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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0 17:28
(來源:亞布力企業家論壇CEF)
編者按
近年來,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緣衝突、大國競爭、逆全球化、產業鏈重構、關税大戰進一步加劇,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面臨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進入周期性波動、結構性調整與趨勢性放緩「三重壓力」疊加期,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產能嚴重過剩,企業競爭慘烈……「不出海,就出局」正從以前企業的個體認知演變為今天眾多企業的集體共識……
面對國際環境的嚴峻挑戰與國內發展的困境,中國企業正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壯志,籌謀並積極投身於全球市場的競爭與合作之中,尋求更為廣闊的發展舞臺與機遇。當前,出海企業百舸爭流、千帆競渡,正掀起新時代的出海浪潮……
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出國辦企業」、90年代的「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世紀之交的「走出去」戰略、新時代「一帶一路」共建不同,2018年開始萌動、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后博興的這股新的出海潮具有極為鮮明的新特徵。
首先,新出海面臨前所未有的泛安全化、陣營化、去風險化挑戰,「走出去」的國際環境更為複雜甚至惡化。一方面,大國競爭加劇,原有的全球政治格局正在瓦解,世界主要國家正進行新的陣營分化,意識形態成為新分野,泛地緣政治化、泛安全化、互信缺失成為美國、歐盟與中國相處的新常態。另一方面,WTO等多邊合作機制失靈,逆全球化興起,保護主義抬頭,發達國家經濟泛安全化、去風險化、產業鏈去中國化、高科技脱鈎……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來不曾遇到過的新挑戰,也是中國企業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
其次,「走出去」已不再是企業發展的選做題,而是事關企業存亡的必答題。當前,國內市場產能過剩,需求嚴重不足,對外出口則面臨日益嚴峻的貿易壁壘與限制,對大多數企業尤其是製造企業而言,出海意願前所未有地強烈,出海已成為企業應對嚴峻挑戰的生存法則。
再次,與過往「走出去」不同,新出海範式發生了根本變化。一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再是單打獨鬥,更多的是抱團出海,攜手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共同拓展海外市場,向世界輸出產業能力,尤其是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新能源產業等出海,正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產生深刻影響;另一方面,以全球南方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拓展的主要市場,綠地投資成為中國企業在全球南方的主要投資方式。
新出海的另外一個顯著特徵就是非傳統風險的變化。一是西方國家的泛安全化延燒到經貿領域,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甚至危機。如美國以安全為由強制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轉讓給美國企業;荷蘭對聞泰科技(維權)旗下的安世半導體進行接管,這本質上都是反市場經濟規則的資產掠奪。此外,西方國家還以安全為由,前所未有地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進行安全審查,歐盟甚至提出要求中國領先企業在歐投資必須以技術換市場……二是部分南方國家Z世代運動導致的政治風險高發,尼泊爾、馬達加斯加、孟加拉國等國家的Z世代運動導致政府更迭,印尼、斐濟、新巴布亞幾內亞、墨西哥等國都出現Z世代的大規模抗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局穩定性更為脆弱,給這些國家的外國投資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而當前全球南方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戰場;三是部分國家經濟民族主義抬頭,中國企業尤其是資源類企業在部分國家面臨國有化的風險,如智利鋰業國有化,此前委內瑞拉與津巴布韋的國有化等,都給中國資源型企業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增加了不確定性。此外,因地緣競爭導致的風險也在不斷增加,如菲律賓部分項目拒絕中國企業投標,印度幾年前封禁300多款中國應用。而且,新出海時代企業海外投資風險尤其是安全審查等風險已從過去國有企業為主體向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所有中資企業蔓延……
與傳統「走出去」相比,新出海的重要特徵可以説是企業出海環境更為惡劣,出海意願更為強烈,出海面臨的風險挑戰更為慘烈。
針對新出海潮下的企業對外投資現狀與特徵,為更好地保障中國投資者的海外利益,減少「走出去」的風險隱患,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基於對「一帶一路」的長期研究,在2025年組織專家學者編寫了《中國企業新出海風險報告(2025)》,今天的「一帶一路•觀察」,我們摘選本報告中的部分章節進行刊載,以饗讀者。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發達國家相比晚了幾個世紀。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際經濟合作主要集中在對外貿易與對外援助兩個方面,伴隨着對外援助的發展,中國也開展了一些對外承包工程項目,但因受國內極「左」思想的影響,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發展非常有限。中國企業真正開始對外直接投資融入全球經濟始於改革開放之初,目前大致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起步階段(1979年-1991年)
這一階段由於中國還處於短缺經濟時期,國內市場需求旺盛,企業沒有對外投資的動力。1979年8月13日,中國國務院提出了15項經濟改革措施,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這是新中國第一次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家政策。1979年11月,北京友誼商業服務公司和東京丸一商事株式會社合資,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家海外企業——「京和股份有限公司」,這標誌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正式開始。
