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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13 09:12
【文/觀察者網 專欄作者羅思義(John Ross)】
精準分析投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接下來所列舉的事實,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這不僅適用於短期經濟政策,更明顯地適用於長期經濟戰略,尤其是關係到中國能否實現其2035年和2049年的目標。
但是,在某些媒體中流傳着一種錯誤的説法,或者説是一種荒誕的説法,試圖掩蓋上述準確判斷。這種説法聲稱,中國的投資佔GDP比重過高,是因為其比重遠高於西方國家。但事實上,正如下文分析所顯示的,自工業革命以來——也就是現代經濟體系誕生以來——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投資佔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而且每一次比重的提高都伴隨着更快的經濟增長率。事實表明,中國的高水平投資只是這一持續了兩個多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進程的最新階段而已。
一旦瞭解這一基本的歷史趨勢,就會明白,中國的投資率高於西方經濟體並不是中國經濟的問題。相反,它反映中國的經濟結構優於西方經濟體。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約為40%,而美國則僅略高於20%。就更重要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即扣除折舊后的投資水平)而言,中國這一數據為16%,而美國僅為5%。
正如下面的歷史趨勢所表明的那樣,中國和西方經濟體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是,西方經濟體的投資水平對於當前全球歷史發展階段而言過低。這導致其經濟增長緩慢,進而引發社會和政治動盪。相比之下,中國較高的投資水平説明,它如今正處於自工業革命以來持續發展的領頭羊位置。
這一歷史趨勢帶來了多方面影響:包括投資佔經濟比重提升的態勢、由此催生的更高增速、其背后的動因分析以及相應的政策啟示,將在本文末尾展開討論。如下文所示,投資佔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完全符合馬克思關於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的分析預測。
不過,在分析其影響之前,我將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首先圍繞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這一歷史趨勢,對相關數據進行系統梳理與論述。
筆者此前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曾使用相對複雜的計量經濟學方法,圍繞較短時間範圍內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極其密切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1】。這是必要的,因為在短期內,經濟增長不僅會受到決定經濟戰略發展的強有力長期結構趨勢的影響,還會受到許多純粹短期的偶發波動影響——如經濟周期、非經濟事件衝擊等。借用另一學科的比喻來説,如果只觀察短時間範圍,很難從「噪聲」中分辨出「信號」,必須藉助精確的統計方法來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説,要在短期波動中識別出潛在的基本趨勢。
本文則使用了一種不同且更為簡便的方法,來呈現投資佔GDP比重持續上升的明顯趨勢。在長期框架內,短期的非根本性外圍波動和次要因素所產生的影響極為有限,而最強勁的發展進程纔會占主導地位,以至於無需藉助複雜的經濟計量學技術也能被清晰辨識。
基於此,本文期望在不依賴高級統計方法的情況下,讓非專業讀者也能瞭解歷史上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這一基本事實。
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趨勢,既不能替代短期研究中使用的統計方法,也不與之相矛盾。相反,兩者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長期歷史研究的意義在於,它為短期經濟過程的發生與演變提供了背景。
250年來領先經濟體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首先,為概述最基本的趨勢,在逐一深入分析各個國家之前,圖1呈現的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約250年間,各個經濟發展階段領先經濟體的固定投資(確切地説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所謂「領先經濟體」,是指在連續的經濟發展歷史時期中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即代表這些歷史階段成為增長領頭羊的經濟體。
圖1直觀地表明,在每一個連續的發展階段,領先經濟體的固定投資佔經濟比重都高於前一階段,而且每個領先經濟體的持續增長率也高於前一個階段。
這些在歷史上依次成為增長領頭羊的經濟體,按其發展時間先后順序依次為:英國,美國,西德,日本和韓國,中國。
如圖1所示,這些依次崛起的領先經濟體,其投資佔GDP比重均高於前一階段。這一歷史進程始於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其投資佔比約為3%,到19世紀30年代升至約10%;隨后是美國,在內戰后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略高於20%;再到二戰后的西德,達到30%;接着是日本和韓國,超過35%【2】;而如今,中國的這一比重已略高於40%。
由此可見,中國的高水平投資,正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持續了250年的這一歷史進程的最新體現。
比較5組領先經濟體46年間的增長率:發現了什麼?
