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資訊> 正文
2026-04-11 10:16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光斌、萬澤雨】
當一些中國網民自發為中國唱讚歌時,他們被嘲笑為「自干五」。其實,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都需要「贏學」——對國家合法性的信仰,沒有這個信仰,國家就會完蛋,這是世界歷史反覆上演的劇目。
比較而言,中國的「贏學」敍事遠遠滯后於西方,西方「贏學」早就體系化學理化了,很多自由主義大師諸如洛克、休謨、康德、托克維爾、小密爾、馬克斯·韋伯,都是西方「贏學」的奠基人;進入20世紀,熊彼特、李普塞特、羅伯特·達爾、薩託利以及經濟學者道格拉斯·諾斯、阿西莫格魯等,都是西方「贏學」的急先鋒。正是因為這些「諸神」的貢獻,以至於很多人用西方的「贏學」知識而否定中國的「贏學」。
西方「贏學」之宗旨在於論證為什麼「西方的興起」是「歷史的終結」:歷經第一代的人種優越論即白人優越論,演變為20世紀之交第二代的文化優越論,在冷戰時期集中表現為制度優越論即第三代「贏學」。這個知識譜系構成了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路線圖」。
一、第一代「贏學」:白人優越論
西方優越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具體表現形態。從人種論這一基於早期分類學、自然科學的白人種族優越論,到西方文化優越論或文明等級論,再到如今的西方制度優越論和反種族主義、反帝國主義話語掩飾下的當代新種族主義與新帝國主義[1],雖然形態發生了變化,但其背后的邏輯則是一以貫之的。
對白人優越論的系統梳理,首先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新種族主義、新型文化帝國主義及諸多西方政治學主流理論的隱祕意識形態根基,進而推動以表層分析為主的國際關係研究升級為關注世界秩序深層結構的世界政治研究。
其次,白人優越論作為時常被忽視的西方中心主義之精神內核,在西方政治學理論建構與史觀塑造方面產生了隱祕但深遠的影響。對其進行清醒而客觀的審視,有助於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文明新形態,併爲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之生成發展奠定認識論基礎。
最后,西方中心主義與白人優越論早已通過學術教育、文學音樂影視作品、新聞媒體、商業宣傳等各種方式在中國、亞洲乃至全世界完成其政治社會化過程,可謂「入腦、入心」。從歷史政治學視角審視白人優越論的思想生發、理論建構與實際影響,還具有正本清源的社會現實意義。
歐洲白人15世紀進入大航海時代,開始與新大陸上的不同種族人羣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接觸並隨即開展血腥的殖民活動。為這類充斥着奴役、販賣、屠殺的行徑進行辯護,成了當務之急。最早的辯護來自基督教,將其合法化為一種「傳教士的佈道探險活動」。[2]但隨着基督教教義與殘酷的黑奴貿易、殖民掠奪之間的張力愈發緊張,西方人開始尋求更為「科學」的基礎,披着科學外衣的人種論學説應運而生。現在人們熟知的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等的劃分正是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中慢慢形成的。
19世紀后,法國解剖學家、動物學家喬治·居維葉(George Cuvier)提出「人分三種説」,將世界上的所有人種簡化為白人/高加索人、黃種人/蒙古人種、黑人/埃塞俄比亞人種這三個主要種族,並強調三類人種單獨隔離發展而來,其區別是由生物學遺傳因素所決定的,因此永恆不變,且存在嚴格清晰的層級:白人位於頂端,而接近於猩猩的黑人動物性更強、智力最為低下,因此位於最底端。[3]這一人種多源論觀點后來也影響到休謨、伏爾泰和康德等人。
這一時期白人優越論下對其他種族的鄙夷和仇視,達到了盲目和荒謬的地步。從阿瑟·德·戈平瑙到黑格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認為只有白人國家存在歷史而在非洲和中國均不存在歷史。[4]國內許多學人都絞盡腦汁替黑格爾之「中國無歷史」論找尋各種解釋。而如果瞭解了他説此話的白人優越論和種族主義背景,便不會那麼認真地對待這句話了。
隨着經濟上的全球資本主義化即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進程,在思想文化上論證殖民統治合法性成為當務之急,而這項工作往往由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們來完成。一般認為,將矛頭指向宗教神學,宣揚理性、人權、自由、平等的啓蒙運動是將歐洲帶出中世紀並開啟輝煌的現代西方文明的偉大豐碑。[5]
然而通常被忽視的是,啓蒙思想家們好像並未因其人文關懷而在白人優越論這一點上勝過上述人類學家、自然科學家什麼,反而是白人優越論的親身實踐者和積極助推者,成爲了白人優越論建構方面的另一條關鍵線索。在歷史政治學的透視下,啓蒙思想家與自由主義的兩面性清晰可見。
作為「自由主義之父」的約翰·洛克,正如約翰·鄧恩所言,「是一個有着多副面孔的人」[6]。早期自由主義並非真正所謂的「人人平等、生而自由」,不僅在階級上它是資產階級的,在種族上亦有着嚴格的限制。在洛克的人類知識譜系中,「黑人不是人,因為白色是一個孩童心中關於人的複雜觀念中簡單且恆常的觀念之一」[7];而當一個孩童在描述魔鬼時,「他可能會管一個黑人叫魔鬼而不是人」[8]。
約翰·洛克
洛克的白人優越論意識形態不單單表現在其學説上,更體現在其實踐上。
早在1663年,洛克就親自參與了從非洲販賣黑奴到美洲的大西洋奴隸貿易。1666年洛克得到機會替英國輝格黨領袖、后來擔任財政大臣、大法官和上院議長的英國政治名流沙芙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治病,由此開始步入政界,廣泛參與了各項殖民地政策制定。
在1669年作為英屬卡羅來納殖民地領主祕書起草的《卡羅來納基本法》(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中,洛克將其代表性的宗教寬容思想和其並不廣為人所知的種族主義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任何人包括奴隸都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但同時,奴隸卻不能因宗教信仰而改變其奴隸身份,任何卡羅來納的自由人都對其黑奴擁有絕對權力與權威。[9]這套在新殖民地建立的法案將印第安人的權利剝奪到了「只可作為歐洲人附屬物而非自由人的地步」[10],毫無疑義地確立了貴族統治的基礎,併爲奴隸制張目。[11]
1673年在沙芙茨伯里伯爵創立英國「海外貿易與種植園理事會」后,洛克在該理事會任祕書一職長達數年[12],大肆為英國海外貿易和美洲種植園主牟取利益,自己也在卡羅來納州攫取了48000英畝土地,並參與投資了沙芙茨伯里伯爵名下專為英國供應殖民地種植園產品的巴哈馬公司。[13]1695-1700年,已成為英國首相約翰·薩莫爾心腹的洛克主導着「海外貿易與種植園委員會」幾乎一切事務的決策。[14]
洛克絕非特例,與洛克並稱為英國經驗主義之父的休謨不僅贊同人種多源論和人種不平等理論,同時還加入了其所擅長的經驗主義話語來論證白人優越論。
與洛克一樣,休謨所批判的偏見和不寬容,也僅僅適用於白人羣體之中,而對於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種族,休謨則認為他們在本性上比白人更低劣。[15]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在於,休謨由黑人的現狀出發,「有罪推定」式地將一切歸因到種族上:
「沒有比白種文明民族更為複雜的民族了,甚至除了白人就沒有在行動和思想方面表現傑出的個人了。在那些人中間從來沒有繁榮的製造業、沒有科學和藝術。另一方面,即使最粗野的白人,如過去的日耳曼人和今天的韃靼人,也總是在勇氣方面或在治理方面或其他方面超過他們。如果這種差別不是以自然在這些人種中間所造就的原始差異為基礎的,就不可能在那麼多的國家里看到,不可能在那麼多代人中間所保持。」[16]
