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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10 13:00
【編者按】在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越發普及的當下,人們時時刻刻關注着自己與他人的生活。在鼓勵自我展示的文化背后,人們也開始對於「被展示的內容」的真實性產生格外關注。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一書的作者埃米莉·布特爾(Emily Bootle)看來,近年來公眾越來越不信任名人言行的真實性。一旦察覺到公眾人物在表演真實,人們就會追尋蛛絲馬跡,揭露出這種行為的虛偽。然而,正如我們在愛潑斯坦案中所觀察到的:當一個人日漸出名,他能用來掩蓋真相的資源也越多。
澎湃新聞:書中引用了居伊德波對於明星的分析:「成為明星意味着把表面生活專業化;明星是和膚淺無深度的表面生活相等同的對象,而這個對象必須補償真實經歷過的生產專業化的碎片。」明星又必須持續處於公眾視野之內,才能獲得評論界與粉絲注意力。近期貝克漢姆夫婦與大兒子布魯克林的矛盾似乎就印證了上述評論。在您看來,他們將家庭矛盾公之於衆的做法是否是有意為之?
埃米莉·布特爾:我認為貝克漢姆一家區分「家庭」與「公眾」的生活方式,和大多數人截然不同。據我瞭解,這場爭執的核心在於:布魯克林聲稱自己從未被允許擁有私人生活,且他與家人之間的關係被當作公關素材加以利用。
貝克漢姆一家無疑將 「表面生活」 職業化了,如今我們很多人在網絡上也都是這麼做的。在我看來,這一點本身構成了這場矛盾的核心。因此,布魯克林將此事公之於衆,既充滿諷刺意味,又顯得頗為自相矛盾。
澎湃新聞:書中列舉了詹妮弗·勞倫斯如何通過頒獎典禮上摔倒,來塑造自己「真實」、「接地氣」的公眾形象,但這種刻意的做法,最終引發了反感,許多人意識到真實和親民並非同一回事,而勞倫斯假裝真實的做法,比不真實更糟糕。為什麼人們會有這種感受?人們是否覺得這種行為背后存在某種偽裝或欺騙?
埃米莉·布特爾:沒錯,我認為人們一旦察覺到一絲表演的痕跡,他們就會產生不信任感;而當有人刻意去表演 「真實」 時,反而會顯得更加虛偽。
我確實覺得勞倫斯遭到了不公的詆譭:她當時還很年輕,她的性格與舉止恰好契合了當時公眾的需求,而彼時其他名人仍與大眾距離遙遠,她的行為並非某種過錯。
在我看來,人們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刻意表現出真實感,反而會立刻讓人覺得你並不真實;第二,名人圈向來善變,勞倫斯曝光度過高,大眾便想找個理由把她拉下馬。
澎湃新聞:當我們凝視明星時,儘管觀眾在潛意識里會相信「我也可以成為她」,但也會深深感到「我絕非她」。公眾需要相信明星的言辭、信仰和人格,配得上他們的財富和特權。例如卡戴珊一家這樣的真人秀明星,是如何贏得她們的「名人」身份的?在您看來,她們的配得感是如何建立的?
埃米莉·布特爾:建立在三樣東西之上:美貌、財富與曝光度。卡戴珊一家之所以顯得與衆不同,就在於她們樂於將自己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下。而我們之所以願意關注她們,是因為她們貌美又富有,我們會向往她們的生活方式。
有人或許會説,她們做得十分精明:利用自身的美貌與財富,通過各類醫美手段讓自己變得更美,再憑藉美貌與曝光度賺取更多財富(創立品牌、出演真人秀等)。
剛走紅時,她們只是供人圍觀的新奇現象;而如今,她們從成名到躋身超級富豪的整個歷程,因令人向往而備受矚目。如果我們相信她們是「白手起家、自我成就」,內心深處便會覺得自己或許也能做到——儘管我們心底清楚,這幾乎不可能。
澎湃新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作品喜歡標榜自己「基於真實故事改編」。但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些讀者如果發現虛構作品實際是基於真實生活的,會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他們質疑,作家的職責不就是創新並超越眼前的一切嗎?突然公開的自傳聲明,會讓讀者感到回到現實的失落。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作者在作品中呈現的特定情緒和感受,可能或多或少基於自己的真實體驗上,但似乎讀者並不會對這種程度的「真實性」感到反感,您如何看待這種微妙的態度區別?
埃米莉·布特爾:當然,我們都知道作家會取材於自身經歷——他們也不可能不這麼做。我覺得,如果自傳色彩過於明顯,難免會讓人覺得作者有點偷懶,彷彿作者本應再多下點功夫。不過我認為,用「迴歸現實的落差感」來形容很貼切。很多時候我們讀小説是爲了逃離現實,可當一隻腳踩在虛構世界、另一隻腳還留在現實里時,難免會感到恍惚不適。
澎湃新聞:您提到「反主流文青」(hipster)身上混合着反抗正統和物質主義的特徵,他們逆潮流而動,但主要途徑是購買更多的東西。他們的「真實性」是否建立在買他們所認為的「正確」的商品之上?通過購買黑膠唱片、膠片相機,擁抱波西米亞主義,他們是否成功抵禦了大眾文化核心技術帶來的平庸和人工感?
