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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勿低估美元的韌性

2026-04-28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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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國公共債務壓力、貿易逆差、內部社會矛盾加劇及綜合國力相對下滑影響,近期「美元國際地位難保」的觀點盛行,部分投資者也判斷美元將系統性貶值。事實上,過去幾十年,美元衰落的預測一直都有,美國GDP佔比下降、貿易逆差未收斂等實體層面因素走弱也客觀存在,但總體上美元地位保持平穩態勢,甚至在全球危機中進一步強化。

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根源可能在於傳統觀點過度側重實體因素,低估了金融因素對國際貨幣地位的關鍵支撐。在全球金融大發展背景下,金融因素的重要性尤為突出:GDP與貿易主要影響貨幣交易媒介功能,而其投資及融資功能高度依賴成熟的資本市場。美國成熟的金融市場、充裕的流動性與安全性,加之美聯儲最后做市商角色、美元完善的支付體系,共同穩固了其國際地位,次貸危機后這個現象似乎更為突出。美元的投融資職能可能反過來鞏固其計價單位與交易媒介的功能。美元地位衰落可能是一個比較漫長而反覆的過程,國際貨幣的網絡效應帶來的慣性也不可忽視。

一般情況下,貨幣的國際地位變化與其匯率走勢並非一一對應。比如,美元地位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比較穩,但其匯率指數經歷過升貶周期。另外,我們也要區分匯率周期性變化與結構性變化。近期美以伊衝突下,避險與流動性需求推動美元走強,短期來看,地緣局勢擾動疊加通脹預期,美元或維持區間震盪。

著名經濟學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於1960年曾警告,「曾經無比強勢的美元正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與黃金脱鈎,金德爾伯格認為這可能意味着美元體系的終結。2005年,哈佛大學教授Jeffrey Frankel預計2022年歐元的國際地位將超過美元。2008年康奈爾大學教授Jonathan Kirshner認為美元地位的衰落將不可避免,預計接下來數年里美元的國際角色很可能面臨壓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Barry Eichengreen指出,「對於美元能否維持其國際貨幣地位,質疑之聲已無處不在」。

美國GDP佔全球之比持續下降,其貿易逆差未見收斂,綜合國力也相對下降。但多個指標均表明美元的國際地位總體上仍然比較穩固(近年來儲備佔比有所下降),而且在全球遭遇重大危機時(比如次貸危機),美元地位似乎不降反升。理論與現實的差距從何而來?到底是什麼因素支撐了美元的地位?其匯率將怎麼演變?這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問題。

美元地位總體上比較穩

大家一般用貨幣在幾個領域的使用佔比來衡量其國際地位,而不是其匯率的變化。 我們不妨先看看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幾個指標。根據美聯儲的數據,從記賬單位來看,在貿易計價貨幣中,1999-2019年平均來看,美元佔美洲的 96%,亞太地區的 74%,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 79%[1]。從交易媒介來看,根據SWIFT數據,2010-2024年,在國際支付中,美元份額約為 50%,並且近期穩中有升。SWIFT統計的是通過其報文系統完成的跨境資金支付,包括個人、企業、金融機構間的貿易、服務、結算等。IMF前第一副總裁Gopinath曾指出,國際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不僅體現在資產配置中,也體現為發行不同貨幣計價的負債[2]。凱恩斯將借貸稱為負儲蓄(negative saving),是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體現[3],資產與負債本是一體兩面。從官方儲備貨幣來看,2024 年美元佔披露的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 58%,歐元佔比20%、日元6%、英鎊5%,人民幣2%。從融資看,美元仍是國際債務發行的主導貨幣,自 2010 年以來,以美元計價的外國貨幣債務份額一直維持在 60%左右。美元也是外匯交易的主導貨幣,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2025年外匯交易中,其中一方是美元的交易佔到89%,其中一方是歐元的只佔到29%。

圖表1:貿易計價貨幣佔比

注:數據為1999-2019年均值

資料來源:Bertaut, Carol, Bastian von Beschwitz,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25).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 2025 Edi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2:國際支付貨幣佔比

資料來源:Bertaut, Carol, Bastian von Beschwitz,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25).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 2025 Edi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3:儲備貨幣佔比