在投資規模上,由於這一時期國內資本不足,外匯儲備極低,對外投資資金緊缺,對外投資的企業數量少,投資規模小,除1987-1989年對外投資流量分別達到17.8億美元、18.98億美元和22.23億美元以外,其余年份對外投資平均不到2億美元;在投資主體上,此階段對外投資的主體多為國營外貿公司、金融機構以及工程公司,中信集團、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都是當時對外投資較為活躍的企業,對外投資的目的是為拓展對外貿易服務,主要投資領域集中在加工製造、商貿、餐飲服務、資源開發等行業;在投資方式上,以新建投資為主,但同時一些中資企業在海外嘗試進行併購。
不過這一階段,從規模上看,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規模小,數量較少,錄得的併購交易總額為2.8億美元,只佔錄得併購年份對外投資總量的8%;從併購主體看,以外貿型企業為主,而且主要是少數幾個國有大型企業,如中化、中信、首鋼和華潤等;從併購涉及的區域看,這一階段的併購主要集中在中國香港、美國及加拿大等地區和國家;從併購的行業看,80年代中國企業併購涉及的行業主要是金融、農業、採礦及石油化工等。1984年,中銀集團和華潤集團聯手收購香港最大的上市電子集團公司——康力投資有限公司,這首開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先河。這一階段比較著名的併購案例有,1984年9月,中國銀行收購澳門大豐銀行50%的股權;1986年9月,中信加拿大公司收購加拿大賽爾加紙漿廠50%的股份;1988年1月,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收購美國海岸太平洋煉油公司50%的股權;1988年7月,首鋼集團收購美國麥斯塔工程設計公司70%的股權。
這一階段,在投資審批上,1982年以前,中國所有境外投資項目須經國務院批准。1983年,國務院授權原外經貿部為在國外開設合資經營企業的審批和管理的歸口部門,建立由原外經貿部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嚴格審批和管控的機制,其他各部門和省、市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項目,按層級逐級審批並上報。原外經貿部據此制定了《關於在境外舉辦非貿易型企業的審批和管理規定(試行稿)》,該規定於1985年開始試行,中國對外投資審批開始了規範化歷程。
第二階段:調整蓄勢階段(1992年-2003年)
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投資經歷了從「收」到「放」的轉換。由於部分對外投資項目預期效果不明顯,有的出現虧損,同時由於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制裁,原國家計委於1991年向國務院遞交了《關於加強海外投資項目管理意見》,意見指出,「我國尚不具備大規模到海外投資的條件」。1991年3月,國務院批轉了國家計委的這個意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因此進入調整階段。1992年,中國對外投資流量為1.95億美元,此后出現下跌,到1994年降至7700萬美元。199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提出,要「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2000年11月,中共十五屆五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走出去」戰略。2001年,「走出去」戰略寫入「十五」規劃綱要。同年,中國正式「入世」。這一時期,對外投資的主體由對外工程公司和外貿公司逐步轉移到大型工商企業,除國有企業以外,股份制企業以及民營企業也加入對外投資行列。在對外投資行業上,除加工製造、商貿、資源開發以及餐飲服務等行業外,還擴大到交通運輸、金融保險、家電製造、旅遊服務等領域。企業對外投資已不再是上一階段的建立窗口公司或代表處,而是以合資公司、獨資公司等形式出現,併購投資也進一步增加。
這一時期,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有了明確的方向。以此為契機,中國的改革尤其是國營企業的改革迅速推進,一些外資企業利用國有企業改革的機會在中國進行收購兼併,民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併成為市場的重要新生主體。受外資企業在中國併購的鼓舞,以及政府對海外投資的政策激勵,中國的國有企業包括部分民營企業在海外併購相較80年代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從併購規模上看,這一時期對外併購總額達到51.6億美元,佔同期對外投資總量的17%;從公佈的交易金額看,單筆併購交易金額普遍不高;在併購主體上,該階段併購的主體依然以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為主,但民營企業也開始走出國門,到海外進行併購;從併購涉及的行業看,能源、金融、航空、家電製造等是併購的主要領域;從併購區域看,主要集中在香港、美國、拉美及歐洲等地區;從併購的方式看,出現了橫向併購、縱向併購以及混合併購。這一階段的主要併購事件有首鋼對祕魯鐵礦公司的收購,中國建設銀行對香港工商銀行的收購,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對香港龍航的收購,海爾、萬向及華立集團等也走出國門,試水海外併購。
第三階段:高速增長階段(2004年-2015年)
這一階段,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初具規模,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要進展,銀行等金融機構改革順利推進,民營企業發展迅速。這一時期,政府在2004年、2009年、2014年先后出臺一系列鼓勵對外投資以及促進對外投資的政策措施,無論是綠地投資還是海外併購,都獲得了快速發展。
2004年10月9日,國家發改委發佈《境外投資項目覈准暫行管理辦法》,從此確立了中國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核準制度。同年,商務部發布《關於境外投資開辦企業覈准事項的規定》。2005年,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指出,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到境外投資」。 2009年6月8日,發改委發佈《關於完善境外投資項目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具體細化了小路條制度,開始將「確認函」明確為有關企業向國家發改委報送項目申請報告的必備附件。同年,商務部頒佈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下放了對外投資的審批權限,國家外匯管理局也出臺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2014年4月8日,國家發改委發佈9號令,《境外投資項目覈准和備案管理辦法》,確立了「備案為主、覈准為輔」的境內企業境外投資項目管理制度,廢止21號令及前述相關規定。與此同時,商務部也啟動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的修訂工作。