休謨因此斷定世界上的人種分為兩類,一類是對於人類文明進步具有壟斷能力的白種人,一類是最多隻能如「鸚鵡學舌」般模仿白人的其他種族。[17]與早期分類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類似,休謨以其並不嚴謹的經驗主義推論將非白人種族所謂的「不可挽救的智力和才能上的本質低下」歸結為生物遺傳因素。
大衞·休謨
大英帝國另一條白人優越論的線索在於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代表人物即我們所熟知的密爾父子——詹姆斯·密爾與其子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老密爾指出,印度人在專制主義與祭司主義(priestcraft)的結合下,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身體上都是人類中最受奴役的那一部分,因而其與美洲的野蠻人、中國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類似,並未走出半文明國家(half-civilized nations)的範疇。[18]
老密爾特別喜歡將印度與中國放在一起比較,認為二者具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幾乎都有同樣程度的不真誠的惡習;虛偽、奸詐、喜歡説謊,甚至超過了未開化社會的一般程度。兩者都傾向於過分誇大與自己相關的任何事。兩者都是懦弱和無情的。兩者都具有最高程度的自負,並對他人充滿蔑視。從物理意義上講,這兩種人的外表和住所都是非常骯髒的」。[19]
老密爾將歷史的微妙發展「簡化為文明和粗野之間的一種粗糙的二分法,並將所有非歐洲社會同化為一種社會‘初期’的單一種類」,同時他還建立了一種社會歷史發展階段與其成員智能的緊密聯繫[20]。彭斯(J. H. Burns)則直接批評道:「密爾的文化沙文主義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傲慢自大。」[21]
寫就《代議制政府》和《論自由》的小密爾的名氣遠勝於老密爾,然而他在白人優越論上仍深受其父影響,並終其一生相信他父親的《英屬印度史》是有關印度社會最為可靠的著作之一。[22]
小密爾在帝國與自由主義方面的論述相較其父與洛克等人更為自洽,其白人優越論也基本上超越了赤裸裸的種族論,上升到了更為精緻巧妙的文明等級論層面,並且承認「低等文明」具備一定條件下的「可進步性」。也正因為此,西方自由主義論者大多將小密爾的相關論述作為西方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政治思想之間糾葛關係的核心,特別是其晚期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思想。[23]即便如此,小密爾思想中的「白人優越論」底色依舊明顯,只不過是從早期人種優越論轉向更接近於文化優越論的更高級形態。
小密爾在劃分完文明等級后,雖然並未將野蠻與種族的聯繫固定化,但卻論證道野蠻社會的「人們本身卻不存在自發的進步動力」[24],而促使野蠻文明「進步」的方式唯有通過外部力量的介入。由於野蠻國家民眾缺乏文明國家民眾的服從、勤勉的品質,因此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進行「專制式」統治以培養其服從的美德,[25]並實行奴隸制以鍛造其勤勉的習慣。[26]
對此,小密爾總結道:「在人類自發進步的過程中,早先困難異常艱鉅,因此人們對克服困難的手段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而由一個富有進取精神的統治者,使用某些權宜之計去實現不如此也許就不能實現的目標,就是合情合理的。對治理野蠻人來説,只要目的是改善他們的狀況,而且所用手段也已由實際結果證明是正確的,那麼專制就是合理的政府模式。」[27]
在討論國與國之間關係問題上,小密爾則認為文明國家與野蠻國家之間的本質不同,導致處理其關係時不適用於文明國家之間的國際道德準則,進而贊同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進行軍事干涉:「野蠻的國家尚沒有越出那個爲了自身的好處,應該由外國入侵和控制的時期。獨立和民族性,對於更為先進的民族的成長發展太重要了,對它們一般就是妨礙。文明國家對於獨立和民族性的神聖責任不是約束那些民族,對於后者,獨立和民族性要麼是罪惡,要麼是有問題的善。」[28]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可見,這些偉大的西方自由主義者自我標榜的那些中立性與普遍性一旦涉及到個人利益、國家利益或種族利益,便立刻化為泡影,取而代之的則是徹徹底底的「種族自由主義」(racial liberalism)。
除了英國,歐陸啓蒙思想家們也積極參與到這一時期的「白人優越論」意識形態建構中來。
18世紀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深受人種多源論[29]的影響,認同各人種具有永久的不平等性,甚至在推論中取消了人類和動物的界限:文明的白人,「是比黑人更為高級的人種,正如這些黑人比猴子更高級,亦如猴子比牡蠣和此類其他動物高級」。[30]伏爾泰還加入了上帝目的論,將黑人成為奴隸論證成是上帝的旨意,並且反對不同人種之間通婚,認為這是對給予上帝旨意的自然規律的冒犯。[31]
同一時期的另一位思想巨匠康德(Immanuel Kant)則受到了休謨的影響,進而成爲了科學種族主義理論的先行者。同休謨一樣,康德將經驗主義觀察得出的不同種族所呈現出的差異,主要歸因為某種「種族特性」。康德認為,黑人的低劣和愚蠢,雖然環境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最主要的決定性因素來源於經由生殖遺傳方式流傳下來的種族特性,而膚色正是種族低劣的印記。[32]
作為英國在全球殖民地爭奪中的最大競爭對手之一,法蘭西帝國在19世紀30-40年代也找到了他們最具影響力的殖民政策代言人,那就是《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作者、法國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不同於伏爾泰和康德只是在思想上的「貢獻」,作為下議院議員的托克維爾廣泛參與政治,是法國殖民統治阿爾及利亞政策領域當之無愧的頂級專家和堅定辯護者。[33]
即便他意識到殖民統治給美洲當地人民造成何種傷害,即便當時法國有許多人正在懷疑這樣做的正確性,托克維爾仍堅持為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辯護。背后的思想動機除了白人優越論外,還有某種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不願法國在海外殖民擴張方面落后於英國而失去國際地位和聲望。[34]在比戈將聲名狼藉的侵略突襲行動后,托克維爾替他辯護道:「我常常聽説我所尊重的、但是與我意見不同的法國人,認為我們燒燬糧食是錯誤的,我們清空儲倉是錯誤的,並且最終認為我們抓獲手無寸鐵的男人、婦女和兒童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些只是不幸的必需之舉。」[35]
戰爭中的托克維爾收起了往日的温情脈脈,開始更頻繁地使用「愚昧」「野蠻」「未開化」等這類詞匯來形容當地人,並建議推出更加嚴厲的軍事策略,包括終止與當地部族的所有貿易、軍事侵略突襲行動,關押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手無寸鐵平民,並且毀壞一切當地人試圖建立的城鎮。[36]托克維爾解釋道:「對於我們來説,為使殖民達到某種程度,我們必須不但有必要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要運用看上去邪惡的手段,紛爭不再存在於政府之間,而存在於種族之間……這從歐洲的犁觸碰到這片土地的那一天就開始了。」[37]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對法蘭西帝國事業的熱情還拓展到了他對整個歐洲種族即白人羣體優越性的觀念上。