資料來源:Bertaut, Carol, Bastian von Beschwitz,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25).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 2025 Edi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4:國際債務發行貨幣佔比

資料來源:Bertaut, Carol, Bastian von Beschwitz,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25).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 2025 Edi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如果將這幾個指標綜合為一個指標,過去20多年來,美元的地位總體比較平穩。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美元的綜合地位有所減弱,歐元地位有所上升。但次貸危機之后,美元地位有所恢復,而歐元地位則有所回落。近年來,美元儲備貨幣佔比有所下滑,而黃金佔比有所上升。

圖表5:主要貨幣的國際使用指數

注:國際貨幣使用指數是每種貨幣在全球公開外匯儲備份額(權重25%)、外匯交易量(權重25%)、外幣債務發行(權重25%)、外幣及國際銀行債權(權重12.5%)和外幣及國際銀行負債(權重12.5%)的加權平均值

資料來源:Bertaut, Carol, Bastian von Beschwitz,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25).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 2025 Edition,中金公司研究部

不同的功能取決於不同的因素

如前所述,國際貨幣有多個功能,這些功能之間互相影響,但其發展並非同步,有的慢,有的快一些。要注意的是,不同功能的決定因素不一樣。比如,國際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之一科恩(B. J. Cohen)在《貨幣強權》(Currency Power)中指出,國家實力的四個要素,即經濟規模、金融發展水平、對外政策、軍事影響力,在推動貨幣國際化方面,均發揮着最重要的作用[4]。金字塔頂端的國際貨幣對應的是其中大部分乃至全部條件。

比如,美元在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價值儲藏功能上都比較強,美國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金融市場。德國馬克曾得益於歐洲一體化,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功能較為強大,但價值儲藏功能較弱,一定程度上因為德國金融市場較為保守,債市和股市較為薄弱。歐元和德國馬克類似,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功能較強;價值儲藏功能上,債券發行較德國馬克有所增強,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偏弱。日元和德國馬克不同,更多地被用作價值儲藏,而不是用作交換媒介或計價單位。日本大部分出口以美元計價,而非日元計價;日元的價值儲藏功能主要體現為東亞地區對日元的需求較大,其他地區對日元需求不大。

具體來説,科恩認為GDP與貿易帶來的引力效應會提升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但對價值儲藏功能只是產生間接影響。經濟規模會推動一種貨幣在貿易計價與結算中被使用,這一點在德國馬克與歐元身上體現得十分充分。金融發展對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很關鍵,對交易媒介功能沒有那麼重要。貨幣的貿易功能(計價和結算)對深度、穩健的金融體系依賴度較低。貨幣的貿易功能可能需要一定規模的出口融資,但不涉及長期投資。經濟規模難以單獨支撐一個貨幣在金融市場中作為投資工具被使用。[5] 經濟規模龐大但金融發展滯后的國家,其貨幣有望在貿易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在其他方面可能發展偏慢。相反,經濟規模或實力相對有限,但若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其貨幣有可能獲得一些投資功能和儲備功能。

他指出,對於提升一國的實力來説,國際貨幣投資和儲備功能最重要,因為這意味着該國可以比較容易地在國際市場上融資。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際貨幣通常先成為私人投資貨幣,后成為官方儲備貨幣,19 世紀的英鎊便是如此。由於倫敦作為金融中心的卓越地位,英鎊率先獲得國際投資角色,之后才被各國央行納入儲備。美元同樣如此。在紐約崛起為與倫敦抗衡的海外借貸中心之后,美元才逐步超越英鎊成為儲備資產。[6] 要發揮投資與儲備功能,資本市場的發展就很重要,它要為投資者和央行提供兑換便利性與資本安全性。

金融因素是關鍵

從上面的討論基本上可以看出來,決定一個貨幣國際地位的因素比較多,其中金融因素很重要,在全球金融高度發展的今天尤其如此。即使一國的實體因素相對下降,但若其金融市場仍然難以替代,那麼該貨幣的國際地位仍然可能比較穩固,比如美元。相反,即使一個經濟體的經濟規模比較大,但如果其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其貨幣的國際化可能遇到制約,比如歐元。美元的融資職能也會進一步鞏固其計價單位與交易媒介功能。以美元計價的借貸行為,會催生持續性的美元支付需求;促使企業採用美元進行商品定價與合約結算,實現負債和資產端使用同一種貨幣,以此降低貨幣錯配風險。

