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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千戶:美國對四大集裝箱製造企業的起訴書,外行得讓我大跌眼鏡

2026-05-29 13:56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千戶】

美國掀起的貿易戰以及伊朗戰事,讓全球都看到了關鍵航道和海運安全的戰略價值,也讓各國更加重視海運供應鏈的自主可控能力。而中美在這方面的博弈始終沒有停歇,尤其在關鍵航道通行、航運資源佈局等核心領域,雙方的競爭維度不斷延伸。

當地時間5月19日,美國司法部公共事務辦公室發佈公告稱,全球四家最大的集裝箱製造公司及其七名高層管理人員「因涉嫌參與一項影響數十億美元商業操控陰謀」已被起訴。

起訴書中提到的全球四家最大的集裝箱製造公司是指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團)、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上海寰宇物流裝備有限公司,以及新華昌集團有限公司。其中,勝獅的市場總監馬南慶已於今年4月14日在法國被美國方面控制。

集裝箱製造行業格局與頭部企業股權穿透

美國司法部起訴書中起訴的四家企業屬於集裝箱製造行業。世界貿易中的消費品和半成品主要由海運集裝箱船舶承運,具體來説是把貨物裝進集裝箱,再把集裝箱裝上集裝箱船舶進行運輸。中歐班列所使用的鐵路集裝箱也是相同規格的。

美國作為貨主託運人,向海運承運人支付海運費。海運承運人爲了保證託運人有足夠的集裝箱使用,需要向集裝箱製造商採購集裝箱設備。集裝箱的主要買家——即集裝箱製造企業的主要客户——是海運承運人船公司。所以,集裝箱製造商可以看作美國貨主託運人的次級供應商。

由於世界貿易量巨大,承運人必須採購並保有大量集裝箱。根據德魯里和中國集裝箱工業協會估計,目前世界集裝箱保有量約5500到6000萬標箱,大約4000萬個實體集裝箱。這些集裝箱由專門的集裝箱製造企業製造。由於集裝箱在日常使用中會折舊損壞,需要對新的箱子進行更換或新增。每年需要新增500到800萬個集裝箱,目前中國製造集裝箱佔全球新增市場的96%,存量集裝箱中約80%為中國製造。中國在集裝箱製造這一細分領域,處於世界壟斷地位。

圖源:東證衍生品研究院

圖源:東證衍生品研究院

中國這種壟斷地位是工業化自然延伸的結果,大致可概括為成本和使用兩個因素:

·成本方面,集裝箱製造成本的50%來自鋼材,而中國的鋼材產能佔世界的一半左右,製造集裝箱所使用的鋼材幾乎全部由中國自身供給;

·使用方面,集裝箱的使用循環是首先在起運港將貨物裝進集裝箱,因此集裝箱的生產地離起運港越近越好,否則初次使用要承擔巨大的調箱費。

中國是世界海運商品的最大製造國和起運國,集裝箱的生產製造就必然在中國了。這正是市場規律決定的。也就是説,現代集裝箱是美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明的,最初的製造也在美國,如果美國現在仍然是世界最大的鋼材產地和商品起運地,那麼集裝箱製造業必然還在美國。

中國(世界)主要的集裝箱製造企業就是美國起訴書中提到的四家。瞭解這四家企業的股權結構,是理解美國這次起訴的關鍵。

其中市場份額最大的中集集團是內地和香港上市企業,之前的大股東是中遠集團,后來中遠將股份賣給了深圳市國資委,現在主要股東是深圳市國資委、招商局集團、中遠集團,其他包括一些財務投資人等。其中招商局集團和中遠集團是一級央企,控股方是國資委(國務院國資委)。目前中集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實際控制人,總體來説類似於一個混合所有制的二級央國企。

勝獅貨櫃是香港上市公司,背后的股東是新加坡太平船務(PIL),這是一家尾部的世界級集裝箱海運承運人。新加坡太平船務的控股方是新加坡淡馬錫集團,相當於新加坡國資委。勝獅貨櫃的最高領導和太平船務的最高領導是同一個人,即美國起訴書中提到的張松聲。勝獅貨櫃與太平船務就是一家,只是勝獅貨櫃負責造箱,太平船務負責用箱。甚至勝獅在內地的集裝箱製造工廠都不是自己建,而是收購了內地的原本一些集裝箱製造工廠。對於這些工廠而言,太平船務和勝獅掌握着銷售渠道,不賣給他們就拿不到訂單。

上海寰宇是全球第四大海運集裝箱承運人中遠海運的全資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二級央企。