接下來看與這些不斷攀升的固定投資佔比相對應的經濟增長率,圖2呈現的是各個階段依次崛起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速。
由於對基本的經濟發展而言,重要的是可持續的增長率,而非不可持續的短期爆發式增長,因此本文重點關注長期增長率。爲了能夠與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情況進行精確比較,這里選取的是各國在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領頭羊期間,持續46年所實現的最大累計經濟增長率(相當於中國1978—2024年增長的時間段)。按增長率從高到低排列(同時也按時間由近及遠倒序),依次為:中國、韓國、日本、西德、美國,最后是英國。
表1對這些領先經濟體的增長率進行了匯總,分別列出了它們在各自擔當全球經濟增長領頭羊的46年期間內的累計經濟增長率,以及對應的年均增長率。具體而言,率先開啟工業革命並建立現代經濟體系的英國,年均增長率為2.0%;緊隨其后的是美國,年均增長率為4.8%,西德為5.3%,日本為6.4%,韓國為8.4%;而中國在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領頭羊期間,年均增長率更是高達8.9%。【3】
當然,前文所展示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着一一對應的關係。也就是説,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從歷史發展角度來看,每一個歷史階段不僅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於前一階段,其GDP增長率也相應地高於前一階段。
因此,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自工業革命以來,過去250年間所發生的是一個歷史性的進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持續上升,同時隨着經濟的逐步發展,經濟增長速度也日益加快。中國當前的投資佔GDP比重,在所有主要領先經濟體中是最高的;其經濟增長速度,也是人類歷史上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
因此,這並非某種異常現象,而僅僅是這一持續250年之久的歷史進程的最新體現。
在展示了這一整體歷史進程之后,接下來將逐一對這些領先經濟體展開詳細分析,最終以中國作結。
中國的數據期間為1978—2024年,其他經濟體的數據則均為其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領頭羊之后所處的最長46年增長期。
表1 作者提供
英國——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
英國作為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在工業革命前夕,其投資佔GDP比重約為3%,到19世紀30年代則升至10%,並在此階段末期實現了2.3%的經濟增長率(見圖3)。【4】
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英國經歷了顯著的經濟加速,這一進程伴隨着革命性新技術的引入,以及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的持續上升【5】。到19世紀20年代初,英國已成為西方最大的經濟體(不包括中國和印度),其人均GDP幾乎是中國或印度的四倍【6】。通過這一系列發展,英國成為現代第一個實業工業化的經濟體和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7】
從有數據可查的最早時期開始,英國投資佔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不過初期增長極為緩慢【8】。最新的詳細研究得出結論:在中世紀時期,固定投資佔比始終在低水平波動,大致維持在1%至2%之間;進入近代早期,這一佔比升至2%至4%。但是,真正的轉折出現在18世紀中葉以后,到19世紀初,投資佔比已攀升至10%。【9】
即使按照西歐的標準衡量,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經濟增長也已相當快。【10】但是,工業革命帶來了質的變化。按能消除純粹短期波動影響的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到18世紀80年代,英國GDP年均增長率已達到1.6%;到19世紀30年代,更進一步升至2.3%。【11】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這一增速鞏固了英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先地位。
如圖3所示,從工業革命到1950年,英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份額呈上升趨勢。在此期間,投資佔GDP的比重增長了約三倍至四倍(具體倍數取決於對起始水平的測算),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無疑是巨大的飛躍。但是,與后來的發展階段相比,這一水平仍然處於相對較低的位置。
總之,從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基本上涵蓋了工業革命時期),按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英國投資佔GDP比重從3.3%升至10.5%,GDP年均增速則從1700年的0.6%升至1760年的2.3%。使英國確立了其作為世界領先經濟強國的地位。
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的整整一個世紀里,英國國內投資佔GDP比重始終未突破約10%,這一事實對其后來被美國超越、失去世界經濟主導地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下一節將對此進行分析。
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
當然,美國在19世紀超越英國,成為全球領先的經濟體。與英國相比,美國在投資佔GDP比重以及經濟增長率這兩個方面,都邁上了新的臺階。
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之際,美國尚不屬於世界最大經濟體之列【12】。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前夕)英國本土的經濟規模幾乎是未來美國(英國在北美的十三個殖民地經濟規模的6倍。【13】對於獨立后美國經濟的短期發展,經濟史學家存在不同看法,但據最新估算,到1820年,美國經濟仍僅為英國的38%【14】。但是,到1840年,美國經濟規模已超過英國的一半【15】;到1850年,更達到英國的73%【16】。