圖表6:貨幣國際使用指數與GDP規模

注:國際貨幣使用指數是每種貨幣在全球公開外匯儲備份額(權重25%)、外匯交易量(權重25%)、外幣債務發行(權重25%)、外幣及國際銀行債權(權重12.5%)和外幣及國際銀行負債(權重12.5%)的加權平均值

資料來源:Bertaut, Carol, Bastian von Beschwitz, and Stephanie Curcuru (2025).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U.S. Dollar – 2025 Edition,IiF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美國擁有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仍然能提供充裕的流動性與安全性,儘管近年來美債波動加大。其制度化交易市場不僅覆蓋傳統股票與債券,還涵蓋互換、期權、遠期與期貨合約、衍生品及各類創新金融工具。服務種類豐富、交易成本低廉、產權保護完善。全球金融體系中,多數與美國市場聯繫緊密,與其他節點的直接關聯要薄弱得多。在這種層級化的結構中,在缺乏合適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全球金融體系仍然不可避免地依賴美國市場。特別是次貸危機期間,在銀行間及其他批發性短期市場突然全面凍結之際,許多境外銀行與機構投資者需要美元來滿足融資需求。

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國際地位經歷過階段性下降(比如儲備佔比下行),但調整過后美元的儲備佔比反而上升。一個解釋是市場參與者珍視一種統一的全球支付工具帶來的便利,也就是金融因素的作用。美元和黃金脱鈎后,美元發行不再受黃金兑換約束,為美元體系的擴張解除了束縛,離岸美元的崛起延續了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貨幣體系。同時,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主要發達經濟體相繼取消外匯和資本流動限制,全球金融自由化明顯加速。比如,美國在1974年前后基本結束了1960年代形成的資本外流限制,英國於1979年取消剩余的外匯管制,日本在1980年將對外交易原則改為「原則自由」,歐洲共同體則在1988年通過資本自由流動指令並於1990年實現成員國之間資本流動全面自由化。

資本賬户開放推動跨境銀行信貸、證券投資和外匯交易快速擴張,而美元作為主要計價、結算、融資和交易媒介,在更大規模的全球金融網絡中獲得了更強的使用慣性。由此,全球對美元流動性和美元資產的需求上升,美國也更容易吸收全球資本流入,美元體系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得到進一步鞏固。但這一過程也加深了全球金融周期對美元融資條件和美國貨幣政策的依賴,並提高了跨境金融風險傳染的可能性。

歷史上,德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制約了德國馬克的國際地位。20世紀80年代,德國馬克是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外匯交易方面,根據對紐約銀行間市場交易量的估算,在1980 年代,德國馬克的交易量約為美元交易量的31~34%。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三年期調查顯示,1989 年馬克出現在27%的外匯交易中(美元為90%)。從計價貨幣來看,1980年馬克在全球貿易計價中的份額就已達13.6%,到1992年進一步升至15.3%。儲備貨幣方面,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德國馬克能佔到全球儲備資產的12%~16%。西德的金融市場相對落后,西德的債券和股票市場規模明顯小於紐約、倫敦同類市場,可提供的金融工具種類有限。以馬克計價債券的交易範圍比較狹窄、成本高昂,交易流動性受到制約。

歐元區整合了所有成員國的金融體系,最初被認為會對美元構成嚴峻挑戰。但在起步階段的快速發展后,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壓力下出現倒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銀行業與資本市場實際趨於碎片化,眾多金融部門再度退回本國邊界之內,市場廣度與深度缺乏優勢。其他地區如倫敦或瑞士,市場雖高效,卻無法提供美國那般豐富的投資選擇。英國與瑞士均無法提供全球體系所需規模的金融資產。日本資本市場體量龐大,但即便經過 20 世紀 90 年代的金融大改革,競爭力仍不及美歐。