新華昌則是一家單純的民企,與集裝箱海運承運人沒有股權關係。

這四家企業的股權與企業性質,就決定了起訴書中描述的「串謀方案」根本不可能實現。

一輛正面吊車在給貨車裝運集裝箱。 資料圖:新華社

一輛正面吊車在給貨車裝運集裝箱。 資料圖:新華社

起訴書中的邏輯漏洞

從上述四家集裝箱製造商的股權關係即可看出,勝獅貨櫃和上海寰宇背后的控股方都是集裝箱海運承運人,是典型的在造箱用箱中進行供應鏈縱向一體化延伸的結果。

這兩家可以看作新加坡太平船務和中遠集團的造箱部門,只是財務獨立覈算。集裝箱價格上漲,背后買單的就是他們的客户兼股東太平船務和中遠集團,等於資金左右倒右手。勝獅貨櫃和上海寰宇的決策權,仍掌握在其股東承運人手中。沒有正當理由的漲價,等於在集團內部挖牆角,會被控股方直接問責。這兩家沒有任何串謀漲價的動力。

中集集團歷史上也大致如此,只是在很大程度上脱離了原有的承運人股東,轉向了混合所有制。

再看起訴書中描述的這四家企業的「串謀約定」內容:

1. 硬性規定每條標準集裝箱生產線每日開工班次與生產時長;

2. 在全部49條干貨集裝箱生產線上安裝總計87台監控攝像頭,嚴防企業私自超額生產,違反限產約定;

3. 集體達成共識,一律不再新建集裝箱生產工廠;

4. 設立專項約束基金,制定違規處罰機制,對私自突破產能限額的企業處以經濟處罰。

看起訴書時特意看了好幾遍,一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管是中集集團和上海寰宇這種二級央國企,還是勝獅這種香港上市公司,正常來説,一家大型國企、上市公司,生產、安保、風控、法務、財務都是互相制衡、各司其職的。

第一條,一般企業都會有標準產能預估和排產計劃。刻意人為壓低生產線班次、壓縮生產時長,必須有合理經營理由,頂多只能短期臨時調整。如果長期刻意限產,必然完不成既定生產經營指標,生產板塊負責人要直接承擔考覈與管理責任,必然會在內部經營例會、部門負責人會議上提出異議,不可能默默長期配合。

第二條,在生產線上加裝攝像頭、對外開放給外部同行查看,等於向外人泄露生產工藝、工位佈局、真實開工率等核心商業機密,嚴重違反企業安保條例與保密制度,法務、合規和安保部門從本職職責上就會直接否決,根本不可能輕易落地。

第三條,要不要新建生產工廠、擴張產能,屬於公司董事會和出資股東的重大投資決策權。參會的企業高管只屬於經營管理層,根本沒有權限集體約定、共同抵制行業新建產能;即便管理層私下達成默契,也攔不住股東和資本方的投資擴產意願,市場上也總會有其他企業入局建廠,這種約定本身就沒有實際約束力。

第四條,所謂設立行業違規約束基金、對超額生產企業處以罰款,從企業財務流程上就很難實現。沒有合法合規的審批依據,企業財務部門不可能隨意劃出這筆專項基金,也無法完成賬務合規處理,現實中根本走不通。

如果起訴書上的這一套限產、控產做法,真能在四家企業里執行,那就等於現在的央國企管理制度、上市公司監管規則、公司治理機制,還有股東的重大決策權力,全部消失不起作用了。

從股東角度看,如果管理層能私下敲定生產班次、在產線裝對外監控、集體不建新廠、還私下搞違規處罰基金,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簡單內部整頓就能解決的,等於企業整套運行規則都被架空。大清洗都不行,只能解散。

僅憑几名高管,想要把這麼多關鍵部門全都統一管住、繞過所有流程硬性推行這類私下協議,現實中幾乎沒人可以做到。

還有一個很不合常理的地方:就算有人會上提出這套串謀方案,其他幾家企業的負責人也很難輕易相信,還一致同意並認真執行。

退一步講,就算真靠這套做法把箱價抬上去、企業利潤做高了,對這些職業經理人高管來説,冒着與所有人作對、丟掉職位、甚至身陷囹圄的巨大風險,本身沒有任何直接的個人實際好處。他們只是打工的職業管理者,並不是企業真正的老闆,沒法把多出的利潤變成自己的財富。

能坐到這種大企業高管位置的人,就算有私心、會犯錯、有利益考量,基本的風險判斷和常識還是有的,很難想象會集體做出這種得不償失、風險極大又毫無個人合理回報的行為。

美國起訴的深層產業動機

美國起訴甚至處罰這些集裝箱製造企業是可以預料的。

筆者從2024年開始關注此事。當時南達科塔州眾議員達斯第·約翰遜(Dasty Johnson)對年度國防法案提出的第346修正案,該修正案稱疫情期間中國的集裝箱製造商在增加產能上進展緩慢,可能是爲了蓄意控制價格。該年度國防法案於2024年6月14日在美國眾議院通過。美國對中國集裝箱製造企業動手便是可以預見的了。

起訴書中説的疫情期間海運價格暴漲的事實確實存在。疫情期間各國各行各業損失慘重,只有海運業和一些附屬產業賺了大錢,各國都開始對集裝箱海運承運人進行過一輪調查。不過海運價格暴漲確實是市場原因造成的,各國基本上未作處罰。