此時,美國不僅經濟增速高於英國,投資佔GDP比重也更高。因此,早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就已經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內戰后的進一步加速,不過是這一進程的延續。
基於此,本文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成為經濟增長領頭羊的起始時間定為19世紀40年代——即便選取稍晚的時間節點(例如內戰結束后),也不會改變整體的發展規律。就經濟總量而言,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超越了英國;到1900年,其GDP幾乎已是英國的兩倍。【17】
遺憾的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爆發期間,美國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數據查詢不到——僅以現行匯率計價的1839-1848年相關數據可查詢得到。而到這一時期,美國的投資水平已然超過英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已達到14%。在19世紀期間,美國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持續大幅上升,最終遠遠超越英國。
直到1858年內戰前夕,美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國民生產總值(GNP)比重一直在14%-16%之間波動。內戰結束后,這一比重迅速攀升,遠超英國水平——1869—1878年升至19%,1879—1888年為21%,1889—1898年達到23%(見圖4的美國與英國比較數據)【18】。這場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投資熱潮,在當時乃至此前整個世界歷史上都找不到可與之相比的例子——尤其是在美國內戰之后,這一投資浪潮更是迅猛推進,徹底改變了美國經濟的面貌。【19】
總之,美國之所以能夠躍升爲全球經濟的領導者,關鍵在於其投資佔GDP比重達到了當時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國在固定投資方面的優勢,不僅明顯超越其他經濟體,而且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正如安格斯·麥迪森所指出的:「在1890年至1950年這六十年間,美國的國內投資率幾乎一直是英國的兩倍。1890年,美國的人均就業資本存量已是英國的兩倍,而這一方面的壓倒性優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才逐漸消失。」【20】
因此,從1840年到1950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3.9%,比英國在工業革命后加速增長階段的GDP增速高出50%以上。【21】
美國內戰結束后所確立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水平——略高於20%——除了在大蕭條時期出現過短暫的災難性下跌外,始終保持穩定,甚至在約140年后的21世紀20年代仍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美國在19世紀末全面超越其競爭對手英國之后,其投資佔GDP比重在近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幾乎沒有顯著提升。這一事實對於解釋現代世界的諸多趨勢至關重要,下文將就此進行分析。
在大約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尤其是從美國內戰結束一直到二戰剛結束的這段時間——其略高於GDP的20%的投資佔比,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居於最高,美國也因此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從1850年到1950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達到3.8%,相比之下,德國和日本為1.7%,英國僅為1.6%。
這種增長率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累積效應,在確立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方面具有壓倒性影響。從1850年到1950年,美國經濟總量增長了3,880%,日本為460%,德國為450%,而英國則為370%(見圖5)。
美國的經濟總量增長幅度超過任何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八倍以上,這不僅為其贏得兩次世界大戰、擊敗德國和日本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美國在1950年之前的經濟主導地位顯得無可撼動。
西德成為首個在經濟增長率上超越美國的主要發達經濟體
鑑於美國在一個多世紀里所佔據的壓倒性增長優勢,二戰后出現的這一變化便具有了關鍵的歷史意義:首次有一批主要發達經濟體,其投資佔GDP比重明顯突破20%,即超過了美國此前的水平,並實現了比美國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
在這些經濟體中,西德率先崛起。到1955年,西德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已達到26.5%,超過美國同期水平;到1964年,這一比重進一步升至30.5%(見圖6)。隨后,美國在20世紀60至70年代對西德發動了一輪強有力的反擊——特別是1971年停止美元兑換黃金、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標誌着美國在經濟與貨幣領域採取主動攻勢。有關這一過程的詳細分析,可參見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
從1950年到1971年,西德實現了5.9%的GDP年均增長率——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主要經濟體在較長時期內增長速度快於美國。儘管1971年后,西德投資佔GDP比重顯著下降,經濟增長率也大幅回落,但由於其在二戰后初期擁有極高的固定投資水平和快速增長表現,若以1946年至1992年這46年為觀察期,西德(及統一后的德國)GDP年均增長率仍達5.3%,超過美國。