當今金融市場的交易遠高於實體。2025年全球商品貿易量為26.3萬億美元,相當於每天720億美元。而金融市場每天的交易量在十萬億美元級別。

圖表7:全球金融市場的交易遠高於實體

資料來源:BIS,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美聯儲,FRED,LSEG,Dealogic,BIS. 2020. US dollar fund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中金公司研究部

全球美元流動性派生的根源來自於美聯儲的投放,金融危機后美聯儲貨幣政策傳導依賴美債回購。金融危機后,美聯儲使用管理利率(administered rates)來影響金融機構使用央行準備金的成本,進而影響其在貨幣市場的拆借要價。目前三個最主要的管理利率工具為:準備金利息(IORB)、隔夜逆回購工具的利率(ON RRP Award Rate)和常備回購便利的利率(SRF Rate)。當美聯儲調節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時,ON RRP和IORB相應變化,這會影響到金融機構(貨幣市場基金等)在回購市場拆借資金的報價。而融資方如存款機構(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美分支機構)、交易商、對衝基金等將手中的美債等資產,通過回購市場賣出獲得「再融資」,用融資所得來增購更多資產。這些資金可能再次流入美債市場,或增持商業票據流向企業,增持權益資產流向資本市場,或者通過外匯掉期、歐洲美元等方式流入海外市場。經由這一系列金融通道,回購市場的融資條件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了全球金融市場。由此看出,整個流動性傳導過程高度依賴回購市場的融資功能。

圖表8:美聯儲貨幣政策傳導依賴美債回購

資料來源:紐約聯儲,https://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19/07/from-policy-rates-to-market-ratesuntangling-the-us-dollar-funding-market/,中金公司研究部 

這種情況下,國際貨幣形成了不同層級,下層貨幣依賴上一層貨幣清算,最終依賴美元。上層貨幣享有流動性溢價。根據Perry Mehrling的劃分,在金本位下,貨幣層級分為黃金、貨幣、銀行存款、證券。其中,黃金是最終的支付工具,流動性最強;各國主權貨幣本質屬於一種信用工具,是兑付黃金的支付承諾;銀行存款承諾未來兑付貨幣;證券是約定在未來一段期限內償付通貨(或存款)的承諾,層級、流動性更弱[7]。在貨幣層級體系的每一級,都存在各類主體充當做市商,開展信用與貨幣的相互兑換。貨幣存在層級結構,做市商同樣形成一套對應的層級體系。並且,每一類做市商,都對應不同的貨幣價格。在國際貨幣領域,Perry Mehrling認為根據流動性不同,貨幣也有層級[8]。

圖表9:金本位下,貨幣的國內層級

資料來源:Mehrling, P., 2013. The inherent hierarchy of money. Social fairness and economics, pp.394-404.,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0:貨幣與信貸的國際層級

資料來源:Mehrling, P., 2015. Elasticity and discipline in the global swap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4), pp.311-324.,中金公司研究部

根據Perry Mehrling的觀點,次貸危機后美聯儲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不僅僅是「最后貸款人」,而且變成了「最后做市商」。金融自由化導致貨幣市場、影子銀行、衍生品大幅擴張,背后需要強大的流動性做支撐。比如美債和MBS既是抵押品也是投資標的。危機期間,這些資產價格大跌,市場流動性瞬間凍結,市場接近崩潰。聯儲充當最后貸款人難以穩定市場,因為金融機構無力或者無意願借款。通過QE,聯儲直接下場購買資產,充當「最后做市商」,提高了資產價格,也穩定了金融市場。

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從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約9000億美元,大幅抬升至2022年接近9萬億美元的峰值。從資產類別來看,次貸危機后,美聯儲的三輪QE購買了國債、MBS和機構債,穩定了瀕臨崩潰的房地產金融並壓低了長端國債利率。2020年則更進一步,在此前資產品類基礎之上,美聯儲還通過設立暫時性緊急信貸工具一級市場企業信貸便利(PMCCF)和二級市場企業信貸便利(SMCCF)工具,歷史上首次直接購買企業債及投資於企業債的ETF。這種從間接提供流動性到直接出價的轉變,通過承接市場風險溢價,有效防止了危機期間美元資產價格因恐慌性拋售(Fire Sale)而陷入螺旋式坍塌。

