提出全球尺度的1,4-二噁烷排放量估算框架,釐清排放結構已由20世紀的有意生產(作為氯化溶劑的穩定劑)轉向當下以聚酯材料(PET)製造與表面活性劑合成的工藝副產物為主、生活面源排放同步上升的新態勢,並揭示了「歷史遺留污染+當代新興污染」並存的時空賦存格局。研究進一步比較了主要的風險評估方法與飲水標準差異,提出「排放-環境-監管」的協同分析框架與以源頭控制優先的治理思路,為流域管控與飲用水安全決策提供了可操作的證據基礎。
引言
近年來,全球公共健康面臨新污染物帶來的系統性挑戰。由於隱蔽性、持久性與潛在健康危害,新污染物已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衞生組織等機構列為環境治理重點。1,4-二噁烷作為典型代表,具有高水溶性、難降解、潛在致癌性等特徵,既存在於工業鏈條,也滲透日常消費品與生活污水系統,正快速演變為全球環境風險的前沿議題。歷史上,它主要作為氯化溶劑穩定劑生產和使用,排放與污染集中在歐美日等傳統工業國家;近年來,則作為PET與表面活性劑生產的副產物而導致無意排放激增,並在地表水與飲用水中頻繁檢出,形成長期、低劑量暴露的公共健康隱患。與其環境暴露現狀不相匹配的是:全球範圍內缺乏系統的排放清單與長期賦存追蹤,風險評估與監管標準差異顯著,加劇了跨區域環境治理與健康風險管控的不確定性。基於此,本綜述以跨學科證據整合為核心,構建排放-污染-監管的協同分析框架,對1,4-二噁烷的全球排放來源、時空分佈與監管分歧進行系統梳理與量化評估,力圖為源頭減排、產品限量、重點流域監測與標準制定提供科學支撐。
圖文導讀
全球排放格局與源頭轉型
文章首先展示了1,4-二噁烷的全球排放估算框架及核心結論:20世紀末(約2000年)工業排放合計爲645–1522噸,主要來自美、歐、日等歷史生產國;而至2023年,全球工業排放增至3868噸,排放源由「穩定劑的刻意生產/使用」轉變為「PET聚酯與乙氧基化表面活性劑產業鏈的副產物」主導,並且主要集中於亞洲等快速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同時,過去被忽視的生活源首次被量化,2023年估算為711–832噸,來自含乙氧基化表面活性劑的日化產品日常使用與排放;三條獨立思路(原料殘留×市場量、成品含量×使用頻次、生活污水濃度反推人均排放)給出了相互印證的量級。綜合工業與生活兩端,2023年全球總排放約4589–4700噸,體現出總量顯著上升、主導地區轉移與源型結構多元的態勢。
圖1 1,4二噁烷的全球排放估算框架。
PET產業驅動的工業排放時空格局
1,4-二噁烷的工業源排放在21世紀主要由PET纖維產業長期、持續驅動。本文以政府統計與產量數據為底座,結合行業排水濃度與工藝排放係數,構建自下而上的工業端估算框架,並用年度PET纖維產量的時序變化解釋近幾十年的排放抬升。結果表明,1,4-二噁烷單位產量排放強度達50噸/百萬噸PET,據此推得全球工業排放由1975年168噸增至2023年3555噸;若PET產業污水普遍達標處理,2023年可降至約498噸(圖 2a)。空間上,2013年亞洲佔比約93%(圖 2b);中國在2010–2013年貢獻了全球PET纖維產量的66.3–71.6%,據此保守估算,中國來自PET生產的1,4-二噁烷排放由2010年1206噸增至2023年2488噸。美國方面,有害物質排放清單(Toxics Release Inventory,TRI)提供了其境內1,4-二噁烷工業排放的長期記錄(圖 2c);與產量佔比(近年約~3%)相結合,PET生產導致的1,4-二噁烷排放在2014年與2015年的直接報告分別約138噸和170噸。綜合以上證據,21世紀全球最大貢獻區轉向亞洲的結論清晰成立,而該遷移主要由PET產業驅動。
圖2(a)1975–2023年全球聚酯(PET)纖維生產環節的1,4-二噁烷工業排放量估算;(b)2013年各大洲PET纖維生產導致的1,4-二噁烷工業排放量估算;(c)美國有毒物質排放清單(TRI)報告的美國境內1,4-二噁烷工業排放總量。