相關部委的措施促進了對外投資促的迅速發展,從2004年開始,中國的對外投資迎來了黃金十年。從投資規模看,2003年中國的對外投資金額為28.5億美元,2004年就陡增到54.9億美元,2015年達到1456.億美元,2016年達到1961.5億美元。除規模發生巨大變化外,無論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主體、行業、還是對外投資的區域及方式,也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是併購投資,逐漸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方式。從併購主體看,這一時期的併購主體依然是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但民營企業開始加大海外併購的力度。聯想集團、海爾、三一以及華為等都在中國海外併購中有驚人的表現;從併購的行業分佈看,這一時期的併購大多集中在能源與資源行業,計算機及汽車行業的併購增多,在業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併購的方式上,這一時期的併購方式更為多樣,除橫向併購外、縱向併購與混合併購案例都不斷增多,支付方式也更為靈活,除現金支付外,也出現了換股及發行債卷等支付形式;在收購的區域上,中國企業的併購足跡橫跨亞、非、拉美及歐洲等國家與地區。這一時期,比較有影響的併購案例有上海電氣對日本秋山機械的收購;上汽對韓國雙龍汽車的收購;聯想對IBM個人電腦(PC)業務的收購;中海油對尤尼科的收購。這一時期,中國企業在海外併購的風險事件開始增多,防範對外併購的各種風險成為企業「走出去」併購的一個重要考慮。
2008年以后,由次貸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波及全球,並蔓延至實體經濟,全球經濟增速明顯下滑。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還未從美國金融危機恢復過來的全球經濟再次受到衝擊。由於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的影響,大幅貶值的國際資產帶來的誘惑難以抵擋,而且各國企業爲了擺脫經濟危機,放寬了海外企業對國內企業的併購管制,加上中國在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也大幅度增長,主管部門對企業海外投資採取鼓勵措施,很多中國企業藉此開始了大規模的海外併購抄底,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數量和總交易金額呈現強勁的增長勢頭。尤其是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啟動、2014年對外投資審批改革之后,中國的海外併購投資出現井噴,並在2016年創下1350億美元的紀錄。
第四階段:調整迴歸階段(2016年-2020年)
由於2015年與2016年對外投資的井噴式增長,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有1231.2億美元,到2015年就增加到1456.7億美元,同比增長18.3%;到2016年就達到1961.5億美元,同比增長34.7%。面對快速增長的對外投資,監管者對由此可能引發的我國金融安全、國有資產安全的擔憂加劇,同時中國外匯儲備的較大波動也引來監管層的高度關注,因此,國家相關部門開始調整對外投資政策,對部分行業的對外投資做出限制。2016年11月28日,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提出要加強境外投資領域的監管,重點關注「個別企業或個人通過對外投資渠道來轉移資產」的行為。2016年12月5日,國家發改委下發《關於調整境外收購或競標項目信息報告報送格式的通知》,該通知規定收購企業需提交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和項目盡職調查報告。同時,外匯流出的監管也加強,外匯監管由「事后監管」轉向「事前監管」。2017年8月4日,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聯合發文《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將境外投資分為鼓勵、限制和禁止類,實施分類管理。同月,國務院發佈《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按「鼓勵發展+負面清單」模式,正式明確了中國將要鼓勵、限制和禁止的三類境外投資活動,限制房地產、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的境外投資。2017年12月26日,國家發改委發佈《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11號令」),為代替2014年舊管理辦法,並於2018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
始於2016年末的調控政策很快出現成效,2016年11月和12月,中國的對外投資大幅下滑,2017年全年,中國的對外投資僅1582.9億美元,同比下跌19.3%;2018年降至1430.4億美元,同比下跌4.3%;2019年進一步降至1369.1億美元,同比下跌4.3%,連續三年出現下滑。
這一時期,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調整了此前美國與中國「接觸」的外交政策,首次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並對中國挑起了貿易戰。同時由於國內生產成本的上升,一些製造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到東南亞、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一股新的出海潮流開始孕育,中國企業進入一個新的出海時代。
第五階段:新出海階段(2020年至今)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由於中國的封禁措施,眾多企業的正常經營受到影響,部分主要依賴中國供應鏈的外國公司的生產也深受影響,加上中國經營成本的持續上升,為數不少的外資企業開始將供應鏈向其他國家轉移。同時,受中美貿易戰影響,部分中資企業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2020年,雖然當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僅有9988.91億美元,較2019年下跌34.7%。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逆勢上漲,從2019年的1369.1億美元上漲至1537.1億美元,同比增長12.27%。2020年,中國對外投資流量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的佔比也從上一年的10.4%提升至20.2%。在投資存量上,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2020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已達25806.6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