還有一個重要機制是美聯儲掉期安排,即美聯儲向外國中央銀行提供美元,以便它們可以將其供應給外國金融機構。美聯儲以隔夜指數掉期利率加上一個利差為基礎,向外國中央銀行提供美元貸款。這些貸款由外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提供擔保;當美元貸款償還時,美聯儲會退還該外國貨幣。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初期,這個安排對穩定金融市場的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2008年12 月,互換協議的未償余額達到峰值,超過 5800 億美元,約佔美聯儲總資產的25%。在 COVID-19 疫情期間,使用高峰出現在2020年5月,總額達到4700億美元。其中約 80%貸給了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銀行。根據倫敦經濟學院的 Ricardo Reis 的研究,美聯儲掉期交易將借入美元的利率降低了50個基點。

圖表11:美聯儲貨幣互換

資料來源: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at-are-federal-reserve-swap-lines/,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2019/06/imf-and-central-banks-working-together-reis,中金公司研究部

結果是危機期間美元的便利收益上升,也就是美元的地位在次貸危機期間得到加強,市場對美元的需求更大。美元的便利收益指的是拋補利率平價(covered interest parity)隱含的美元利率和美元實際利率之間的差。當便利收益為正時,説明外匯市場上的美元相對更「貴」,外匯市場參與者爲了獲得美元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我們可以看到,2007年以來,歐元-美元掉期互換基差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表明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需求一直比較大。在次貸危機、歐債危機期間,歐元-美元掉期互換基差大幅上升,表明在這期間市場對美元的需求遠超供給,市場參與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來獲得美元。2020年3月是一個例外,當時美聯儲推出無限量QE,美元供給大幅增加,所以歐元-美元掉期互換基差反而轉負。

近些年來,由於美國債務攀升,通脹回落較慢,市場對美債的信心確實受到影響,體現為美債便利收益有所下降。但如前所述,鑑於美債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以及美聯儲「做市商」的角色,全球金融活動仍然離不開美債市場。與此相應,美債的表現出現分化,長債便利收益受到影響大於短債受到的影響。也就是説,在總體上高度依賴美債的情況下,市場傾向於更多地選擇風險較低的短債。

圖表12:危機期間美元的便利收益上升

注:歐元-美元掉期互換基差使用歐元-美元遠期匯率(3M)隱含的利差與歐元-美元當前實際利差之間的差值衡量。歐元-美元掉期互換基差越高,表明美元越受歡迎

資料來源:Bloomberg,Du, Wenxin, Ritt Keerati, and Jesse Schreger. Decoupling dollar and Treasury privilege. No. w350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6.,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3:長短美債便利收益分化

注:美債的便利收益使用G10貨幣-美元遠期匯率隱含的利差與G10-美國國債收益率差之間的差值衡量。美債的便利收益越低,表明美債相對越不受歡迎

資料來源:Bloomberg,Du, Wenxin, Ritt Keerati, and Jesse Schreger. Decoupling dollar and Treasury privilege. No. w350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6.,中金公司研究部

但要注意的是,海外私人持有美債比例上升,海外官方持有美債比例下降,而前者 對收益更為敏感。2013年以來,美國海外官方持有的美債規模穩定在3.5-4.5萬億美元區間,而美國海外私人持有美債規模則持續上升,並在2023年反超美國海外官方的持有規模。私人持有美債的特點是對收益更為敏感,彈性分析顯示,美債收益率上升過程中,海外官方持有規模對收益率並不敏感(彈性近似為0),而美國國內和海外的私人持有者均會減持美債(彈性顯著為負),美國國內官方(主要為美聯儲)的彈性甚至為正(即作為最后做市商承接市場過剩供給)。這意味着如果美聯儲縮表,最后做市商的作用弱化,在私人持有美債佔比較高的背景下,市場波動可能加大。

圖表14:海外私人持債比例超過官方

資料來源:FRE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FRE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圖表15:私人美債持倉相對利率變化的彈性更大

注:彈性為美債增減持規模/持倉總量相較 10 年期美債利率變化(按照 bps 計算) 的迴歸係數。彈性為負意味利率上升時該類投資者會減持美債。樣本區間為2000年至今