全球污染的空間分佈特徵
在前述源端證據基礎上,進一步將分析重心由「排放」轉向「環境賦存」,以統一的方法學口徑比較歷史生產國與新興工業區在飲用水、地表水和非污染場地地下水三類介質中的濃度分佈(圖3)。一,飲用水呈現顯著的洲際梯度:亞洲最高、歐洲居中、北美最低。以0.35 μg/L為風險參照閾值,美國UCMR3報告約21%的樣品檢出、6.9%超標(最低報告限0.07 μg/L);而中國的全國性監測顯示陽性率≈80%,>0.35 μg/L的比例約30%,提示當代工業工藝副產與生活面源已更直接外顯於供水端。二,地表水的區域對比顯示,歷史生產國的中位數約0.25 μg/L,高於非歷史生產國的0.08 μg/L;但在亞洲典型工業走廊與超大城市羣,有較高的1,4-二噁烷含量,以黃浦江(2018–2019)為例,檢出率已達100%,中位數和最高值分別達1.66 μg/L和8.31 μg/L,體現當前排放對地表水的突出影響。三,非污染場地地下水更能記錄長期累積:歷史生產國受遺留污染以及1,4-二噁烷持久性影響,中位數多處於0.23–0.35 μg/L區。總體而言,地下水作為「慢變量」反映歷史負荷及緩慢修復趨勢,而地表水與飲用水作為「快變量」更敏感地響應當代輸入;這一「慢-快」分化與圖2所揭示的源端轉移與面源升權相互印證,確保跨區域比較可主要歸因於真實排放與環境輸入。
圖3 不同區域水環境中1,4-二噁烷濃度的箱線圖,包括飲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USA:美國;SK:韓國;UK:英國)。
時序變化趨勢:總體穩定中,部分區域顯著上升
近年來,隨着檢測技術靈敏度的顯著提升,全球範圍內關於1,4-二噁烷在飲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的長期監測數據逐漸積累,為揭示其時序變化提供了更可靠的證據。如圖4顯示,飲用水在多個地區呈上升或高位穩定趨勢,歐洲最為典型:西班牙中位濃度由2015年的1.27 μg/L激增至2016–2019年的34.3 μg/L;德國則由2012–2015年的0.15 μg/L升至2016–2018年的0.485 μg/L。美國飲用水的檢出頻率在2013–2015與2018–2020年間大致相當,但最高值顯著下降,從22.9 μg/L降至0.13 μg/L。在地表水中,日本在2000年前后出現明顯下降,與含氯溶劑逐步淘汰相吻合,而美國與德國在2010年后整體保持平穩。對於地下水(非污染場地),多數地區呈下降或持平態勢:德國的中位濃度由2012年的0.96 μg/L降至2020–2021年的0.05 μg/L;西班牙在2015–2017年維持在6.2–6.3 μg/L;加州飲用目的地下水在2013–2019年兩期均為0.35 μg/L。整體而言,這些趨勢揭示了歷史遺留源逐漸消減與當代輸入不斷顯現的交織格局。
圖4 全球水環境中1,4-二噁烷濃度的時間動態變化(USA:美國;Non-HPC:非歷史生產國)。
飲用水限值的跨國差異與風險基準
在全球飲用水管理中,1,4-二噁烷的限值設定存在顯著分歧,反映出不同國家和機構在風險評估範式與科學證據解讀上的差異。相關表格對比了主要管制機構的標準及其方法學依據:WHO、加拿大、日本、韓國與新西蘭均採用50 μg/L的建議閾值;相比之下,美國採取更為審慎的風險導向路徑,綜合風險信息管理系統(IRIS)基於10-6致癌風險推導出0.35 μg/L的參考值,美國EPA的區域篩選值則為0.46 μg/L;而德國環境署則給出了5 μg/L的中間值。造成這一數量級差異的根源在於對致癌作用機制(MOA)的不同判定及不確定性處理的差異:WHO 基於細胞毒性導致再生性增殖的閾值假説,採用哺乳動物實驗得到的無毒性反應濃度(NOAEL),推導人體可耐受日均攝入量(TDI),最終結合暴露參數如飲用水攝入比例,得到相對寬松的限值;而美國EPA則認為1,4-二噁烷可能具有致突變性,採用無閾值的定量致癌風險(以10-6癌症風險為可接受值)外推方法,從而得出遠低於WHO的飲用水濃度閾值。這一對比凸顯了國際間監管體系在健康保護目標與科學假設選擇上的根本差異,也為未來趨同或分級管理提供了重要參考。
