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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搖漏斗」搖出了中國的稀土話語權!

2025-10-22 16:03

  來源:中國企業家俱樂部

2025年,當中國稀土成為國際焦點、人們熱議稀土戰略價值時,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半世紀前,可以看到——中國雖坐擁全球最大的稀土資源儲量,卻不得不低價出口稀土原料,再以幾十倍高價進口提純后的產品。這一尷尬局面的扭轉,離不開一位被稱為「中國稀土之父」的科學家——徐光憲。

他是科學家,也是教育家;是「稀土之父」,也是「抽屜分類法」的踐行者;是歸國學子,也是赤子之心的中國人。 

我們從他的童年「抽屜情結」説起,走過他輾轉求學的青年時代,見證他四次改變研究方向、開創中國稀土工業的壯年歲月,也聆聽他晚年為保護稀土資源而奔走呼告的憂思之聲——這是一段關於一個人與一個時代、一種元素與一個國家的故事。

01.

在腦子里「裝個抽屜」

  2011年中秋節后的北京,中關村藍旗營小區。91歲的徐光憲院士坐在家中,客廳書櫥里整齊排列着許多文件夾。這些被他編號、分類的資料,可以説是他畢生的精華。而其最初的靈感,源於七十多年前浙江紹興的一家中藥鋪。

  1920年11月,徐光憲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小康之家。童年時光里,最令他着迷的不是街頭的熱鬧,而是鎮上的中藥鋪。

他后來回憶,藥鋪靠牆立着一排排一人多高的藥櫃,密密麻麻的小抽屜上貼着藥名。夥計抓着藥方,嘴里念着「黃連三錢、當歸兩錢」,雙手飛快地拉開小抽屜,迅速取齊藥材。

  「要是我的腦子里也有這樣一個個小抽屜,把學到的知識分類裝起來,等到要用的時候再取出來,不就很方便嗎?」

這個簡單的觀察,無意中成了他一生的方法論起點,后來被他稱為「抽屜情結」。

中學時,他仿照中藥櫃製作了小鐵櫃,貼上標籤,把知識點寫在香菸卡片上分類存放。后來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時,他的「抽屜」變成了一本本課堂筆記。

  白天聽課,晚上整理、重抄、分類,幾年下來積累了幾大箱。回國后,他把同一類筆記整理出來,就能開一門新課。

  「分類法是一種重要的科學方法,」他常在第一堂課告訴學生,「要先分析研究對象,按本質屬性分類,再找出規律。」

有學生不以為然:「這不就是把治感冒的藥放一起、治腹瀉的放一起嗎?很簡單。」

徐光憲耐心解釋:「看似簡單,卻是科學研究的根本。沒有充分的知識,就無法分類;而分類的目的,是發現規律。」

當時誰也想不到,這個從中藥鋪里萌芽的「抽屜分類法」,日后竟成為中國稀土工業崛起的理論基礎。

 徐光憲榮獲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圖源北大官網

徐光憲榮獲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圖源北大官網

02.

留學是爲了什麼?

  1936年,16歲的徐光憲考入杭州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土木科。次年抗戰爆發,杭州淪陷,學校解散。他轉至寧波高工,在鄉下一座破廟里繼續學業。 

  「很懷念那時,中學時代雖然艱苦,但卻是學習的黃金時代。」白天聽課,晚上借路燈「秉燭夜讀」,他啃完了好幾本大學土木系的英文教材。 

之后他到上海做家庭教師,利用閒暇去附近大學「蹭課」,最終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化學系。在這里,他認識了同班同學高小霞——后來與他同甘共苦、共同奮鬥的妻子。

  1946年,徐光憲獲得公派自費留學資格,考入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一學期后轉至哥倫比亞大學,並獲得助教獎學金。不久,妻子高小霞也來到美國半工半讀。 

徐光憲的書房里,珍藏着一張1951年的老照片,照片上的他風華正茂,剛剛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並當選為美國Phi Lambda Upsilon榮譽化學會會員和Sigma Xi榮譽科學會會員,接連榮獲兩把被稱為「開啟科學大門」的金鑰匙。導師竭力挽留他,推薦他去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后。

導師的推薦信墨跡未乾,芝加哥大學的邀請近在眼前,剛滿30歲的徐光憲面前,天高地闊。他或許已經開始構思未來的研究,卻未曾料到,遠東風雲會如此深刻地改變他的人生。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中美關係急轉直下,一項旨在阻止中國留學生回國的法案也已在美國國會醖釀。

時代的洪流總是裹挾着個人的命運,徐光憲苦惱了。他想到了1949年,在紐約中央公園立下「勝利酒家」牌子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狂喜。還有,妻子高小霞還有一年就可拿到博士學位,放棄,她會同意嗎? 