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上臺之后,開始聯絡其盟友對中國進行圍堵,搞脱鈎斷鏈。拜登除保持特朗普時代對華高額關税之外,還從關鍵行業、科技等領域對中國進行貿易以及投資限制,這一方面使得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環境惡化,另一方面刺激更多的以美國市場為主導的中國企業將製造能力向東南亞以及墨西哥等國家轉移。
同時,由於結構矛盾、預期轉弱加上疫情持續影響,國內多數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但需求不足,價格戰、內卷嚴重,「不出海,就出局」成為眾多企業的共識,「走出去」成為企業的生存法則,這刺激中國對外投資快速增長。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202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流量)達到1788.2億美元,同比增長16.3%,增速較2020年提升4個百分點,較2019年增長30.6%。2022年,中國的對外投資出現短暫回落,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631.2億美元,同比下跌8.8%。
2023年,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后,中國經濟繼續面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消費乏力,房地產投資和民間投資增長遇到挑戰,中國企業出海步伐加快。202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772.9億美元,同比增長8.7%;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攀升至1922億美元,同比增長8.4%。
特朗普重新上臺后再次對中國挑起關税大戰,全球產業鏈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並加速重構,加上部分行業(如家電、手機、工程機械)國內市場飽和,企業亟需通過海外市場拓展增量空間,同時,新興經濟體(如東南亞、中東、拉美)工業化進程加速,對基礎設施、消費品和技術的需求激增,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填補空白」的機會,中國企業掀起新的「出海潮」。據商務部、外匯局統計,2025年1-9月,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12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6%,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速。新能源(光伏、電動車)、數字經濟(移動支付、電商)等中國擁有領先技術優勢的產業成為中國「走出去」的主力。中國對外投資迎來規模擴張與結構升級並行的時代,投資主體從國企主導(如能源、基建)到民企活躍(如華為、小米、SHEIN),區域分佈從「歐美為主」到「全球佈局」,同時,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投資進入新的發展時代。
總體看,新出海時代可以追溯至2017年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發動的貿易戰以、疫情以及中國經濟的困境加速了中國企業「新出海」時代的到來。由於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新出海面臨前所未有的泛安全化、陣營化、去風險化挑戰,尤其是在信息技術與數字領域,西方國家幾乎集體對中國企業進行抵制,如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抵制、拆除華為的產品,禁止中國企業併購高科技領域企業。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國際環境更為複雜甚至惡化。國內環境也同時出現深刻變化,「走出去」已不再是企業發展的選做題,而是事關企業存亡的必答題,企業出海意願前所未有地強烈。同時,與以前的「走出去」方式不同,新出海範式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再是單打獨鬥,更多的是抱團出海,攜手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共同拓展海外市場,向世界輸出產業能力,尤其是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新能源產業等出海,正對全球產業鏈重構產生深刻影響。同時,由於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抵制,以全球南方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日益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拓展的主要市場,綠地投資成為中國企業在全球南方的主要投資方式。
在新出海時代,中國企業面臨的國際化風險也前所未有的嚴峻,一方面,西方國家的泛安全化延燒到經貿領域,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前所未有的資產安全風險;另一方面,部分南方國家Z世代運動導致的政治風險高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局穩定性更為脆弱,給這些國家的外國投資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而當前全球南方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戰場。與傳統「走出去」相比,新出海的重要特徵可以説是企業出海環境更為惡劣,出海意願更為強烈,出海面臨的風險挑戰更為慘烈。
表11981年至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單位:百萬美元)
資源來源:(1)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報告(2003-2024)
(2)《中國對外投資促進體系研究》,裴長洪等著
表2 1988年至2017年中國企業對外併購情況 (單位:百萬美元)
資源來源:(1)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報告(2003-2024)
(2)《中國對外投資促進體系研究》,裴長洪等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政策經歷了從嚴格管控到逐步放開、再到高質量引導的深刻變革。這一過程既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需求,也體現了國際環境和國家戰略的動態調整。
表3 1979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演變
如前所述,從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除對外貿易與對外援助以外,中國企業沒有實際的對外投資。直到1979年8月國務院提出《關於經濟改革的十五項措施》,才明確指出「允許出國辦企業」,為企業開展跨國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政策支持。