資料來源:FRED,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上面我們強調了美元的國際地位與美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美聯儲「做市商」角色等因素高度相關,但還有一點是美元的支付體系比較完善。如果説美元流動性是「血液」,那麼美元的支付體系就是「血管」。金融順利運行既要「血液」,也要「血管」。美元支付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較長的過程。

1900年之前,美元在國際上使用較少。美國已是全球第一大工業國,但金融體系落后、無央行,銀行恐慌頻繁發生。彼時美國沒有統一清算、沒有美元貿易融資工具、銀行不能海外設點。國際貿易主要用英鎊結算,美元在國際支付中幾乎不被接受。1913年《聯邦儲備法》的頒佈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主要體現在三方面:1)成立美聯儲並由其監管貨幣供應並提供金融穩定性,1914年美聯儲開始印製併發行統一的聯邦儲備券,逐步取代此前由各商業銀行自行發行的混亂紙幣,實現貨幣的標準化;2)通過強制要求成員銀行在聯儲系統內開立儲備賬户,美聯儲建立起全國性的支票清算網絡,1918年美聯儲推出Fedwire(聯儲電訊劃撥系統),利用電報技術在儲備銀行間實現大額資金的實時結算;3)授權美國銀行設立海外分行,使美元能夠直接通過美國銀行體系滲透到拉丁美洲等海外市場,為美元在國際結算中的使用鋪平道路[9]。

一戰促進了美元支付體系發展。一戰期間美國出口大幅增長,成為世界的「工廠」和「糧倉」。美國的跨國公司在拉美和亞洲建立了業務機構,美國從債務國變為債權國。銀行也跟隨企業步伐,1920年底美國的銀行機構在海外設立181家分支機構,外國商人通過海外機構也間接地與美國相連。一戰也擾亂了歐洲的貿易信貸體系,貿易融資貨幣中美元佔比逐步提升。一戰后歐洲經濟重建,尋求外部資金援助,美國的銀行為歐洲各國政府和企業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債券,面向美國投資者銷售。

二戰結束后,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作為國際核心儲備貨幣的地位,而此后出現的離岸美元市場及電子化金融基礎設施(SWIFT+CHIPS)[10],進一步強化了美元在支付領域的網絡效應。20世紀50至60年代,由於美國國內利率管制(金融Q條例)及冷戰背景下的其他國家資產安全考量,美元離岸市場加速發展,這對原有的支付體系提出挑戰[11]。當時的電傳通訊由於缺乏統一格式,銀行后臺處理效率低下甚至引發清算危機。為應對這一挑戰,1970年紐約清算所建立CHIPS(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通過電子化手段處理大額美元跨境清算,大幅提升了結算效率;為解決銀行間通訊的標準化問題,1973年全球200多家銀行聯合成立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通過統一的字段和協議有效改善了支付延迟等問題[12]。截至2026年3月,SWIFT報文中的美元支付佔比約為51.1%,若不考慮歐元區內部的支付,該比例會上升至58.5%。

勿將匯率和國際貨幣地位混淆

如果一個貨幣的國際地位發生巨大的結構性變化,其匯率也會相應變化。比如,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時期,美元匯率指數大幅下行。但一般情況下,一個貨幣的國際地位變化與其匯率走勢並非一一對應。比如,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美元國際地位比較穩,但美元匯率指數經歷過升貶周期。反過來,如果匯率沒有確定的結構性巨大變化,其國際地位可能也不會出現明顯調整。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一個貨幣的國際地位涉及到方方面面,加上網絡效應,調整成本大。除非出現確定的巨大變化,否則市場可能傾向於通過對金融工具來對衝匯率風險。

圖表16:美元匯率和美元在外儲中佔比關係並不緊密

資料來源:IMF,iFinD,The Gold Obser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資料來源:IMF,iFinD,The Gold Obser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我們之前在多篇報告中指出,看匯率有不同的視角。新古典主義從商品視角看匯率,將匯率定義為不同國家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其核心變量是國際貿易,底層邏輯是認為貨幣是實體的面紗。上世紀80年代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之前,全球資金流動規模較小,經常項目對匯率的影響大於今天。在金融高度發展的今天,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可能遠大於經常項目,尤其是資本流動不受管制的經濟體。這個視角是(后)凱恩斯主義強調的重點。(后)凱恩斯主義從資產價格視角看待匯率,其核心變量是資本流動、預期、不確定性、流動性偏好。典型的例子如80年代初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元卻同時出現了大幅升值,其原因在於海外大量增持美元資產,推動美元升值。