他曾在對友人的信中談到英國1840年對華發動的鴉片戰爭,鼓吹歐洲人對世界其他所有種族進行奴役:「如果我是英國人,我將不會毫無憂慮地看待正在準備中的對華遠征。我以一個善意而無私的旁觀者的身份來説,關於一支歐洲軍隊入侵天朝的想法只會令我感到高興。這樣,歐洲的流動性終將對抗中國的靜止性了!這是一件偉大的事件,特別是如果人們認為它只是一種繼續,是同樣性質的眾多事件當中的最后一個,這些事件都讓歐洲種族走出本土,併成功地讓所有其他種族都屈從於它的帝國或者它的影響。比羅馬帝國的建立更為巨大、更為非凡的事情就要產生在我們的時代,但是沒有任何人注意它;這是由世界的第五部分對其余四個部分的奴役。讓我們不要過於貶低我們的世紀和我們自身;人類是渺小的,但是事件是偉大的。」[38]
這種近乎瘋狂與野蠻的、完全不顧世界其他地區、其他種族民眾遭遇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言論,早已遠超小密爾等人,怪不得邁克爾·曼主張應將虛偽的「殖民者民主制度」(settler democracies)直接改稱為「種族統治」(ethnocracies),認為這樣才更能體現其本質。[39]此外也可看出,倘若我們不從白人優越論意識形態基礎或歐洲內政的變化等世界政治的視角出發,而單單隻從中英雙邊關係或現實主義權力均勢的角度,便很難解釋鴉片戰爭這一中英關係史中的重要事件。
以上對啓蒙思想家及其白人優越論的「殘忍」揭露,絕非牽強附會或刻意抹黑。美國學者郝大維與安樂哲就敢於不囿於種族利益而真正站在全人類文明發展層面直面這一真相:「對於啓蒙運動、現代性及現代化的冠冕堂皇的唯一説明只是另一種偏狹的神話而已……這個神話的主要內容在於——作為人,並且具有人本身的正確概念,就意味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魯—歐洲人所是,想他們所想……諸如理性、科學、人權等,是戴在正統西方種族優越主義臉上的面具。」[40]
人種分類學、解剖學、醫學等「科學」基礎和啓蒙思想家們提供的思想資源事實上共同完成了「白人優越論」的系統理論建構。作為一種邁克爾·曼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權力,這一思想理論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政治史,更具體地説,它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以西方為主角的近現代世界史上血腥的種族大屠殺甚至種族滅絕行徑。即便在某些情況下或許利益爭奪纔是導致種族大屠殺的直接原因,但白人優越論卻為西方這一殘酷行徑提供了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美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在托克維爾盛讚下的美洲新大陸,一種更加民主、平等、自由,擺脫了老歐洲權威和等級制的新的政治文明誕生了。[41]但是從它誕生之日起直到當下,在這片「自由」的熱土上,就從來不缺乏「白人優越論」的踐行者。
在如今的美國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俗稱美國總統山),有四座高達60英尺的美國前總統頭像,從左往右依次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作為美國政治傳統的締造者,他們在歷史上為美國的發展、繁榮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被從眾多總統中挑選出來,作為美利堅民族的驕傲和美國價值觀的最佳代表。[42]
然而正是這幾位總統,在著名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筆下則幾乎都成了在今天會因種族滅絕而受到國際戰犯法庭起訴的罪犯。[43]無論從尊重客觀真實歷史的角度,還是出於維護人類尊嚴的考慮,我們都不能不對這一進步文明背面的殘酷種族行徑及其白人優越論根源給予足夠重視、反思與警惕。
比利時國王在剛果的種族奴役與大屠殺。除去在白人移民國家建國史上往往會出現白人對原住民的種族清洗之外,另外一種典型的種族大屠殺出現在白人對其他區域的侵略與殖民過程中,例如在1880年之后的非洲。根據霍赫希爾德的測算,從1880年到1920年,剛果人口減少了約1000萬人,約佔總人口的一半。[44]剛果學者伊西多爾·納達維爾·伊·茲姆也得到了同樣的數字。[45]這一被屠殺的人數甚至遠超二戰時被殺害的猶太人數量。
到了20世紀之交,由於歐洲平等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即使在歐洲也不再流行——儘管骨子里還是種族主義如温斯頓·丘吉爾等很多政治人物,轉而論述其「文化優越論」。
二、第二代「贏學」:文化優越論
韋伯並非「西方興起」的「文化優越論」歷史敍事的始作俑者,但絕對是關鍵人物。
美國中國史和世界史教授馬立博(Robert Marks)這樣描述道:「在最初講述‘西方的興起’的時候,整個故事如同一場接力賽,由希臘興起的民主思想傳給了羅馬人,而后者卻丟掉了接力棒(羅馬帝國崩潰后接下來是所謂的黑暗時期),但基督教登臺,重新撿起接力棒繼續向前跑去,在封建時代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歐洲文化。古代希臘的遺產在文藝復興時期被重新發現,並在啓蒙時期得到闡發,最終在法國和美國革命以及‘西方的興起’的浪潮中得到完善。」[46]
這段話我們很熟悉,因為在中國流行經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書,就是這套邏輯。在這套歷史敍事中西方是「先進的」「文明的」,非西方是「落后的」「專制的」「野蠻的」。這種西方歷史概念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韋伯,他集中於西方價值和文化,認為源自新教的理性主義和工作倫理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即西方的興起至關重要。
韋伯著述《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時候,正值帝國主義時代的高峰時期,其中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甚囂塵上,韋伯就是一個典型的種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那麼,在《新教倫理》中,韋伯到底是如何展開其歷史敍事的呢?雖然被很多人奉為「經典」,但因是中世紀史尤其是宗教史的研究,讀懂這本小冊子對很多人而言並非易事。
多個版本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文譯本都獲得了高分評價 圖截自豆瓣
韋伯在《新教倫理》的開篇就宣告:西方贏了!西方文明具有普適意義和普適價值。[47]西方贏在哪里呢?韋伯列舉道: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學真正達到了可以被當代公眾認可的發展程度;第二,中國的歷史學雖然高度發達,卻沒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樂藝術上,理性而和諧的音樂,只有在西方纔有;第四,在建築學上,哥特式拱頂的空間結構在其他地方也沒有;第五,大學制度為西方所獨有;第六,公職人員系統為西方所獨有;第七,理性的成文憲法為西方所獨有;第八,也是結論性的,所有這些,源自其他文明所沒有的資本主義組織。[48]而資本主義是怎麼來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獨特的理性主義」。[49]