埃米莉·布特爾:的確如此,我認為對於2000年代至2010年代的某一類潮人而言,他們的真實感源於擁有「格調正確」的單品。從這個角度來説,他們精準反映出我們的身份認同與消費行為綁定得有多深。潮人風潮的興起,是對一切事物數字化的直接反抗——堅持使用實體復古物件,彷彿是對脆弱新世界的叛逆,也帶來一種純粹正直的感覺。
但一旦這種風格演變成一種審美範式,就極易被模仿與複製,從而失去了內核。它本身最終淪為平庸與刻意造作的象徵。
澎湃新聞:哲學家齊澤克曾這樣評價星巴克咖啡:星巴克除了向大家銷售咖啡,還附帶銷售了一大堆的意識形態。例如星巴克承認自己的卡布奇諾是比別家的貴。但它把收入的百分之一都捐給危地馬拉兒童來確保他們的健康,保證撒哈拉農民的水供應,拯救森林,有機種植咖啡......這種做法為消費者提供了道德上的安慰,齊澤克將其稱作消費主義的終極形態。這種通過消費讓自己獲得道德優越性的做法,如何塑造品牌的文化與真實性,幫助消費者建立身份標誌?
埃米莉·布特爾:這能減輕消費者為大公司目標添磚加瓦時的愧疚感。當你看到星巴克的公益活動時,自身的責任感會稍稍減輕——你相當於在消費的同時順帶做了捐贈。從品牌形象來看,這讓我們對星巴克的觀感變得柔和温暖,賦予它近乎友善的人性特質,而不再只是一個冰冷強硬的商業品牌。
澎湃新聞:2018年,英國廣告標準局立法規定,網紅需要標註出屬於「廣告」的帖子,註明帖子中出現的品牌曾免費贈送給他們用於宣傳的產品。這條法律迫使網紅承認:他們需要錢。這讓他們看似毫不費力的奢華生活顯得不那麼真實。最近「愛潑斯坦案」文件揭露出看似光鮮的名人、政客在私下的齷齪行為,着實讓人震驚。名人在鏡頭內外的生活存在巨大割裂。為什麼在目睹了那麼多名人行為被揭露之后,人們依舊會選擇相信他們在鏡頭下的行為是真實的?
埃米莉·布特爾:我倒不這麼認為。如今公眾的疑心越來越重,總想挖開名人的私生活,找出他們「真實的一面」,因為我們根本不相信他們展現出來的是真實的自己。一個人擁有的權力越大,就越需要努力去贏取這份信任,因為他們背后能用來掩蓋真相的資源也越多。
澎湃新聞: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一書中強調,身份政治關乎為尊嚴而戰,而尊嚴歸根結底是作為個人而存在的權利,不該受身份群體強加的規訓。但矛盾之處在於,當個人賦予自己某些身份標籤時,似乎就被劃分進入特定的集體,個體與集體的邊界也日漸模糊。在您看來,具有排他性的個人特徵,能否與統一的集體共存?
埃米莉·布特爾:這就是群體的本質:個體在集體的安全感中感受到被接納、被賦予力量。我認為,個體個性的喪失,更多發生在人們急於尋找某種精神寄託、並用群體特徵來定義自己的時候。
當然,這也要看是什麼群體。比如在邪教中,個體被操控,將群體身份置於自我身份之上;在政治或宗教極端主義里,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人既需要群體歸屬感,也需要保留自我。
澎湃新聞:您提到包容式的「自我關懷」與排斥式的「健康生活方式」存在衝突。后者質疑,一味地滿足自己慾望、按照本能行事真的是「自我關懷」嗎?我們心中似乎存在着一個更加剋制的自我,提醒着自己剋制纔是真實的行為。而喚起或植入某種需求,則是商家刺激消費的慣用手法,它們試圖讓顧客相信,在包容式方法中,真實是通過讓步產生的。在您看來,我們如何在兩種觀念中找到平衡?
埃米莉·布特爾:套用女演員傑米瑪·科克(Jemima Kirke)那句經典的話來説就是:我們別再過度自我內耗了。
我認為這兩種思路,都是在追尋本就不存在的真實與完美。依照自己的價值觀生活,接納自身情緒,即便被各類品牌營銷信息包圍,也保持健康的自主意識,我想這纔是理想的折中之道。還要懂得自我善待:我們就是自己,不必過分焦慮如何完美地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
澎湃新聞:福柯在《知識意志》中寫道,由於羅馬天主教會的存在,告解成了人類性慾「真相」浮出水面的主要途徑。人們相信,藴藏在我們最隱祕的天性中的真相「要求」浮出水面。在互聯網上,存在一種名為「賽博樹洞」的網絡懺悔室,人們會以匿名的方式,將自己的「污點」和「罪行」公開。然而,一些聲音質疑,在公開網絡平臺上懺悔並非尋求某種救贖,而是尋求流量。在您看來,賽博懺悔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多的關注,又為何引發爭議?
埃米莉·布特爾:我覺得可以這麼説:在數字時代,「尋求救贖」幾乎等同於博取大量網絡流量。或許有些網絡自白純粹是刻意炒作,但在我看來,更多時候,旁觀者的迴應似乎有着某種超越個人網紅品牌運營的作用。
互聯網讓我們理論上可以被無數人諒解、認可,無論我們的自白多麼極端、不堪,在世界某個角落,總能找到認同或同情我們的人。爭議大概就源於這類人:他們認為人類內心深處的這些問題應當私密化——要麼覺得這些內容暴露出某種不道德感;要麼認為這是一種自我沉溺,事實上根本沒人在乎你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