1983年以前,國內所有境外投資項目需國務院直接審批,1983年后由原外經貿部歸口管理,實行逐層上報的嚴格審批機制。同一年,原外經貿部發布了《關於在境外舉辦非貿易性企業的審批和管理規定(試行稿)》,為境外投資提供了初步規範。1985年,原外經貿部發布《關於在國外開設非貿易性合資經營企業的審批程序和管理辦法》,進一步對境外投資進行規範管理。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擴大對外投資」,2000年「走出去」戰略首次被納入國家戰略,政策開始向鼓勵與規範並重過渡,部分審批權限下放,嘗試簡化流程,但仍以覈准製爲主;允許企業基於市場需求開展短期利益驅動的投資,但缺乏長期戰略規劃。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改革開放邁入新階段。隨着經濟發展和外匯儲備增加,境外投資政策開始由「審慎探索」轉向「規範管理、穩步推進」。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概念,明確指出中國經濟需要同時利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以及國內資源和國際資源。1999年,國務院轉發《關於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的意見》,鼓勵輕工、紡織、家電等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到境外開展帶料加工裝配業務。同時,原外經貿部下放了部分企業海外投資的審批權限,簡化了部分審批手續。
2000年,「走出去」戰略在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上首次正式提出,標誌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導向的重大轉變,境外投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001年,在加入WTO之后,中國的對外開放轉向「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階段,境外投資政策也隨之邁向制度性開放,由審批逐漸轉變為「覈准」。
2003年,商務部出臺了《關於做好境外投資審批試點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於簡化境外加工貿易項目審批程序和下放權限有關問題的通知》,這兩個文件為覈准制的實施奠定了重要基礎。2004年,國務院發佈《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標誌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管理的核準制正式出臺,但中國企業在一些領域的跨境投資仍需主管部門批准,同年發佈的《關於內地企業赴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投資開辦企業覈准事項的規定》和《關於境外投資開辦企業覈准事項的規定》兩個文件使對外投資的核準制正式取代了審批制。后續政府進一步完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併發布了《關於做好境外投資項目下放覈准權限工作的通知》,在壓縮了企業境外投資覈准要求並簡化覈准程序的同時,也不斷下放項目覈准權限,降低了企業進行跨國投資的門檻。由審批制轉為覈准制是中國對外投資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契合了政府簡政放權以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
同時,外匯管制進一步放松,2006年,國家外匯管理局發佈《關於調整部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了境外投資用匯額度的限制,並取消了外匯資金來源審查,極大便利了企業境外投資的資金流動。
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
2013年國務院下發新的《政府覈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13年文本)》,規定除少數另有規定的行業外,政府對中國企業進行境外投資活動一律以備案代替審批管理,實現了企業境外投資的管理方式由覈准制向備案制進一步轉變。2014年,商務部對2009年下發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進行修訂,減少了98.5%的核準事項,確立了「備案為主,覈准為輔」的管理模式。
爲了扭轉過去境外投資粗放式發展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並實現對外投資效率整體提高,從2016年起,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國務院國資委等中國企業境外投資管理部門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對企業境外投資行為監管的政策文件。
2017 年 1 月 7 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國資委令第 35 號),該辦法旨在加強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提升國際化經營水平。2017 年 8 月 4 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7〕74 號),明確了境外投資的鼓勵、限制和禁止方向,引導企業合理有序開展境外投資。
2017 年 12 月 6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和全國工商聯聯合發佈《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爲規範》,引導民營企業規範境外投資經營行為。
2017 年 12 月 26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國家發展改革委令第 11 號),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簡化境外投資覈准備案程序,強化全程監管。
2018 年 1 月 31 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關於發佈境外投資敏感行業目錄(2018 年版)的通知》(發改外資〔2018〕251 號),明確境外投資敏感行業範圍,加強分類監管。
2022 年,多部門出臺《關於推進共建「一帶一路」 綠色發展的意見》、《對外投資合作建設項目生態環境保護指南》,引導企業在境外投資中踐行綠色發展理念。
2025 年 10 月 17 日,商務部、外交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的指導意見》,以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的服務保障體系。
各部門出臺的系列文件,不斷引導中國出海企業合規經營、綠色發展,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從而實現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轉變。