韋伯亮出觀點后,在《新教倫理》的最后一章重申:「不論在何種情況下,就清教徒的立場所影響的範圍而言,比起僅僅鼓勵資本積累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有助於培養一種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在這種生活的發展過程中,清教徒的立場是最為重要的,並且始終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它哺育和培養了現代的經濟人。」[50]「基於天職觀念的理性行為,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現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這種理性行為乃源自基督教的禁慾主義精神,這便是本文力爭要論證的觀點。」[51]
從開頭到結尾,韋伯敍事的邏輯就是「新教倫理——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就連費南爾·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這樣的史學大家也説道,韋伯的「論證十分複雜,使人有茫無頭緒之感。他想找到具有特殊心態的,即具有理想型‘資本主義精神’的少數新教徒,因而需要預設一系列的假定。他在時間上從現在向過去倒着論證,因而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52]也就是説,不熟悉中世史的讀者很難理解韋伯在説些什麼。但布羅代爾直言,韋伯完全是在「改寫歷史」,[53]其實就是中文中的「篡改歷史」或「歪曲歷史」。
其實,韋伯自己也知道這項研究的價值性以及由此心虛。畢竟,「改寫(篡改)歷史」註定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天職」,哪怕是韋伯這樣的天才式人物,也沒有資格、沒有能力「改寫(篡改)歷史」。在真實的歷史面前,書寫虛假歷史的人物都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學者的精神支柱應該是自己,但中國社會科學的滯后性決定了學者需要「他者」為精神支柱。「文革」之后需要尋找一個新偶像,這就是另外一個德國人韋伯,「韋伯命題」引發學者們競相研究,坊間似乎一時間以談韋伯為榮。眾多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具有政治身份的韋伯爲了政治目的,無視世人智商,因而《新教倫理》基本上早已被西方學術界所祛魅。韋伯無視自己熟知的歐洲史,在資本主義起源、天主教與新教的性質上,都展開了違反歷史常識的假設性論證,更別說全球史觀下的「西方的興起」邏輯的荒謬性。
馬克斯·韋伯
讓我們從現象學常識出發,「回到事情本身」而把「韋伯命題」懸置起來,看看韋伯是如何「改寫歷史」的。這里,只把西方既有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來就足夠了。
歐洲史視角下的資本主義起源。即使在歐洲,經濟中心事實上也在不停地轉移,但韋伯卻把暫時性的權力中心當成事實性的「歷史的終結」,即資本主義終結了歷史。資本主義組織起源於南歐而不是新教地區的北歐國家。布羅代爾指出:
經濟中心的這種轉移在歷史上是經常發生的:拜占庭在伊斯蘭面前相形見絀,伊斯蘭讓位給信奉基督的歐洲;地中海地區在征服世界七大海的鬥爭中旗開得勝,但整個歐洲的重心於十六世紀九十年代偏向當時正順利發展的北歐新教諸國。直到那時候為止,也許直到十七世紀的一二十年代,資本主義一詞主要適用於南歐,儘管羅馬和教廷都在那里。阿姆斯特丹只是嶄露頭角。我們還注意到,無論美洲、好望角的海路或世界的其他大路,都不是北歐所發現的:葡萄牙人最早到達南洋羣島、中國和日本。這些空前成果都應歸功於據說懶惰成性的南部歐洲。資本主義的工具也絲毫不是北歐的發明,它們全都來自南歐;甚至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威尼斯里亞託銀行的翻版。北歐大商業公司正是爲了對付南歐——葡萄牙和西班牙——而成立的國家壟斷組織。[54]
韋伯的同時代作家桑巴特教授(Werner Sombart,1863-1941)寫了兩本關於資本主義的著作,一本是早於《新教倫理》的《現代資本主義》(1902),一本是批判韋伯的《資本主義》(1930)。其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比韋伯的《新教倫理》更可信,事實上在西方思想界那里影響也更大。桑巴特把新教倫理歸因於猶太教精神,這是種族主義者的韋伯所要堅決剔除的(后文論及韋伯政治身份時將討論)。
桑巴特有力地論證道,從13世紀起,特別是在15世紀,佛羅倫薩是個資本主義城市,不管人們賦予資本主義一詞什麼含義。桑巴特發現,佛羅倫薩人巴蒂斯塔的四卷本《家庭篇》(成書於1441年)記載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氣氛:讚揚金錢和時間的價值,必須節儉地生活,所有這些都是早期資產階級原則。
《家庭篇》指出,金錢是「萬物的根本」;「有錢就能有城市住宅或鄉村別墅,各行各業的工匠都為有錢人辛勞服務。沒有錢就會缺少一切,辦任何事都少不了錢。」[55]這和當時基督教流行的「金錢代表墮落」的價值觀完全不同。在對待時間問題上,《家庭篇》説過去時間屬於上帝一人,出賣時間(借貸時收取利息)也就是出賣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而現在,時間是生活的量綱和人的財富,對於人來説,最好不要讓時間白白過去。關於奢侈,佛羅倫薩人説「你們應該記住,決不要讓你們的支出超過收入」。
對此桑巴特總結道,「這里不是要把節儉的思想貫穿到勉強能吃飽肚皮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而是要讓富家大户同樣接受這種思想」。布羅代爾指出,「這種思想就是資本主義思想」。韋伯認為《家庭篇》只不過在重複一些古訓,對此布羅代爾認為,「馬克斯·韋伯的意見是錯誤的」;「如果資本主義能從‘精神’認出和從詞的分量秤出,馬克斯·韋伯便肯定是錯了」。[56]
資本主義不但產生於韋伯所説的新教國家,更產生於桑巴特所説的天主教南歐國家。不僅如此,歐洲以外的資本主義也很多。「如同歐洲一樣,世界其他地區幾百年來也必須從事生產、發展交換和加速貨幣流通。到這類活動中去尋找某種資本主義的徵兆或先兆,難道説是荒唐的嗎?……在一定程度上,資本主義曾經光顧過社會的所有形態,至少在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是這樣的。」而資本主義的成敗「有兩大理由可做解釋:一方面是經濟的和地域的理由,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和社會的理由。」[57]
誠如馬克思所説,在專制權力盛行的地方,資本主義難以發展起來。在中國明朝,市場經濟很牢固,商業網絡很發達,諸如地方集市星羅棋佈,小工匠和小商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鋪鱗次櫛比,四方商旅來往繁榮,但國家機器高高在上地監視一切,它對富人持明顯的敵對態度,因此那時的中國只有市民階級而無資本主義。[58]
韋伯錯誤地將「歐洲的興起」當成歷史的必然和「歷史的終結」,因此纔有瞭如此粗暴的文明優越感。
遠的不説,公元1000年到1700年之間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呢?長期處於野蠻與殺戮中的歐洲人對中國的景仰無需贅述。借用《現代世界的起源》作者的話説,20世紀初所編造的對西方興起的解釋「似乎是愚蠢的(並且是危險的),但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地區的許多人卻把它作為‘真理’而接受。毋庸置疑,我們現在可以斷定,這些思想與其説是歷史的真實還不如説是一種意識形態」。[59]
韋伯為什麼一定要從新教中的一些因素推導出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這種意識形態呢?不能以所謂的「理想類型」這個概念為韋伯開脱。理想類型可以解釋韋伯建構新教的理性主義倫理,但不能解釋為什麼一定要「篡改歷史」而完全無視信奉天主教的南歐地區對世界歷史的轉折點性質的貢獻。
顯然,博學的韋伯不是不瞭解這些歷史,這對他而言太小兒科了,而是他的政治身份驅使着他不但變成一個西方中心論者,甚至是一個偏狹的種族主義者。當政治身份、政治動機蓋過學者身份,「價值中立」就不值得相信了,因為他本人已經把「價值中立」拋在腦后了。
韋伯為什麼要「改寫歷史」?