快速增長的東亞資本主義經濟體
繼西德之后,第二個在二戰后實現投資佔GDP比重超過美國、且經濟增長率遠高於美國的主要經濟體是日本。日本不僅在投資佔比上高於西德,其經濟增長速度也更快。到1960年,日本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已達33.2%,到1971年更升至37.5%(見圖7)。與西德類似,日本同樣在1971年遭遇了美國的反制——隨着美國停止美元兑換黃金,日本的投資佔比驟降,經濟增速也明顯放緩。儘管如此,日本仍是首個實現投資佔GDP比重超過35%的經濟體;在以1946年至1992年為期的46年間,其GDP年均增長率高達6.4%。
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地區開始與日本的固定投資水平旗鼓相當。由於韓國是「亞洲四小龍」中經濟體量最大的成員,下文將以韓國為重點展開分析。
韓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極低,但到1979年,其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比重已達到35%(見圖8)。這種與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相似的發展軌跡,構成了所謂的「東亞模式」。1997年,韓國遭遇了美國發起的反擊——東亞債務危機——這與1971年美國針對西德和日本採取的不同形式的遏制措施如出一轍。這一衝擊導致韓國的固定投資佔比下降,經濟增長率也大幅放緩,詳見《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儘管如此,在其增長最快的46年間,韓國的年均GDP增長率仍高達8.4%。
社會主義中國
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開啟了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前所未有的最快增長曆程。其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比重一度超過40%(見圖9),1978年至2024年間的GDP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8.9%。
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極高,增長速度極快,這使中國與當今西方經濟體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是,從前文的數據可以清楚看出,中國的投資水平和增長率既非「異常現象」也非「奇蹟」,而只是工業革命250多年來投資佔GDP比重一直呈上升趨勢、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最新體現。
通過提高投資佔GDP比重提高經濟增長率,已得到充分驗證
正如開篇所述,本文旨在通過梳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整個經濟發展歷程,揭示投資佔GDP比重持續上升這一歷史趨勢,而無需依賴複雜的統計手段來區分強勁的長期趨勢與短期的波動。經過這樣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投資佔GDP比重較高,只不過是這一已延續兩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的最新體現。
由於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經濟進程,不僅得到短期研究的驗證,也與經濟理論的預測完全吻合,因此可以確定,這一歷史趨勢絕不會因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而止步。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經濟體的投資佔GDP比重超過40%。唯一的問題在於,中國是否會繼續引領這一歷史進程,還是會在未來被其他經濟體取代。而這,顯然將取決於中國所作出的政策選擇。
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帶來了一系列深遠影響。限於篇幅,這里僅能概括其中幾個最為重要的方面——其余的議題將在其他文章中進行專門探討或已作過分析。
投資佔GDP比重隨經濟發展而上升的趨勢毋庸置疑。亞當·斯密早有預見,馬克思更在「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理論中對此作了系統分析,凱恩斯亦提出過相關判斷。雖然本文出於前述原因選取了極長的歷史跨度,但即使採用不同時間範圍、甚至持反對馬克思和凱恩斯觀點的學者,也同樣得出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這一實證結論。
例如,與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齊名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理性預期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考察了自1870年以來的長期數據,得出的結論與上文完全一致:「就美國而言,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國內投資與國民儲蓄佔GDP比重隨時間的推移保持穩定……但美國在這方面是例外;其他國家的數據則顯示,這些比重隨時間推移而明顯上升。特別是1950-1989年間的比重,無一例外地遠高於二戰前水平。因此,長期數據表明,隨着經濟發展,國內投資總額和國民儲蓄總額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22】
簡言之,儘管巴羅公開反對凱恩斯,並試圖完全忽視馬克思,他仍不得不得出與上述分析相同的經濟結論。
這一跨越250余年的歷史模式,清晰地印證了投資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即投資佔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也往往越快。上述歷史趨勢,與近期大型經濟體中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的較強正相關性完全吻合。例如,可參考《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密碼》中的相關分析。