真正的伴侶,心是相通的。高小霞很果敢:「留學為什麼?爲了學成后報效祖國。」

  1951年初,大西洋上,一艘郵輪正駛向東方。這是一艘在美國「禁止中國留美學生歸國」法案正式生效前,駛往中國的倒數第三艘郵輪。 

船上有一對年輕的夫婦——徐光憲和他的妻子高小霞。

夫妻二人以「回國探親」為藉口獲得簽證,登上了這艘駛往東方的郵輪。

  「因為抗美援朝已經開始,我是中國人,無論如何不願意留在一個和自己祖國敵對的國家。」

03.

52歲,開始稀土研究

回國后,徐光憲夫婦雙雙到北大化學系執教。國內的當時科研條件與美國相比,可謂天壤之別,但大家的工作熱情很高。「那時,人心團結,能在工作中體會到共同的樂趣。」

而他的科研生涯,如同一棵不斷分支的稻禾,因應國家的需要,數次轉向。

最初,他從事量子化學研究,開設「物理化學」課,並編寫了影響幾代化學人的《物質結構》教材,培養了新中國第一批放射化學人才,

1957年,錢三強親自點將,調他從事核燃料萃取研究。他從量子化學轉向放射化學。

  「能夠堅持同一個方向,那成就就能夠大一點,老是變換方向,學業上的成就還是會受影響。不過那時候國家需要我轉變方向,我還是服從國家需要。」他后來説。

  1972年,北大化學系接到一項緊急軍工任務——分離稀土中的「孿生兄弟」鐠和釹。這兩種元素化學性質極像,分離難度極大。國際主流方法是離子交換法和分級結晶法,但成本高、純度低、無法連續生產。

  52歲的徐光憲接下了這個任務。這是他第四次轉向,踏入一個全新的領域——稀土化學。

這項任務很重要:「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國,卻長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礦和混合稀土等初級產品,我們心里不舒服。所以,再難也要上。」

徐光憲2000年在北大稀土實驗室,王天天攝,圖源北大官網

徐光憲2000年在北大稀土實驗室,王天天攝,圖源北大官網

04.

「搖漏斗」搖出的「中國衝擊」

稀土,被稱為「工業維生素」與「工業黃金」,是隱形戰機、超導、核工業等高精尖領域不可或缺的原料。

但它不是「土」,而是17種特殊元素的統稱,它們化學性質極為相似。

徐光憲打了個比方:「稀土就相當於一種催化劑。比如我們在煉製石油時,如果希望汽油能多產出一點,就要用到稀土,它可以提高汽油的產量。」

鄧小平同志曾説:「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辦好。」

然而,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雖是稀土資源大國,卻非稀土生產強國。我們只能低價出口稀土精礦和混合稀土,再以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價格進口深加工的稀土產品。法國羅地亞公司掌握着當時最先進的稀土分離技術,但對華嚴格保密,技術要價高得驚人。

當時,國際上稀土分離的主流是離子交換法和分級結晶法,過程不連續,成本高,純度低,無法大規模生產。徐光憲思索再三,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採用萃取法完成分離。

這在當時被視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萃取法無法用於稀土分離。

他和團隊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實驗過程。他們採用「搖漏斗」的方法模擬串級試驗,獲取精確參數。

  「白天是體力勞動,晚上是腦力勞動。」徐光憲笑道。

團隊每周工作80個小時,實驗室內擺滿了上百個分液漏斗。

  研究員需要小心翼翼地將溶液和萃取劑加入漏斗,反覆搖晃,靜置分層,再取樣分析。

  一個周期長達百余天,任何微小失誤都可能導致前功盡棄。

經過無數次試驗,徐光憲從改進稀土萃取分離工藝入手,通過精心選擇萃取劑和絡合劑,構建了季銨鹽-DTPA「推拉」體系。

最終,他不僅出色完成了這項緊急軍工任務,更將鐠釹分離係數從一般的1.4-1.5提升至驚人的4,打破了世界紀錄,將純度提高到99.99%。

1974年,一條由普通萃取槽串聯而成的流水線前,十幾位科研人員屏息凝神。當徐光憲在一端放入稀土原料后,另一端源源不斷輸出各種高純度稀土元素。現場沉寂片刻,爆發出熱烈掌聲——中國首次實現了用推拉體系高效萃取分離稀土的工業生產。