近年來,關於韋伯的文獻更加豐富起來,尤其是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沃爾夫岡·J. 蒙森(Wolfgang J. Mommsen)撰寫的《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和韋伯的《韋伯政治著作選》中文版的問世,有助於我們不再停留在那幾個文本(《經濟與社會》《新教倫理》《儒教與道教》《馬克斯·韋伯思想肖像》)上認識韋伯。新文獻告訴我們,韋伯的思想也是其時代的產物,甚至已經嚴重滯后於其所處的時代,這樣一個人物的「偉大性」本身就值得質疑。
首先,服務於政治的「學術」。
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韋伯在給發小的信中説道,「我根本就不是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即便有大學教職以后,精力充沛的韋伯還一心仰望政治。[60]一般認為,1895年的弗萊堡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的就職演講,是韋伯關於德國政治的宣言書。在就職演説中他這樣界定政治與學術的關係:「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政治的科學。它是政治的僕人,而這里所説的政治並不是某些人、某些階級碰巧在某一個時期進行統治的日常政治,而是整個民族的永久性權力政治的利益。」[61]這應該清楚地說明了韋伯所界定的學術研究的「價值中立」是有前提的,而且其很多研究就是爲了政治,爲了他的終極價值追求——民族權力。
其次,作為種族主義者的韋伯。
在同一個就職演説中,韋伯指出,「民族的永久性權力政治」就是民族國家,一種民族權力的世俗性組織。「在這種民族國家中,經濟政策的終極價值標準就是我們眼中的‘國家的理由’」,「國家的理由」意味着,「我們民族的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利益及其支撐者,應當在德國經濟政策的一切問題上擁有最終的決定性發言權」。[62]由於毫不妥協地支持強國目標,韋伯被稱向德意志民族灌輸「鋼鐵時代的新馬基雅維利主義」。[63]
韋伯不是一個温和的民族主義者,而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者。19世紀中期流行的赤裸裸的白人優越論(其實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優越論)依然留有遺蹟,這一點完整地體現在韋伯身上。
在1895年的就職演説中韋伯説道:「在西普魯士,高水準的經濟文明和較高的生活水平,與德國的民族和特性(德國民族性)是完全一致的。」[64]而德國東部為什麼經濟落后?韋伯將其歸咎於下等民族波蘭人。「遷出具有高度文明水準地區的主要是德國零工,而在文明標準低劣的地區不斷增多的主要是波蘭農民」;「德國人和波蘭人此消彼長的過程,最終都是基於同一個原因:那個斯拉夫民族或許是天性使然、或許是歷史進程的作用,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對生活標準的期望值較低」。[65]因此,德國農民和零工的遭遇是「在與一個下等民族競爭以求日常經濟生存這一無聲而冷酷的鬥爭中變得每況愈下的」;韋伯呼籲「德國東部的德國人應當得到保護」,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民族國家」。[66]韋伯自己也知道波蘭人稱他為「沙文主義者」,對此他還有些得意。
再次,狹隘的文明優越論者。
什麼是文明?無外乎特定民族所信仰的文化和價值。偏狹的種族主義者必然不是一個文明包容者,這一點在《新教倫理》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新教倫理》不但排斥天主教,針對當時很多人將英國式清教與希伯來精神聯繫起來,韋伯還這樣污名化猶太教:「猶太人秉持的是一種政治和投機導向的風險資本主義;簡言之,他們所具有的是一種賤民資本主義(pariah-capitalism)的精神氣質。但與之相對,清教所具有的精神氣質是對資本和勞動進行理性的組織。」因此只有「清教徒們普遍相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因為他們使「一種精神信念得到了偉大的復興」。[67]
如果韋伯連與德國休慼相關的猶太教和波蘭人都如此糟踐,他對落后國家的民族和文化還有多少尊重呢?必然以帝國主義政策來看待世界。
第四,作為帝國主義者的韋伯。
國家民族主義者其實就是帝國主義者了,但是這個定位需要從韋伯自己的口中說出來。在就職演説中,他説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任務就是尋找「政治成熟性」的領導階級以完成「偉大的權力政治任務」;「民族統一的戰爭結束時,德意志民族首先面臨一個明確的政治任務,即海外擴張,但是這些市儈們甚至缺乏最粗淺的經濟頭腦,居然不明白德國國旗飄揚在周邊海岸對於德國的遠洋貿易意味着什麼」。[68]
在世界上取得支配性地位,擴大德國人的生存空間,一直是韋伯的夢想。他説,「我們的后來人冀望我們承擔的歷史責任,主要不是我們留給了他們什麼樣的經濟組織,而是我們在世界上為他們征服了多大的行動自由空間。」[69]
韋伯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民族之間的「物競天擇過程」,認為長期以來德國人和波蘭人都處於生存政治之中,「是一個羣體壓倒了另外一個羣體,獲勝的民族是那個具備更大的能力去適應既定的經濟與社會生活條件的民族」。[70]在物競天擇過程中,德國「社會政治活動的目的並不是要使人人都幸福,而是要達成已被現代經濟發展撕裂了的民族的社會統一,準備應付未來的緊張鬥爭」,[71]那就是支配世界的政治鬥爭。
在韋伯看來,為權力而鬥爭,不僅是人類政治組織的基本要素,也是全部文化活動的基本要素。他説,「你可以改變手段、改變環境,甚至改變基本的行動方向以及對那個方向負責的人,但你不可能把鬥爭本身撇到一邊。……用‘和平’手段代替鬥爭形式、代替敵對作戰、代替作戰環境,最終代替選擇機會,那將一無所有。」[7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酣之際,1916年韋伯寫道,德國必須成為一個「權力國家」,為的是「對未來世界擁有發言權」;[73]一個偉大的民族必定會是「首先追求權力」,「這個現世法則……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就包括了為權力而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要保存民族文化,就必然離不開權力政治」。[74]
如何將這些帝國主義邏輯變為現實?帝國主義的形式有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誠如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所言,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無形的改變對手的霸權活動,是一種最高形式的帝國主義。作為有着強烈政治使命感的學者,文化帝國主義就是韋伯的「天職」和「預定論」式的追求。
第五,把 「民族權力」「民族文化」作為終極價值追求的韋伯。
偉大的思想家都會有一種美好社會的終結性價值追求,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馬克思的「自由王國」等,但韋伯的終極追求就是眼下狹隘的「民族權力」和「民族文化」。韋伯説,「我只能在民族框架中看待政治——不單是外交政策,而是全部政治。」[75]這種説法並非因為當時處於一戰時期,而是韋伯一以貫之的思想。
韋伯在1916年回憶說,即使在1895年的就職演講中,「我也謹慎地強調了政治不是也從來不可能是一門以道德為基礎的職業」。[76]因此,韋伯自己聲明,他所從事的政治經濟學不是研究「普遍幸福」和「社會正義」等庸俗的分配問題,而是關注「特定社會經濟生存條件下培養出來的人的質量」,也就是民族精神。[77]「作為一門説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跨國界的,然而,一旦它要做出價值判斷,就會受到特定人類血脈的約束」。「因此,一個德意志國家的經濟政策,只能是德國的政策;同樣,一個德國經濟學家使用的價值標準,也只能是德國的標準。」講到此處,韋伯直言自己是一個「民族利己主義者」。[78]
對於當時已經形成的全球經濟共同體雛形,韋伯説道,這並不因此而改變「民族政治」的本質,「只不過鬥爭現在採取了其他形式,而且這些新形式究竟是使鬥爭更為緩和還是更為隱蔽、更為尖鋭,現在言之過早。同樣,這種擴大了的經濟共同體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並沒有使各民族捍衞自己文化的鬥爭變得更容易,而是變得更困難」。[79]
1895年弗萊堡大學就職演説其實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宣言》。確實,「弗萊堡就職演説刺激了威廉德國自由派帝國主義的興起,正如那時人所説,自由派帝國主義頭一次為德國社會所接受。由於他們的推波助瀾,出現了一場廣泛的帝國主義運動。」[80]在接下來的帝國主義運動中,以更隱蔽的形式完成民族政治的使命即弘揚本民族文化,或許正是懷抱政治目的而非學術目標的韋伯去研究各主要國家宗教問題的原因。
在蒙森看來,「韋伯採取了基於文化立場的帝國主義態度,強調的是民族的國際權力地位與民族文化的品質密切相關」。[81]這個定位完全可以用來理解《新教倫理》,回答了《新教倫理》為什麼如此明目張膽地「篡改歷史」。
韋伯需要被重新認識。
作為學者的韋伯,其貢獻在某些領域是無與倫比的,比如理想類型、官僚制、合法性、統治類型等概念,乃至其倡導的但自己很少尊崇的學術研究的「價值祛除」。作為政治家的韋伯,其人生是失敗的,而且是從失敗走向失敗。其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所推動的帝國主義運動把德國推向深淵——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失敗后,韋伯又成為一個幼稚的自由立憲派,不顧條件地推動魏瑪共和國,其對代議制民主的認識能力遠遠不及卡爾·施密特,結果他和幼稚自由派一道再次把德國推向萬劫不復之深淵。韋伯是政治的棄兒!
