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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5 13:10
(來源:千龍網)
比利·懷爾德導演的《控方證人》雖然是1957年的電影,但可能因其在豆瓣網站高達9.6的評分,這部名作最近得以在國內院線首映,不少人對影片票房也期待頗高。然而,這份期待似乎高估了迷影羣體的影響力,又誤判了大多數觀眾走進電影院的意圖。一部早年的黑白片,如果在線就可以看到高清版本,又何必專門跑一趟電影院呢?影片有再多的「反轉」恐怕也不行。
神作背后不只是反轉
如今,「反轉」似乎成了坊間判斷一部電影好壞的標準了。西班牙電影《看不見的客人》之所以被奉為神作,正是因為它充滿「反轉」;而在業內,電影製作也一度視「反轉」為票房靈藥,曾出現大量為反轉而反轉的作品,直接將電影院變成了「劇本殺」現場。影迷將《控方證人》譽為神作,似乎是因為其中的「反轉」比較高級,要不然,為什麼一部60多年前的電影,如今上映時還要求觀眾不能「劇透」呢。
但如果僅僅是靠「反轉」,《控方證人》和導演比利·懷爾德,都不見得能在電影史上擁有如此高的地位。《控方證人》給觀眾最強的震撼,難道不是克莉絲汀(瑪琳·黛德麗 飾)刺向自己的丈夫倫納德(泰隆·鮑華 飾)的那一刀嗎?反轉,只能證明敍事的機巧,而在這背后的愛情背叛所帶來的情感崩潰,纔對觀眾具有最大的衝擊力。觀眾不禁將自己代入律師韋菲爵士(查爾斯·勞頓 飾),立即赦免了克莉絲汀包庇殺人、做偽證和殺人的三重罪行,轉而義憤填膺地要為她做無罪辯護了。這説明正是克莉絲汀對愛情的義無反顧讓觀眾忽略了她的不理智選擇(她不惜讓自己身敗名裂而幫丈夫脱罪,但她完全明白倫納德的罪行,甚至不排除她也參與了共謀)。
《控方證人》不同尋常之處在於,無論律師韋菲爵士、陪審團還是銀幕外的觀眾,都站到了法律的對立面。因為大家都不能容忍這樣強烈的愛被辜負,但同時也就忘記了倫納德這個角色是好萊塢情節劇中很常見的渣男人設,即偽裝成小白兔的大灰狼。但這種角色往往是扁平的、缺乏深度的,作為「惡男」,他顯然不如查爾斯·勞頓自己導演的《獵人之夜》里的那個「獵人」令人印象深刻。
關於愛情極致性的書寫
元好問的那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可以適用於全世界。實際上,比利·懷爾德正是在書寫這樣的愛情極致性。在他的作品中,有些愛情是「終成眷屬的」,像《龍鳳配》這樣淺淺的「小妞愛情」,或是《熱情如火》這樣的「追女仔」喜劇,以及《桃色公寓》這般雖有些許酸澀、但終歸甜蜜的愛情。但他最好的幾部電影都是在講一種極致的愛情:《雙重賠償》中的保險代理人明知自己在投入一段飛蛾撲火的愛情。《日落大道》中的過氣女明星拼命維持着年輕時的迷人幻象,其實不過是爲了得到她想要的真愛。而在《控方證人》中,克莉絲汀那種超越了日常倫理的、可以説既理性又不理性的愛,其實已經成爲了一個「事件」。
從定義來看,「事件」都是帶有某種「奇蹟」的,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意外,也可以是宏大的事情。愛情也具有事件性。齊澤克認為,我們並非因為某些具體的理由(例如對方的笑容、嘴脣等)才愛上對方,而是因為愛上了對方,他(她)的笑容才如此打動我們的心。也就是説,只有當我們相信並理解這種愛,纔有可能相信愛的理由。同時,「這也正是為什麼在戀愛中,我們總是讓自身的弱點在所愛之人面前暴露無遺:當我們赤裸相對時,對方不經意間的嘲諷笑容與評論就可能讓魅力變成笑柄。愛意味着絕對信任:當愛一個人時,我就授予了他(她)能夠摧毀我自己的力量,但我希望/相信對方不會使用它。」
真愛是一種與他者的遭遇。遭遇他者,即意味着來到了一個邊界地帶,一切「正常的」「日常的」生活都被懸置了,進入一種「例外狀態」。如果説《控方證人》的觀眾與法官都對克莉絲汀給出了反常的反應,那正是因為真愛就是帶有創傷性的,令當事人戰慄,給人一種內心的震撼,所以柏拉圖將愛比作一種癲狂與着魔。
在「事件」中,戀愛中的人對愛人的激情與依戀,使其他的道德義務顯得蒼白,讓日常生活顯得庸常。所以體驗這種「事件」是需要一些人生閱歷的。或者説,恰恰像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那樣的智者才更應當步入愛河,而普通人往往缺乏那樣的勇氣。當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認為,現代婚介機構和過去的包辦婚姻相似,都在儘可能地排除愛情的風險,這種選擇伴侶的過程其實已經「自我商品化」了。在這個過程中,「事件」需要的「跌倒」不太可能發生,所有的創傷性幾乎都已經被提前排除了。
引人入勝處在「法庭之外」
當今天的觀眾説自己被《控方證人》所震撼的時候,很可能是感受到了愛情事件的創傷性。《控方證人》固然被看作法庭劇的經典,但影片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正在「法庭之外」嗎?
實際上,查爾斯·勞頓扮演的律師韋菲爵士纔是這部電影的第一男主角,這位大律師有着光鮮的履歷,但在今天看來,罪犯倫納德的自我表演並不高明,因此韋菲爵士的智者形象也因此要打些折扣,他設計的那些表演道具(聚光燈一樣的眼鏡片、雪茄等)都顯得過於戲劇化了。但他與護士的那些吵鬧卻並非僅僅爲了增加喜劇效果:護士對大律師的「過度」看護也是出於愛。在現實中,扮演護士的艾爾莎·蘭切斯特與查爾斯·勞頓有着長達36年的婚姻,但由於勞頓的個人原因,這段婚姻的維繫實際上充滿了痛苦,對於勞頓、艾爾莎來説都是一個「事件」,銀幕上大律師對「真情」毫無掩飾的同情,與他生活中痛苦的情感彷彿產生了共鳴。
整部影片中還有一段「戲中戲」,倫納德作為戰后盟軍的一員,在柏林為落難歌女克莉絲汀解圍,這也成就了他們的愛情傳奇。這個傳奇似乎又為克莉絲汀能如此犧牲自己提供了動機——他帶她來了英國,否則她就會留在柏林牆的另一邊。不過,這個動機依然是不夠充分的。克莉絲汀的扮演者、傳奇德裔女演員瑪琳·黛德麗與導演合作的上一部電影《柏林艷史》與此形成了互文。或許「黛德麗」譯作「迪特里希」更好,這位從魏瑪共和國時期便以中性裝扮引領潮流的女星,某種程度正是好萊塢地緣政治美學意義上的「他者」形象。在法庭上,這個「他者」與其説是證人,不如説是被審問者,黑色電影的「蛇蠍美人」和「冷漠的德國女人」的刻板印象疊加在一起,最終產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戲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