表1 全球範圍內關於飲用水中 1,4-二噁烷的法規與指導值。
小結
本綜述首次在全球尺度上系統量化了1,4-二噁烷的全球排放強度,揭示了當前排放的快速增長以及由傳統生產國向新興發展地區轉移的時空態勢,並指出了生活面源這一以往被忽視的「隱形」排放源。針對環境賦存特徵,本綜述明確了其污染格局的雙重驅動:一方面,歷史生產國的地下水長期承受遺留負荷;另一方面,新興工業區的地表水與飲用水中已呈現快速升高趨勢,凸顯「工業源轉移與生活源升權」的結構性轉變。同時,跨國管控政策的對比揭示了飲用水限值從0.35 μg/L(美國IRIS)到50 μg/L(WHO等)的數量級差異,折射出不同MOA假設與風險外推路徑的分歧。在此基礎上,文章提出未來研究與政策的關鍵方向:
(1)排放透明化:需建立覆蓋工業和生活源的全面、透明的排放報告體系。政府、企業與科研機構應合作制定統一的報告規範,並保持排放清單的定期更新。
(2)長期監測框架:構建覆蓋空氣、水體和土壤的監測網絡,特別是服務於PET與乙氧基化生產設施的污水處理廠(WWTPs)應建立常規監測項目。採樣與分析方法應標準化,以確保跨區域、跨研究的可比性。
(3)檢測技術創新:在現有GC-MS/MS高靈敏度的基礎上,應推動研發快速、現場可用的檢測技術,以縮短分析時間並減少複雜前處理的需求。
(4)健康效應研究:亟需將環境監測數據與生物監測和流行病學研究相結合,重點關注低劑量、長期暴露的健康風險和作用機制,以降低風險評估中的不確定性。
(5)統一監管框架:面對各國飲用水標準差異,應建立科學統一的評估體系,整合多途徑暴露(如吸入、攝入)以釐清主要暴露路徑及其相對貢獻,從而推動國際間監管趨同。
總體而言,該綜述為理解1,4-二噁烷的全球排放格局、時空遷移與監管差異提供了系統證據,亦為新污染物治理、健康風險評估與國際標準協調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參考。
作者介紹
第一作者兼通訊作者:林楠,博士,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特別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污染物人體暴露過程與效應研究,致力於闡明污染物在多介質環境中向人體遷移、轉化與累積的機制,及其對健康風險和環境負擔的影響,以開發基於多途徑暴露的環境監測與風險預警體系。以第一或通訊作者在EHP、ES&T等期刊上發表論文20余篇,H指數為26。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C類)項目、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子課題、美國疾控中心NIOSH研究培訓計劃試點項目等國內外科研項目6項。擔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POPs專委會委員、國際環境與健康科學聯盟(IEHSC)中國區代表、國際人類暴露組學研究網絡(IHEN)全球推廣大使以及多個國內外期刊(青年)編委和審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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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est.5c05147
轉自:生態環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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