總體看,回顧中國對外投資的政策變化,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政策走過了一條從「嚴格審批、探索嘗試」到」優化引導、高質量發展「的變革之路。在管理體制上,經過了從「逐案審批」到「覈准制」,再到「備案為主、覈准為輔」,最終走向「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過程。
在政策導向上,經歷了從「嚴格管控」到「鼓勵促進」,再到「優化引導、規範發展」的過程。
中國對外投資政策的演進變化,深刻反映了中國根據自身發展階段、國內外形勢變化,不斷調整和優化政策,推動企業更穩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戰略智慧。
(一)對外投資規模快速增長,佔全球對外投資的份額持續提升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達到1922億美元,同比增長8.4%。截至2024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31399.3億美元。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2025世界投資報告》的數據,在2024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中國對外投資流量與存量分別佔全球當年流量、存量的11.9%和7.2%,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全球的佔比較上年提升0.5個百分點,連續13年列全球前三;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連續八年排名全球前三。
2024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約1684.2億美元,同比增長5.9%;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237.8億美元,同比增長30.5%。
圖1 2025年-2024年中國對外投資流量(單位:萬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5-2025年)
圖2 2024年中國與全球主要國家對外投資流量對比(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2025年世界投資報告》
圖3 截至2024年末中國與全球主要國家對外投資存量對比(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2025年世界投資報告》
(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以綠地投資為主,併購投資規模有所回升,超50%的併購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2024年,全球跨境併購市場呈現回暖趨勢,全球跨境併購交易額增長2%,發達國家間併購尤其活躍。其中,美國跨境併購投資額較2023年增長80%,助推發達國家跨境併購投資額上漲19%,達到3640億美元。
2024年,中國企業共在全球66個國家和地區實施了373個併購項目,對外投資併購交易總額約256.9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24.9%,但規模仍然較低。從併購資金來源看,中國企業境內資金230.7億美元,佔併購總額的89.8%;境外融資26.2億美元,佔併購總額的10.2%。
從行業看,2024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併購涉及製造業、採礦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等17個行業門類。從併購金額上看,製造業併購97.1億美元,位居首位,涉及135個項目;採礦業併購金額65.6億美元,位居次席,涉及28個項目;電力/熱力/燃氣及供水業併購37.4億美元,位居第三位,涉及13個項目。
從併購區域看,2024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併購分佈在全球66個國家和地區,從這些區域併購的規模看,中國香港、祕魯、印度尼西亞、博茨瓦納、英國、開曼羣島、新加坡、韓國、幾內亞、意大利位居中國企業併購前十之列。
2024年,中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實施的併購項目有150個,併購金額達151.5億美元,佔2024年對外併購總額的59%。其中,祕魯、印度尼西亞、博茨瓦納、新加坡和韓國吸引中國企業投資併購規模均超過10億美元。
圖4 2004-2024年中國企業海外併購金額變化情況(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5-2025年)
(三)債務工具投資大幅增長,創近10年新高
從投資資金來源看,2024年的對外直接投資中,新增股權投資730.5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0.6%,佔全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達38%;新增留存收益再投資778.9億美元,佔對外投資流量總額的40.5%,不過較上一年,留存收益再投資下跌0.7個百分點。
2024年,中國企業債務工具投資額為412.6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57.4%,佔對外投資流量比約21.5%,佔比較上年提升6.7個百分點。
圖5 2006-2024年中國企業海外債務工具投資變化情況(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05-2025年)
(四)投資領域廣泛,主要投向商業服務、製造及採礦等行業
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25)》的統計,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涵蓋了國民經濟的18個行業門類,其中流向批發和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製造、金融、採礦等五大行業領域的投資均超過百億美元。
2024年,流向批發和零售業的對外投資高達403.5億美元,位列行業門類流量第一位,比上一年增長3.9%,佔當年對外投資流量總額的21%。從區域看,批發和零售業的對外投資主要流向中國香港、新加坡、俄羅斯聯邦、美國、越南、英國、泰國、中國澳門、德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
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是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大行業領域,全年對外投資金額達380.7億美元,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19.8%,不過,與2023年相比,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對外投資下降了29.7%。這一行業領域的投資主要流向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屬維爾京羣島、開曼羣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荷蘭等國家和地區。