廣義的后凱恩斯主義還有一個視角,即Perry Mehrling所強調的貨幣視角(Money View),將匯率定義為貨幣(資金)的相對價格,其核心變量是融資條件、市場做市能力。Mehrling這個視角對於理解次貸危機期間美元不貶反升、美元地位得到加強就很有幫助。其原因是,如前所述,全球金融交易高度依賴美國安全資產(比如美債),而次貸危機期間全球風險資產價格大跌,普遍追求安全資產。美聯儲是最后的做市商,全球金融機構追求安全資產,涌向了美元,導致對美元需求增加,即使次貸危機源於美國,期間美元反而走強,這就是流動性使然。

短期來看,美元走勢取決於地緣局勢走向。前面討論了金融因素對國際貨幣地位的影響,加上國際貨幣的使用具有網絡效應,美元地位調整漫長而且可能反覆。周期性來看,在地緣動盪仍然劇烈的當下,中東局勢可能仍然短期是決定匯率的最重要變量。根據中金外匯組的觀點,如果布倫特原油價格處於90-110美元/桶之間,美元指數或延續當前高位區間震盪[13]。樂觀情形下,美以伊局勢顯著緩和,布倫特原油價格回到90美元/桶以下,美元指數在二季度或回到美伊戰爭前的區間水平。悲觀情形下,如果美以伊衝突加劇,假設布倫特原油價格上漲到高於110美元/桶,美元指數或將上升,波動性也顯著增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可以觀察美元指數對風險事件的彈性,幫助我們更準確把握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地位。

[1]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notes/feds-notes/the-international-role-of-the-u-s-dollar-2025-edition-20250718.html

[2]Gita Gopinath and Oleg Itskhoki, 「Dominant Currency Paradigm: A Review,」 NBER Working Paper 29556 (2021)

[3]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4]Cohen, B.J., 2015. Currency power: Understanding monetary rival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貨幣的貿易功能包括計價功能和結算功能,兩者存在密切聯繫,國際交易中大多數參與方認為在計價和結算時使用同一種貨幣更為便利。

[6]他還認為,外交政策對貨幣在官方層面的角色影響最大,包括作為匯率錨、干預媒介與儲備貨幣。軍事影響力在官方與私人兩個層面都可能產生重大作用,但其效果可正可負。

[7]Mehrling, P., 2013. The inherent hierarchy of money. Social fairness and economics, pp.394-404.

[8]Mehrling, P., 2015. Elasticity and discipline in the global swap net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4), pp.311-324.

[9]Eichengreen, B. (2011)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當前全球跨境支付基礎設施中各國支付系統不能直接關聯,需要通過代理行業務體系進行跨境交易。其中通信需通過SWIFT的安全報文傳遞,代理銀行則在支付發起方與接收方之間充當中介。一國的代理銀行持有其他國家代理銀行的存款,這些中介機構通過自動清算所進行支付,其中以美元為基礎的CHIPS(經由紐約和美國銀行)是大額資金轉移最重要的清算和結算引擎;對於流動性較差的貨幣對,代理銀行會通過其央行使用媒介貨幣(主要是美元)來促進間接的外匯兌換。其中SWIFT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是跨境支付的安全報文系統,負責代理銀行間支付指令的標準化傳輸,是支付流程的信息通道;CHIPS (清算所銀行間支付系統)是美元大額支付的核心清算系統,是全球美元跨境資金結算的核心樞紐,CHIPS是美元跨境支付的核心樞紐,處理了95%的國際美元支付交易,2025年CHIPS年度總清算金額達 503.38萬億美元,日均清算金額超2.01萬億美元,日均交易筆數約63.2萬筆

[11]交易在歐洲發生,但最終的本幣結算必須回到紐約

[12]參見《全球外匯周報:為何能源衝擊未能「點燃」美元?》《全球外匯周報:中東地緣風險能否逆轉美元跌勢?》

本文摘自:2026年4月26日已經發布的《勿低估美元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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