近年來,隨着固定資本形成淨額(而非僅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系統性統計數據可查詢得到,現代研究得以更清晰地揭示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大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的相關性已超過0.9,接近現實經濟過程中所能觀察到的近乎完美的相關性,詳見《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密碼》。
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與經濟學理論所作的預測完全吻合。無論在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資本都是重要的生產函數投入,相關分析可參見《誤讀提振消費策略,對中國應對美國競爭非常不利》【23】。因此,通過增加固定資本投入來提高投資佔GDP比重,理論上會提升經濟增長率——這一點,無論是在長期歷史研究還是短期數據分析中,都得到了充分驗證。
2024年以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比增速 國家統計局
與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正相關性相對應的另一面是: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也往往會越慢。事實充分印證了這一點,相關詳細統計數據請見《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密碼》和《誤讀提振消費策略,對中國應對美國競爭非常不利》。
因此,提高消費佔GDP比重的后果顯而易見。由於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佔國內經濟的100%,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必然意味着投資佔GDP比重下降,進而減緩經濟增長。因此,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的論點實際上是支持減緩中國經濟增速。
此外,由於GDP增長率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因此,通過減緩經濟增長率來提升消費佔GDP比重,實際上是在主張減緩消費乃至生活水平增速。這正是為什麼消費佔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的原因:消費佔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相關具體數據請見《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誤解促消費對經濟的危害》和《誤讀提振消費策略,對中國應對美國競爭非常不利》。
提高消費佔GDP比重會導致GDP增速放緩,這一事實完全符合經濟理論。從定義上講,消費不是生產投入,因此提高消費佔GDP比重,必然會降低投資佔GDP比重,這意味着用非生產投入(消費)的東西代替生產投入(投資)的東西,而減少生產投入必然會導致GDP增速放緩。由於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經濟增長放緩必然會導致消費增長放緩。
從驗證或證偽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歷史數據充分地印證了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結論:隨着經濟發展,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會不斷上升。馬克思在論及作為不變資本組成部分的投資時指出;「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發展中都得到了印證。」【24】 馬克思的這一分析形成於19世紀60年代,當時固定投資水平與今天相比還極為低下,卻能夠準確預示此后近一個半世紀的經濟演變,堪稱歷史洞察的傑作。這也強有力地印證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分析:「我們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而不是任何其他經濟理論。」【25】
這些經濟事實顯然會對中國所需刺激政策的類型產生直接影響。上述趨勢屬於基本的戰略判斷,即中長期的宏觀經濟方向。它們並不否定在應對短期經濟波動時,可能並不需要以消費刺激為主。但從戰略層面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根本上取決於其高水平投資。因此,任何短期刺激措施都必須與這一經濟戰略相契合。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正式分析,請參見余永定的演講《消費驅動還是投資驅動?》。
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是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之一。從上述歷史數據、其他文獻中的短期研究,以及即使是反馬克思和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所做的實證研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結構經濟學」的這一核心觀點是正確的。也就是説,從歷史發展來看,生產方式的演進和經濟生產階段的升級,本質上就是一個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的過程。這證明,在這方面,新結構經濟學與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任何與此相悖、未能得出「隨着經濟發展,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這一結論的理論,都不符合事實。
為什麼很多人拒絕接受顯而易見的事實?
最后,為什麼顯而易見正確的事情會被拒絕接受呢?
但上述事實都引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歷史數據、短期研究、反馬克思主義和反凱恩斯主義的分析師,以及經濟理論本身——都明確無誤地表明,隨着經濟發展,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那麼,為什麼仍有人試圖否認這一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又為什麼有人試圖否認它對中國現實的影響?