在對人類歷史命運的把握上,韋伯遠不及其前輩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是基於「現在」而看待未來,相信社會主義民主的未來;韋伯則是基於「過去」而看現在,比如韋伯處於大眾民主運動高潮的時代,但韋伯基本上對民主持拒絕態度而相信官僚制的作用。
在對「現時代」的判斷上,其實「民族自決權」起源於德國比如費希特的思想,世紀之交已經非常流行,無論是列寧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無不主張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但韋伯追求的是對其他民族的支配權和「行動自由空間」——把這種思想與后來的法西斯主義聯繫起來一點也不牽強。千萬別用時代的侷限性為之開脱,因為他同時代的很多思想家都比他愛好和平與平等。政治上屢次失敗的韋伯,其實也是時代的棄兒。
只要想想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和一戰之后國家失敗,以及為拯救國家而搞出的人類政治史上最大膽的政治實驗,即魏瑪共和國,就能理解進入20世紀后的韋伯並不甘於只做學者,其政治身份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此背景下,發表於1906年的《新教倫理》就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部學術作品,而是政治著作,是以學術形式包裝的政治作品,是一個以他自己所説的「更隱蔽的形式」而主張民族權力、民族文化的文化帝國主義作品。
在其后來的《儒教與道教》中,這一立場同樣十分明顯,其中最多的句式是「儒教沒有新教的什麼什麼」,其實這就是以一種文明為標準而衡量其他文明的好與壞、開化與愚昧、文明與野蠻。對於這樣一個具有明顯的「文化立場的帝國主義」、意圖矮化其他文明的基督教文明優越論作品,被矮化者還要繼續將之膜拜為「經典」嗎?
僅僅從公元1000年以來的全球史就能知道,歐洲在300年前並不是處於支配地位,也並非命定式(所謂新教倫理)居支配地位,以韋伯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家所炮製的歐洲中心論也就沒有多少歷史價值了;目前,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處於危機中,非西方國家的崛起正在挑戰既有的世界秩序,韋伯式西方中心論大概更不需要認真理會了。
三、第三代「贏學」:制度優越論
兩次世界大戰不但是西方文明危機的結果,更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機的象徵,為此,在二戰結束后的那個時代,「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很多人的信仰,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蓬勃發展。但是,資本主義國家不會坐以待斃,而是努力論述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合法性——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硬是把充斥着政治合法性危機的政治制度表述為「歷史的終結」——美國式代議制民主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也是最終的政府形式,代議制民主被論述為人類的「普世價值」。
冷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歷史的終結」讓西方處於「嘉年華」式的大狂歡之中,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那麼,作為集大成式的「贏學」即「歷史終結論」是怎麼建構起來的呢?簡單地説,政治學被建構為自由民主政治學,經濟學被建構為自由市場經濟學。
福山及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
1.自由民主政治學
「冷戰」其實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一場認知戰。冷戰初期,西方理論建構上的「三部曲」完成了對古典民主理論即人民主權的改造,從而奠定了其世界性文化支配權的理論基礎。第一步是改造民主的概念,這是由熊彼特完成的;第二步是將民主框定在自由主義之內,這是由羅伯特·達爾和薩託利等人完成的;第三步是改造合法性概念以論證自由主義民主的合法性,即所謂的「選舉授權纔有合法性」,這一工作是由李普塞特完成的。具體怎麼重構民主理論,我們有大量的研究,在此不再重複。
自由主義民主得以成立至少經歷了「兩次改造一次置換」:改造民主以及爲了配合對民主的改造而改造合法性概念,並將「資本主義民主」置換為「多元主義民主」或「自由主義民主」。這真是極為聰明之舉,因為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討厭資本但偏愛自由。「兩次改造一次置換」讓西方掌握了民主的話語權,被論述為「普世價值」因而是「歷史的終結」。
但是,在非西方社會,被奉為合法性的自由民主政體卻難以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使得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呈現「無效的民主」的國家形態。原因何在?這是由於自由主義民主的性質及其在實踐中的畸形所決定的。
民主的社會條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美國八十年代之前的民主理論家在建構其民主理論的時候,還是相當審慎的,都無比強調條件的重要性。比如,熊彼特論證説選舉式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政治選人機制,而資本主義就是選舉式民主的前提和條件。資本主義是經濟發達的象徵,民主是經濟發達的產物。
熊彼特的后來者進一步置換了「資本主義民主」概念,薩託利更是將民主置於自由主義的框架內論述,而自由主義不僅是我們常説的一套觀念,更是一套制度機制,比如限制權力的憲政,即民主的前提是法治或者是西方人所説的能保護個人權利和首創性精神的憲政。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本身都是民主的土壤或結構性條件。
而選舉式民主的文化條件則是李普塞特所説的「均質文化」。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均質文化,都是對西方發展到此時此刻的一種書寫和理解,即西方已經具備了搞選舉式民主的經濟條件(資本主義)、政治條件(自由主義)和文化條件(均質文化)。這就是為什麼西方民主問題重重但依然能運行的「條件學」。換句話説,選舉民主只是一系列制度和價值之下的一種實踐模式而已。
但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之后,西方學者更加理想主義,不顧條件地推行其民主轉型學,即不管非西方社會的起點是什麼樣的,都要最終走向自由主義民主這個終點。結果,因為轉型中的非西方社會要麼是缺乏資本主義這個經濟條件、要麼是缺少自由主義這個政治條件、或者是因為宗教關係-民族關係固有的異質化,沒有土壤和社會結構的自由主義民主必然是無效的民主,因此纔出現「民主的回潮」。
不得不指出,即使在西方國家,由於其自身條件(環境)的變化,選舉式民主對於西方國家的現實與前景都有待觀察。比如,美國的「均質文化」是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清洗的結果,[82]現在美國正在出現亨廷頓所擔憂的「拉美化」,即美國的「國民特性」出現危機。[83]假以時日,選舉民主到底意味着什麼?同樣,當法國的穆斯林人超過白人之后,選舉政治又是什麼樣的結果?