製造業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三大行業領域,2024年,中國企業海外製造業投資金額達375.4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37.3%,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19.5%。從具體的細分行業看,製造業投資主要流向計算機/通信電子設備製造、汽車製造、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專用設備製造、橡膠和塑料製品、金屬製品、通用設備製造、醫藥製造、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非金屬礦物製品、儀器儀表製造等行業領域。
2024年,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237.8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30.5%,佔全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點的12.4%。從區域看,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注要流向中國香港、盧森堡、開曼羣島、美國、愛爾蘭、新加坡、英國等國家和地區。
採礦業對外投資總額約212.6億美元,同比增長115.2%,佔2024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11.1%。
根據《公報》統計,以上五大行業領域對外直接投資總計達1610億美元,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83.8%。
此外,2024年,流向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對外投資約83.8億美元,比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4.4%。
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約69.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05.5%,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3.6%。
電力、熱力、燃氣及供水行業對外投資57.4億美元,同比增長23.4%,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3%。
建築業對外投資51.6億美元,同比增長80.5%,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2.7%。
表4 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流量及佔比情況
數據來源:《202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80%流向亞洲,其中主要流向中國香港,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投資大幅增長
根據《公報》的統計,2024年,中國流向亞洲的直接投資達1536.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8.5%,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9.9%。其中對中國香港的投資達1161.2億美元,同比增長6.8%,對中國香港的投資佔對亞洲投資的75.6%,且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超過50%。
2024年,中國企業對東盟10國的投資達343.6億美元,創歷史最高值,同比增長36.8%,佔對亞洲投資總額的22.4%。
2024年,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資約155.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5.4%,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8.1%。在拉丁美洲,中國的投資主要流向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墨西哥、巴拿馬、巴西、祕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智利以及阿根廷等國家和地區。
2024年,流向歐洲的投資約12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3%,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6.5%。中國對歐洲的投資主要流向俄羅斯聯邦、盧森堡、英國、德國、瑞典、愛爾蘭、塞爾維亞、匈牙利、波蘭、意大利等國家。
流向北美洲的投資約60.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22.6%,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3.1%。其中,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約66.3億美元,下降4.1%。2024年,中國企業在加拿大和百慕大羣島均出現了較大程度的撤資,2024年對這兩個區域的投資均為負值。
2024年,中國流向非洲的直接投資約33.7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4.9%,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1.8%。中國對非常的直接投資主要流向南非、莫桑比克、尼日爾、阿爾及利亞、毛里求斯、剛果(金)、剛果(布)、摩洛哥、肯尼亞、尼日利亞、幾內亞、贊比亞等國家。
2024年,中國企業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509.9億美元,較2023年增長22.9%,佔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26.5%。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投資增速連續多年超過中國的對外投資增速。
表5 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的區域及佔比情況
數據來源:《202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六)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快速增長,對外投資佔比較上年提升8.2個百分點