首先,是顯性或隱性的西方中心主義傲慢。只要對各國經濟結構進行事實比較,就會立刻發現,就投資水平而言,中國的經濟結構與西方經濟體存在顯著差異。但是,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約為5%,而美國僅略高於2%。因此,任何客觀判斷都會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的經濟結構優於西方。
但是,看到中國的經濟結構與西方不同,許多西方評論家立即得出了一個完全不合乎邏輯的結論:問題一定出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而不是西方的!事實上,中國的投資水平遠高於西方經濟體,這在邏輯上本應引導人們這樣思考:「是的,中國當然與衆不同,當然不符合所謂‘平均標準’,因為它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遠快於西方。如果中國採取與西方相同的經濟結構,那麼它的增速也會降到和西方一樣的低水平!」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中國的高投資及其帶來的高增長率。中國只是處於自工業革命以來,持續了250多年的一個歷史進程的最新階段——在這一進程中,投資佔GDP比重不斷上升。
中國經濟的優勢在於,它不僅實現了更快的GDP增長,也提升了更快的消費增長率。真正的問題出在西方經濟體:它們已經偏離了投資佔GDP比重持續上升這一歷史趨勢,因而陷入增長乏力的困境。
但西方的傲慢心態使得他們不可能理解,更不願承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投資水平優於西方,符合經濟發展基本趨勢。真正落在歷史潮流之后的,恰恰是西方經濟體本身。
舉個例子,高盛預測,2023-2032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將急劇下降至3.4%。其給出的理由是,資本投資帶來的GDP增長預計每年減少2.4%。而導致這一所謂急劇放緩的原因,是高盛聲稱中國投資佔GDP比重將大幅下降:「預計投資佔GDP的比重將從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
據稱,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中國的投資水平高於其他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中國目前屬於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儘管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水平,並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投資佔GDP比重為34%。」也就是説,有人認為中國應該降低自身的投資水平,並把經濟增速放緩至那些增長率更低的經濟體的水平。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憑什麼要這樣做?中國的平均生活水平和經濟增速不僅快於這些西方經濟體,並且在減貧方面的成效也遠超西方經濟體等等。自然,作為領先者的中國,其經濟結構必然不同於那些落后的經濟體!經濟發展最快的經濟體,當然有別於那些增長較慢的經濟體!而中國之所以不同,恰恰是因為它順應了已經延續了兩個多世紀的經濟發展趨勢。
通過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論調的荒謬和西方無意識的傲慢。假設一家公司想進入一個新行業,並向高盛尋求建議。高盛回覆稱:「在這個行業,有一家公司的增長速度明顯快於其他公司。因此,你不應該向這家增長更快的公司學習,而應該向那些增長更慢的公司學習。」 所有人都會嘲笑這樣的建議,然后立刻取消與高盛的合作合同。但在國家之間的比較中,這種邏輯卻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來。
西方論點的荒謬性之所以沒有立刻被人識破,唯一的原因是他們有意或無意的傲慢——這種傲慢讓他們認為,只要中國與西方存在差異,那必定是西方正確,即便客觀證據恰恰相反。這種西方傲慢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純粹的經濟學論點不僅錯誤百出,而且與歷史發展的事實背道而馳。
但與西方傲慢同樣離奇、甚至更加危險的,是部分中國人所謂的「缺乏自信」或「崇洋媚外」。儘管事實和經濟理論都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快於西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也快於西方,但部分中國媒體卻主張應轉向西方模式。
他們的「缺乏自信」和「崇洋媚外」體現在:即使所有事實都證明情況相反,他們仍無法想象中國優於西方、中國正在超越西方、並以更快速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種缺乏自信和對西方的崇拜極其危險,因為如果他們的觀點和主張被採納,中國的經濟增速和人民生活水平增速都將大幅放緩。