另外,我們已經看到,冷戰時期競爭性選舉的外部環境就是面臨國家安全的挑戰,而當外來壓力解除之后,競爭性選舉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內部就變成了毫無顧忌的政黨惡鬥,美國政治已經變成了福山所説的「否決型政體」所導致的政治衰敗。[84]其實,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競爭性選舉早就演變為否決型政體,臺灣就是典型。
2.自由市場經濟學
伴隨着哈耶克經濟思想在里根政府和撒切爾夫人那里登堂入室,「政府本身就是問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開始大行其道,而蘇聯的解體讓「西方的興起」研究成為一種學術思潮即新制度經濟學。199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道格拉斯·諾思認為,「西方的興起」在於私有產權、親市場國家和親市場意識形態。這種新制度經濟學正是冷戰后新自由主義導向的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一時間風光無限。
但是30年后,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之際,諾思經濟學的翻版即《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作者阿西莫格魯依然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堪稱「西方贏學獎」。
阿西莫格魯認為,「包容性政治制度」能夠帶來經濟繁榮,而「掠奪性政治制度」則遏制經濟增長。抽象地看,這種看法並沒有錯。但是,歷史地看,作者顯然把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顛倒了。
當前那些被稱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發達國家,有哪一個不是靠戰爭和殖民掠奪起家的?權威研究的數據是,從1765-1938年,英國從英屬印度掠奪45萬億美元,[85]日本《馬關條約》掠奪中國2.3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兩年國民生產總值還多。在對外掠奪的同時,西方國家還通過向海外移民轉移國內工業革命引發的激烈的階級矛盾,並在新大陸、非洲搞種族滅絕。可以肯定地説,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和競爭性分配資源制度的良性運轉,對外的帝國主義政策起到很大作用。
相應地,很多被視作實行了「掠奪性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發展不起來,都有殖民地遺產的影響。很多被殖民的地區,本來就經濟落后,社會結構處於原始部落狀態或封建制,是典型的沒有國家的「多統」的社會史屬性。殖民者爲了方便統治,大搞分而治之的制度和政策,進一步分化了本就碎片化的社會。這樣,即使這些地區獨立為「國家」,也只能是「強社會中的弱國家」,[86]沒有主權能力——擁有國家自主性和獨立地發展經濟乃至社會建設的能力。
因此,顛倒了歷史性因果關係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充其量是一部新制度經濟學的輓歌,也很難獲得道格拉斯·諾斯當年的輝煌和榮譽——那時正是新自由主義如日中天的狂歡時代。時過境遷,新自由主義脈絡的新制度經濟學即便早已滿目瘡痍,還依舊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難看出該獎項的高度意識形態化。
四、結語:世界秩序中的白人優越論基因
白人優越論下的殖民統治對當今世界政治仍具有深遠的影響,是我們理解當今世界政治的基礎。首先,正如米格代爾[87]、羅德尼[88]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殖民遺產深深地形塑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結構,導致了碎片化的社會權力、日益衝突的部族矛盾、脆弱和依附性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再加上西方所推廣與強加的與之社會結構不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等。即便今天這些難題仍然無解,制約着整個世界的發展。
其次,白人優越論和帝國主義霸權體系下的「反向運動」也隨即展開。隨着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權運動所帶來的人類文明和世界政治的進步,之前所流行的赤裸裸的人種和文化意義上的白人優越論愈發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但這一維持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全球霸權的結構性力量[89]並未因此消失。一方面,白人優越論的實踐隱入暗處,另一方面,白人優越論從人種優越論、文化優越論轉而被包裝成自由主義民主這一制度優越論。
2020年5月25日,一家便利店外,弗洛伊德胸口朝下被按在地上。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用膝蓋抵住他的后頸,超過9分鍾。弗洛伊德斷斷續續懇求多次,直至陷入昏迷。
筆者曾指出,「白人優越論和自由主義民主的內在聯繫是基督教文明。面對經濟帝國主義和白人優越論的羞辱,殖民地國家的精英和大眾曾同仇敵愾,但面對變換了形式的自由主義民主,非西方國家的很多精英則臣服了」。[90]在這一制度優越論的觀念性宰制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第三世界國家,[91]但是傳統社會結構下的「強社會與弱國家」狀態反倒因為競爭性選舉制度而愈發弱化了國家的統合力與社會的組織性,強化了不平等的前現代社會結構並加劇社會衝突,出現了所謂的「好制度」卻並不能帶來「好結果」的現象,如中美洲國家以及菲律賓的封建制民主等,反而讓發展中國家陷入普遍的治理危機。[92]
不難發現,無論是種族優越論、文化優越論,還是制度優越論,西方不斷建構的白人優越論這種觀念性宰制力量都具有兩大特徵。
第一,試圖為西方及其白人行為主體所獲得的全球壟斷性地位進行合法化論證,方式是構建一種披着種族、文化、制度外衣的新型「種姓製度」,讓非西方國家將自身的不發展歸因到這些錯誤的單一因素上,要麼接受自身人種與文化上的低等地位而甘願臣服,要麼按照西方要求進行反而帶來治理災難的制度變革,從而剝奪了第三世界國家真正突破西方主導下不公正世界秩序的心理動力與正確藥方。
第二,正如筆者所言,這些白人優越論變種的內在深層聯繫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的本質特徵則至少包括以下核心要素:「一神論」的排他性(即非普遍性)、天堂—地獄的二元對立世界觀,以及強迫他者按自己意願改變的「傳教性」等。這些內在特徵在人種優越論、文化優越論和制度優越論的深層邏輯中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這些顯然並不利於世界政治發展的觀念定勢[93]卻反而披上了科學主義外衣而得以傳播。同時西方也將歷史上血淋淋的種族主義與殖民擴張主義通過文化帝國主義這種隱而不顯的手段成功「科學主義化」與「普世主義化」,成功迷惑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和民眾。
進入21世紀后,白人優越論的幽靈也一直若隱若現、從未消散。
例如,前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美國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問題專家皮特·鮑泰利(Pieter Bottlier)認為奧巴馬總統所遭遇的強烈反對聲很大程度上正是來源於白人優越論下的種族因素。[94]作為最不可能案例(least likely case),倘若在美國國內都存在對於總統這樣強勢的非白人美國公民的嚴重歧視,不難想象,對於弱勢的非白人美國公民情況將會如何,而西方白人對於更加弱勢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非白人的歧視則更不必説。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社交媒體賬號發佈了一段將前總統奧巴馬及其夫人米歇爾P成了猩猩形象的視頻。
再比如,在世界領導權的轉移問題上,歷史上在白人內部的轉移如英國轉移到美國,一般被認為是相對緩和與順利的,而如今世界秩序變革下美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卻為何展現出一種絕對的難以接受?[95]可能有人認為是政體問題,那麼如果是美國轉移給同樣採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印度,他們是否能坦然接受?恐怕這里面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種族問題,即基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種之間的強大紐帶而形成的西方對於白人統治世界的思維慣性與種族執念。[96]
世界政治史是「由資本主義驅動的‘白人優越論’進而所建構的白人主宰的國際制度與國家關係演化的歷史,其中既包括國內政治制度的演化,也離不開國內政治演化所催生的思想觀念對全球性秩序的影響」。[97]建構新的非西方化的世界政治史繞不開白人優越論這一關鍵線索,否則不可能觀照出世界政治深層結構之全貌。
作為世界政治深層結構演變的主要線索,資本主義和白人優越論構成的「過程性結構」演繹出瞭如今不平等性霸權的「現狀性結構」即所謂的國際制度;其間的「反向運動」則是社會主義和民族自決權所推動的世界秩序的變革。換言之,當下我們習以為常的看似相對緩和與平靜的現狀性結構,在演進過程中除了列強之間的爭霸(這一點往往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主流國際關係史敍述之重點),還充斥着列強對非西方國家廣泛的戰爭、殖民掠奪乃至種族滅絕。
因此,我們才説,建構超越西方中心主義而「以世界為方法」的世界政治史,並在此基礎上開展藴含中國傳統的世界政治研究至關重要。[98]同時,認清白人優越論下的世界政治真相,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所主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之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 馬德普:《現代種族主義的嬗變及其個人主義根源》,《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2] Ibram X. Kendi, Stampe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Definitive History of Racist Ideas in America,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16, p.23;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
[3] 奇邁可:《成為黃種人:亞洲種族思維簡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頁。
[4] 參見奇邁可:《成為黃種人》,第139頁;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93頁;珍妮弗·皮茨:《轉向帝國:英法自由帝國主義的興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頁。
[5] J. O. 林賽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7卷):舊制度,1713-176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44頁。
[6] John Dun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5.