2024年,中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中,非公有控股經濟主體對外投資913.7億美元,同比增長24.6%,佔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流量的54.3%,較2023年提升8.2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約770.5億美元,較上年下降10.2%,在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中的佔比約45.7%。
2024年,中央企業和單位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599.9億美元,佔非金融類流量的35.6%,比2023年下降9.4%。
從對外投資企業所在的國內區域看,東部發達地區的企業對外投資較活躍。2024年,東部地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達918.2億美元,同比增長20.7%;中部地區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約114.4億美元,同比增長19.3%;西部地區企業對外投資約63.9億美元,同比下降2.6%。從具體省份看,廣東、浙江、山東、上海、江蘇、北京、海南、福建、安徽、河南位列地方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十,這10個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總計達933.1億美元。
表6 202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十省市排名
數據來源:《202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總體看,2024年,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進一步加快,尤其是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提速,中國香港繼續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跳板。同時,對新加坡以及越南的投資也在快速增長。此外,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25)》,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互利共贏效果顯著,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日益凸顯。
根據商務部的最新數據,2025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整體呈現穩中有升、質效齊升的態勢,在規模、行業、區域、投資方式以及「一帶一路」 相關投資等多個層面均展現出鮮明的發展趨勢,首先從規模上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將穩步增長。根據商務部的數據,2025 年 1-9 月,中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以美元計為 1289.3 億美元,增長 3.6%,扭轉了上半年的下降態勢,其中第三季度同比增長 25%,復甦動能強勁。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表現更優,對產業鏈和供應鏈關鍵環節的支撐力度持續加大。隨着國內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預計未來將有更多企業到海外投資,進而推高中國的對外投資。
其次從行業看,傳統行業仍佔主導,但新興領域的投資快速增長,新興產業將成為投資熱點。租賃和商務服務、批發零售、製造、金融四大領域雖然還將在一定時期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行業,但中國對外投資內部結構已發生顯著變化,新能源、汽車製造、電子設備等領域表現突出,反映中國通過海外佈局加速產業鏈全球化。同時,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投資也將快速增長,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也將成為新的增長點。根據商務部的數據,前三季度,供應鏈上游的基礎材料與能源項目成為投資核心,佔總投資額的52%以上,投資額達512億美元,投資集中於清潔能源原材料、電動汽車等製造業領域。此外,2025年前三季度,中國製造業對外投資累計389億美元,佔主要FDI的38.2%,以汽車和消費品製造為主。
再次從區域看,亞洲將繼續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為核心區域,同時,對外投資多元佈局進一步深化。目前看,中國香港將繼續保持中國對外投資的最大區域,東盟憑藉人口紅利和RCEP協議下的關税減免政策,將繼續成為製造業轉移和消費市場拓展的首選目的地,尤其是印尼、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等東盟國家。此外,中國對非洲和中亞國家的投資將進一步增長,這兩個區域在中國對外投資中的佔比將進一步提升。
第四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將釋放新的投資潛力。近幾年來,中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投資增速已顯著高於對外投資的整體水平。2025 年前三季度,中國對 「一帶一路」 共建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 300 億美元,同比增長 23.7%,佔同期非金融類投資總額的 27%,佔比較上年同期增長 4 個百分點;上半年這一增速更是達 20.7%,持續高於整體對外投資增速,成為拉動中國對外投資增長的關鍵引擎。當前,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產業契合度持續深化,如哈薩克斯坦的無人機與貨運綜合投資項目、騰訊雲在沙特和印尼的數據中心建設等。這些項目既契合中國產業升級方向,又對接共建國家基礎設施完善和經濟發展需求,未來必將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新亮點。
總體看,當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增長模式從過去的規模擴張,轉向了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在地域上,形成了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並舉的多元化格局;在行業上,技術密集型和綠色低碳領域成為新的增長點。在方式上,投資、併購與工程合作協同發展,並與國內產業升級緊密聯動。同時,對外投資政策與服務體系的完善,為高水平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撐。
(本文摘選自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研究中心編寫的《中國企業新出海風險報告(2025)》,內容有刪減)
排版|林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