結語
中國的投資水平並非反常現象。這是自工業革命以來持續進行了250年的經濟進程的最新體現,也是中國在特定國情下、順應歷史發展趨勢所展現的經濟先進性和發展水平的標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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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例如,可參閱《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密碼》一文:https://www.guancha.cn/LuoSiYi/2024_10_05_750743.shtml
【2】如果使用較短的時間區間來分析,蘇聯也應被納入其中,因為它在20世紀30年代實現了快速增長——根據麥迪森 2010年數據,1929-1939年,蘇聯GDP年均增速高達6%,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居首。與此同時,其投資佔GDP比重也出現了國際上前所未見的提升:「按1937年盧布要素成本計算,投資總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從1928年的約12%升至1937年的近26%。」但是,二戰期間的巨大損失嚴重削弱了蘇聯的長期經濟增長潛力。在二戰結束后的初期,蘇聯經濟再次快速增長,但未能超過日本——因此,蘇聯只能被視為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經濟增長領頭羊。
【3】如果從1968年算起,由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某些事件導致GDP出現下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會顯得更高。不過,爲了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讀為人為抬高增長率的質疑,表1僅分析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數據。
【4】由於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經濟體,其早期發展過程早已得到學界的深入研究。歷史學家們對於工業革命的起始時間、其經濟增長率的精確估算、以及當時固定投資佔GDP比重等問題仍存在爭議;此外,對於這一進程應稱為「革命」還是更偏向漸進式的累積過程,也有不同看法。但就目前而言,這些細節問題並不需要進一步探討,因為所有估計值相較后續發展而言,都處於極低水平。但足以確證從此時起,經濟基本面向上的發展趨勢已毋庸置疑。
【5】從技術層面看,早在18世紀初,個別代表當時先進水平的機器設備——即固定投資——便開始引入。1712年,第一臺蒸汽動力泵紐科門蒸汽機問世;1733年,飛梭投入使用;1764年,首臺紡紗機誕生。蒸汽鐵路的發展始於1804年,這一時期對資本支出的需求顯著提高。系統地將機器引入紡織生產——被視為工業革命的技術起點——始於18世紀后期。而鐵路建設則在19世紀初迅速展開,這導致固定投資規模進一步大幅擴大。
【6】根據尤塔·博爾特和範贊登所著的《麥迪森式世界經濟演變估算(2020)》中的數據,按 2011 年購買力平價計算,1820 年英國的GDP為700億英鎊,法國為 570 億英鎊,意大利為 510 億英鎊,德國為 500 億英鎊,美國為 270 億英鎊。同年,英國人均 GDP 為 3,306 英鎊,中國為 882 英鎊,兩者比值為 3.7∶1。
【7】這里採用的是英國最新綜合研究中的詳細數據,但即便採用其他估算結果,相對於后續發展的總體趨勢也不會改變。
【8】這一過程甚至在1642—1649年的資本主義革命發生之前就已經開始,並在工業革命期間出現了顯著上升。據估計,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從大約1300年的1.8%—1.9%升至1760年工業革命開始時的約2.5% 。引人注目的是,這與馬克思的分析完全一致,這一時期固定資本相對於流動資本的比重也有所上升。(斯蒂芬·布羅德伯里 、亞歷山德拉·德·普萊伊特 :《英國的資本與經濟增長:1270-1870》,2021年,圖5)
【9】具體而言,目前用於還原英國經濟結構的最早數據可追溯至1688年,也就是先進機械系統化引入的前夕。關於工業革命初期英國投資佔GDP比重的詳細軌跡,經濟史學界尚存爭議。但就當前歷史比較研究的目的而言,這些差異並不影響核心結論——因為所有估算數據按現代經濟標準來看都極低,它們清晰地揭示了后續歷史演進的基本趨勢。(斯蒂芬·布羅德伯里 、亞歷山德拉·德·普萊伊特 :《英國的資本與經濟增長:1270-1870》,2021年,第23頁)
對英國工業化早期階段投資佔GDP比重的首次系統性估算顯示,該比重介於2.5%至5%之間,但最近的研究往往將這一數字進一步下調。其中,「國內投資」被定義為「固定投資 + 存貨投資」,其佔英國GDP比重隨后開始明顯加快上升:從18世紀60年代的3.3%升至18世紀90年代的7.0%;在隨后與法國爆發革命戰爭及拿破崙戰爭期間略有回落;之后再次上升,到19世紀30年代達到7.5%,並在19世紀40年代升至10.5%(見圖4)。此后近百年間,這一比重未能顯著突破該水平。有關工業革命時期的數據均來自斯蒂芬·布羅德伯里和亞歷山德拉·德·普萊伊特合著的《英國的資本與經濟增長:1270-1870》。