但徐光憲並不想止於此。萃取液的配置和各種參數的確定,對生產者來説仍非常繁瑣。

他決定將複雜的生產工藝「傻瓜化」。

經過艱苦探索,他與同事研究成功了「稀土萃取分離工藝的一步放大」技術——不經過小試、中試,直接放大到工業生產規模。

  傳統的串級萃取小型試驗被計算機模擬取代。

  原來需要一百多天才能完成的模擬實驗流程,被縮短到不超過一星期。

  1978年,徐光憲開辦「全國串級萃取講習班」,將科研成果在國營工廠里無償推廣。

  他到上海躍龍化工廠授課,學員來自二十多家工廠。他親自講解理論,車間示範,巡視調整參數,經常討論到深夜。

  他提供的全套資料全部免費:參數表、軟件卡和手冊隨意複製。

  技術和工藝上的重大突破,為中國稀土大規模生產創造了條件。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單一高純度稀土大量出口,使國際單一稀土價格大幅下降30%-40%。

長期壟斷國際稀土市場的一些國外生產商不得不減產、轉產甚至停產。國際稀土界驚呼:「China Impact(中國衝擊)來了!」。 

  中國終於實現了從稀土資源大國向稀土生產大國、稀土出口大國的轉變。

05.

「把稀土當豬肉賣」的痛心

  然而,技術的突破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徐光憲毫無保留地將技術推廣到全國,辦講習班、培訓技術人員。到1990年代,中國冒出上百家稀土廠,產量猛增,遠超過全球10萬噸的年需求量。 

  「大家都要出口,自己壓低價格,」他很痛心,「有的稀土只能賣到豬肉價。」

  1995年至2005年,中國稀土出口損失至少55億美元。日本、韓國趁機大量收購儲備,足夠使用20年。

更讓他憂心的是資源枯竭。「如果按照現在的速度開採,再過20年,中國的稀土資源就開採完了。到時候我們就要以幾百倍、上千倍的價格從國外買回來。」

其中他最牽掛的,是內蒙古白雲鄂博礦。這個礦是世界上十分難得的稀土、釷、鈮、鐵等多元素共生礦,但長期被當作單純的鐵礦開採,其中的稀土利用率不到10%,釷(重要的核能資源)利用率則為0%。釷的放射性還對包頭和黃河構成潛在污染威脅。

「我特別痛心的就是白雲鄂博主東礦啊,我們二十年以后要用光了。然后中國變成稀土小國了。」他很焦急,「到時候,我們就需要向美國和日本買,他們可能會以上百倍、上千倍的價格賣給我們,那中國要吃大虧了。」

2005年,85歲的徐光憲聯合師昌緒等14位院士,上書國務院,緊急呼籲保護白雲鄂博稀土和釷資源,避免黃河和包頭受放射性污染。 

温家寶總理迅速批示。從2007年起,國家開始限制稀土開採量。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戰略資源,在某些領域的作用無可替代,」他説,「保護稀土最好的辦法就是限制開採。」

06.

「我是‘舉重若重’的人」

徐光憲常把自己歸為「舉重若重」的一類科學家。

  「著名愛國藝術家常香玉説過‘戲比天大’,對我們教師來講,就是‘上課比天大,科研比天大’」。

教學幾十年,從未迟到一分鍾。備課極其認真,「要把準備在課堂上説的話想好,準備在黑板上寫的字設計好」 

2003年非典期間,他致信北大學生,諄諄告誡「提高自學能力,多做習題」。他認為勤奮是治學的必經之路:「我的天分並不特殊,靠勤奮,也能‘笨鳥先飛’。」

徐光憲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其中涌現出3名院士、3名長江學者。

他的學生嚴純華説:「科學家中有兩種人,一種是‘工匠’,還有一種是‘大師’。徐先生已經達到了后者的境界。」

他待學生親如子女。得知學生孩子腦癱,大年初一清早,他親手烹製燒雞、八寶飯,頂着嚴寒騎車送去。

困難時期,他把《物質結構》全部稿費6000元捐給系工會,幫助困難教職工。2005年,他用何梁何利獎獎金設立「霞光獎學金」,資助貧困學生。

「我認為,一位有成就的教授的標誌之一,就是培育出超過他本人的創新型人才。」他説。

07.