[7]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Penguin Classic, 1998, p.815.
[8] Wayne Glauser, 「Three Approaches to Locke and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1, No.2, 1990, p.213.
[9] Mark Goldie (ed.), Locke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9-180.
[10] Barbara Arneil, John Locke and America: The Defense of English Colon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85.
[11]John Lock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Locke, Electronic Version, Hastings: Delphi Classics, 2017, p.3204.
[12] Maurice Cranston, John Locke: A Biography,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5.
[13] 海祖蓉:《論近代西方哲學與歷史中的種族契約——以洛克與康德為例》,《世界民族》2019年第1期。
[14] Wayne Glauser, 「Three Approaches to Locke and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1, No.2, 1990, p.204.
[15] David Hume, 「Of National Characters,」 in T. H. Green & T. H. Grose (eds.),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Vol.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6, p.253.
[16] 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第88頁。
[17] 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第89頁。
[18] James Mill,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1817, pp. 435-468.
[19] James Mill,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London: Baldwin, Cradock and Joy, 1817, p.472.
[20] 珍妮弗·皮茨:《轉向帝國》,第188頁。
[21] J. H. Burns, 「The Light of Reason: Philosophical History in the Two Mills,」 in John M. Robson & Michael Laine (eds.),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Papers of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 p.18.
[22] 珍妮弗·皮茨:《轉向帝國》,第208頁;威廉·托馬斯:《穆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23] Duncan Bell, 「John Stuart Mill on Colonies」, Political Theory, Vol.38, No.1, 2010, p.35; Lynn Zastoupil, John Stuart Mill and Ind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ichael Levin, J. S. 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Eileen P. Sullivan, 「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J. 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4, No.4, 1983, pp.599-617; Carol A. Prager, 「Intervention and Empire: John Stuart Mi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Vol.52, No.3, 2005, pp.621-640.
[24]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49頁。
[25]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9頁。
[26] 約翰·密爾:《代議制政府》,第32頁。
[27] 約翰·密爾:《論自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28] John Stuart Mill, 「A Few Words on Non - intervention,」 in John. M. Robson, Martin Moir, and Zawahir Moir (eds.),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2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pp.118-119.
[29] 即否認不同人種共享同一祖先,以此論證白人與有色人種之根本差別,為奴隸制和帝國主義殖民活動提供合理性。參見奇邁可:《成為黃種人》,第98頁;Bruce Bau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aucasian Rac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acial Ident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2-83.
[30] 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第84頁。
[31] 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第85頁。
[32] 馬德普:《現代種族主義的嬗變及其個人主義根源》,《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33] 珍妮弗·皮茨:《轉向帝國》,第250頁。
[34]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9.
[35]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0.
[36] 珍妮弗·皮茨:《轉向帝國》,第318頁。
[37] Alexis de Tocqueville, Writings on Empire and Slaver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84.
[38] 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41-142.
[39] 邁克爾·曼:《民主的陰暗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頁。
[40] 郝大維、安樂哲:《先賢的民主: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41]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42]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43] 邁克爾·曼:《民主的陰暗面》,第118頁。
[44] 亞當·霍赫希爾德:《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頁。
[45] 亞當·霍赫希爾德:《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第408、451頁。
[46] 馬立博:《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環境的述説(15-21世紀)》,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6頁。
[47]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
[48]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3-15頁。
[49]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6頁。
[50]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75頁。
[51]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82頁。
[52]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628頁。
[53]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645頁。
[54]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631-632頁。
[55]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643頁。
[56]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642~644頁。
[57]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646頁。
[58] 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第654-655頁。
[59] 馬立博:《現代世界的起源》,第159頁。
[60] 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36頁。
[61]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頁。
[62]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4頁。
[63] 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第47頁。
[64]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4頁。
[65]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6頁。
[66]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1頁。
[67]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67頁。
[68]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9-21頁。
[69]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3-14頁。
[70]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8頁。
[71]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22頁。
[72] 蒙森:《馬克思·韋伯與德國政治》,第42頁。
[73]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76頁。
[74]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45頁。
[75] 蒙森:《馬克思·韋伯與德國政治》,第50頁。
[76] 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第39-40頁。
[77]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2頁。
[78]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3頁。
[79] 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第13頁。
[80] 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第73頁。
[81] 蒙森:《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第86頁。
[82] 邁克爾·曼:《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第88-139頁。
[83] 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
[84] 福山:《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45-460頁。
[85] Gideon Polya, 「Britain Robbed India Of $45 Trillion & Thence 1.8 Billion Indians Died From Deprivation」, 2018-12-18,https://countercurrents.org/2018/12/britain-robbed-india-of-45-trillion-thence-1-8-billion-indians-died-from-deprivation/
[86] 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87] 米格代爾:《強社會與弱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能力》,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8] 羅德尼:《歐洲如何使非洲欠發達》,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89] 殷之光:《平等的膚色線——20世紀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基礎》,《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
[90] 楊光斌:《論世界政治體系——兼論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起點》,《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
[91] 喬·S·米格代爾:《強社會與弱國家》。
[92] 釋啟鵬:《「好制度」為何不能總是帶來「好結果」?——中美洲國家興衰的比較歷史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5期;何家丞:《論封建制民主——菲律賓的民主模式及其在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期。
[93] 這些觀念定勢還影響到西方對於「政治」這一關鍵概念的認知,並進而成為我們時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參見楊光斌、李歡:《政治的概念——兼論我們時代困境的政治根源》,《社會科學研究》2023年第3期。
[94] 趙憶寧:《探訪美國政黨政治:美國兩黨精英訪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95] 格雷厄姆·艾利森:《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96] Peter J. Katzenstein, Anglo-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107.
[97] 楊光斌:《世界政治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頁。
[98] 釋啟鵬、楊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國傳統與史觀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5期。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