【10】根據麥迪森所著的《世界經濟千年統計》數據計算,1600年-1700年,英國GDP年均增長率為0.6%,而同期西歐的平均水平僅為0.2%。斯蒂芬·布羅德伯里等人合著的《英國的經濟增長:1270-1870》對英國同期經濟增長率的估算略高(0.7%),但未提供同一時期西歐的可比數據(斯蒂芬·布羅德伯里、布魯斯·M·S·坎貝爾、亞歷山大·克萊因、馬克·奧弗頓、巴斯·範·勒文:《英國的經濟增長:1270-1870》,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15年。)。
【11】見斯蒂芬·布羅德伯里、布魯斯·M·S·坎貝爾、亞歷山大·克萊因、馬克·奧弗頓和巴斯·範·勒文合著的《英國的經濟增長:1270-1870》表5.03。
【12】撇開中國和印度不談,在這一時期,僅次於英國的全球最大經濟體是是歐洲國家中的法國,以及后來的德國和意大利。
【13】對美國而言,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人口普查局:《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1975年)對1770年和1780年數據的插值推算,當時人口約為250萬;而依據麥迪森項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版)的數據,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人均GDP為2,419美元,由此可得GDP總量約為60億美元。
至於英國,英格蘭銀行(英格蘭銀行:《A Millennium of Macroeconomic Data for the UK》,2024年)給出的數據顯示,大不列顛地區人口為821萬;而根據科馬克·奧格拉達所著的《1700—1900年愛爾蘭人口調查(1979)》的數據推算,人口約為400萬;麥迪森項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版)則給出人均GDP為2,895美元,據此計算的GDP總量約為354億美元。
【14】彼得·林德特和傑弗里·威廉姆森合著的《美國收入(1774-1860)》表4顯示,按1840年不變美元價格計算,美國人均實際收入從1774年的85.26美元下降至1800年的68.22美元——降幅達20%,意味着當時出現了明顯的經濟收縮。但是麥迪森項目(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版)根據約翰·麥卡斯科所著的《殖民地統計資料》和理查德·薩奇所著的《國民收入與生產》數據,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1775年人均GDP為2,419美元,1800年為2,545美元,這意味着該時期人均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2%,屬於極其緩慢的增長。
【15】根據麥迪森項目(2023)數據計算。
【16】同上。
【17】根據麥迪森項目(2023)數據計算,這一數字高出96%。
【18】見羅伯特·高爾曼和保羅·羅得合著的《羅伯特·高爾曼的資本存量項目》表13。
【19】1868-1892年,美國共修建鐵路115,960英里——這一時期的鐵路建設和設備投資額總額,是1840-1870年同類型投資的四倍。與此同時,製造業企業的資本密集度顯著提升:單家制造企業的資本額從1870年的8,400美元升至1890年的18,400美元,翻了一倍多(美國人口普查局:《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1975年。)。
【20】 見麥迪森1991年所著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第40頁。
【21】根據路易斯·約翰斯頓和塞繆爾·威廉姆森合著的《What Was the U.S. GDP Then?(2025)》數據計算
【22】見羅伯特·巴羅與哈維爾·薩拉伊馬丁2004年合著的《經濟增長》第40頁。
【23】 更詳細的分析請見拙文《誤讀提振消費策略,對中國應對美國競爭非常不利》。在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函數框架中,消費被視作不變資本的一部分,與活勞動共同構成兩大生產投入之一;而在西方經濟學中,消費則與活勞動及全要素生產率一道,被視為影響產出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24】見馬克思1867年所著的《資本論》第25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25】見習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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