「因為這是你喜歡的事」 

而在徐光憲的稀土研究中,有一位不可或缺的夥伴——他的妻子高小霞。

  1972年,徐光憲夫婦前往內蒙古包頭礦區。北風呼嘯的礦區內,徐光憲彎腰撿起一塊剛開採出來的稀土礦石,在手中細細端詳。 

礦石在陽光下閃着微弱的金屬光澤,看起來並不起眼。 

  高小霞本有自己的學術道路,是分析化學領域的頂尖專家。但當看到丈夫爲了稀土問題夜不能寐,她做出了一個改變兩人命運的決定。 

「因為這是你喜歡的事,所以我才感興趣,我要和你一起干。」

從此,這對科學家夫妻雙雙開啟了稀土研究。徐光憲負責理論計算和工藝設計,高小霞負責成分分析和數據驗證。 

  爲了獲得準確的實驗數據,兩人常冒着嚴寒,深入礦坑調研。

  內蒙古的冬天,氣温動輒零下二三十度,呼出的氣息瞬間就會結成冰花。

  爲了弄清楚不同礦區稀土元素的組成差異,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待就是十幾個小時。

  凍僵的手寫下的字,紙上都帶着冰碴子。有時實驗做到深夜,食堂早就關門了,高小霞就悄悄把白天省下的半個饅頭,留給丈夫當夜宵。

  1980年,徐光憲夫婦雙雙當選爲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成為科學界的一段佳話。

  在遙遠的江西紅土地上,高小霞也用自己的方式研製着稀土。

她利用稀土分離后的「廢料」,成功研發出了「稀土微肥」,讓原本貧瘠的土地煥發出新的生機。

08.

稀土不了情

2009年1月9日,人民大會堂,89歲的徐光憲從國家主席胡錦濤手中,接過200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

獲獎后,他將500萬元獎金中歸個人支配的50萬元也全部拿出來,與450萬元科研經費一併,交由稀土中心的團隊統一分配使用。「我自己的錢已經夠花了。」他非常認真地説,「我得的是集體的工作成果。」 

這句話背后,是一代中國科學家的羣像。

在徐光憲的書房里,五個半人高的文件櫃裝滿了分類整理的資料,那是他一生的「抽屜」。晚年,他仍在撰寫《知識系統分類學》,試圖為人類知識建立新的框架。 

  「5000年前,世界上只有三門學科:語言、圖騰、技藝;2000年,已經增加到5000門;預計到本世紀中葉,應該有20000門。」他説,「其中15000門是等待新創的。中國人至少要創造1/5。」 

時間倒回八十多年前,紹興古鎮的夏夜,那個仰望星空的孩子,曾執着於「天上有多少顆星星」的追問。大半個世紀后,他已找到答案:銀河系有1000億顆恆星,可見宇宙有100億個像銀河系那樣的星系。

他從星空收回目光,將畢生精力傾注於腳下這片大地,從大地深處那些珍貴的「土」中,為國家和民族摘取了璀璨的星辰。

  2015年4月28日,徐光憲因病逝世,享年95歲。他生前創立並不斷改進的稀土串級萃取理論,使高純度稀土產品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三。 

如今,中國生產的單一高純度稀土產品佔世界產量的90%以上,中國稀土冶煉分離率生產能力達到20萬噸。 

據國際能源署數據,2023年中國佔全球稀土礦產量的超60%,而加工精煉稀土化合物的產量卻佔到了全球的92%。 

當中國在稀土國際貿易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時,當《金融時報》感嘆「只要能獲取供應,很多企業願意去做中國要求的任何事情」時,我們不會忘記—— 

半個多世紀前,那位放棄美國優渥條件選擇歸國的青年學者;那位在知天命之年轉向陌生領域的科學家;那位每周工作80小時、白天「搖漏斗」晚上攻理論的老人。他讓鄧小平那句「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真正成為國家的底氣。

他留下的串級萃取理論,他倡導的稀土資源保護戰略,他培養的科研中堅力量,以及他本身的「一清如水」與「丹心不老」,如同稀土元素本身,持續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

「我有稀土情結,永遠離不開。」這種純粹,或許他一生最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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