「超額利潤税」在法國引發爭論

唯獨美國,由於美國沒有大型世界級承運人,在美國市場上的都是外國船公司,在美國國內缺乏政治代言人,這就是完美的替罪羊。

美國在疫情期間先后推出了《降低海運價格和平衡海運市場的事實陳述》和《海運改革法案》兩部嚴重偏向託運人的法律,掀起了對海運承運人反攻倒算的浪潮。截至目前,可以稱得上全球承運人的12家船公司,除了陽明正在打官司以外,只有新加坡太平船務還沒有任何官司。

- MSC(意大利地中海航運),罰款2267萬美元

- Maersk(丹麥馬士基)旗下子公司漢堡南美,賠償1756萬美元

- CMA-CGM(法國達飛),罰款197.5萬美元

- Hapag-Lloyd(德國赫伯羅特),和解金200萬美元

- COSCO(中國中遠集團)旗下子公司東方海外(OOCL),賠償4560萬美元

- Evergreen(中國臺灣長榮海運),多起滯箱費賠償

- ONE(日本海洋網聯船務),罰款170萬美元

- Wan Hai(中國臺灣萬海船公司),賠償95萬美元

- HMM(韓國現代/韓新海運),賠款130萬美元

- ZIM(以色列以星綜合航運),處罰1000萬美元

業界幾乎沒人認為新加坡太平船務能逃過這一劫,只是不知道美國會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現在看美國是準備連同太平的集裝箱製造部分勝獅貨櫃一起搞個大事件。

雖然業界早有心理準備,但美國這次的行為仍有兩點超出預料:一是使用的法條使案件超越了民事糾紛範疇,上升到刑事層面,即以前是賠錢了事,現在變成要坐牢;二是美國真的去跨國抓捕涉事企業人員。不過在美國強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並直接炸死伊朗國家元首以后,這些事情也説不上稀奇了。

看美國使用的法條,就知道為何起訴書會描述高管們做出一些堪稱魔幻的行爲了。

美國指控這些企業違反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第一條。該條原文是:

「任何限制州際間或與外國之間貿易或商業的契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或共謀,均屬非法。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共謀,即構成重罪;一經定罪,公司處以不超過1億美元的罰款,個人處以不超過100萬美元的罰款,或10年以下監禁,或由法院酌情並處。」

該條款的構成要件自《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頒佈以來一直未變,之后的修訂只修改了處罰標準。美國的起訴書中説這些企業的高管在2019年非常完美地違反了美國1890年頒佈的法律。從時間上算,等於在中國指責某人違反《大清律例》。

1890年,那是個資本家的黃金時代,沒什麼企業監管和職業經理人制度,資本家在企業內一言九鼎。企業利潤可以直接裝進資本家兜里,每個企業都是單獨的個體,沒什麼產業鏈上下游縱向一體化,誰賺到算誰的。資本家肆無忌憚,想干什麼就干什麼,大量的串謀壟斷協定,托拉斯等各種壟斷組織就是在這個時代產生的。如果把起訴書中指控的四家集裝箱製造企業高管的串謀行為放在1890年,就非常合理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正是針對這些行為訂立的。

美國的起訴書非常符合1890年大膽狂野的作風。相比之下,美國的行動卻很聰明,大概是總結並吸取了孟晚舟事件的經驗教訓。在目標選擇上,沒有直接選擇純正的中國企業,而是選擇了一家僅利用內地廉價鋼材和成熟產業鏈的新加坡控股的港資企業人員下手。如果是選擇中集等二級央國企,萬一中國企業在國家支持下與美國干到底,那就是另一個孟晚舟事件,而且是在法國限制了受害者的人身自由。如果不是美國的起訴書不打自招,外人可能還以為只是受害人在法國失聯了。中國也只能在外交層面敦促法國儘快找人。如果受害人不是中國籍或者有雙重國籍等瑕疵,整個事件就與中國關係不大了。

建立中國自己的保護標準

此次事件中不難看出,中美經過多輪博弈較量,已形成相對勢均力敵的戰略平衡。如今美國想要直接對純正的中資企業下手,只能把案件辦成如同穿越小説一般。同時美國也開始忌憚中國的反制力度,不敢直接對純正的中國內地的國企和民企下手,轉而挑選新加坡、香港特區這類具備離岸屬性、立場偏西方的企業作為突破口,專挑相對好拿捏的軟柿子動手。

新加坡、香港以及臺灣地區在中國內地佈局的企業,普遍有一個共同特徵:只把生產製造、基礎物流環節落地在內地,核心管理層、決策團隊都設在境外,企業利潤、資金沉澱也留在海外,僅在內地留存維持日常生產運轉的必要資金。

這類企業即便被美國索要鉅額和解金、繳納所謂「贖金」,資金調撥也無需大規模跨境轉出,操作十分方便。反觀內地本土企業,管理層、核心資產與資金體系都在境內,人員引渡、資產追責都面臨重重保護,美國很難輕易下手。

現在這個時候,需要中國理清思路、採取更有效率的反制策略。

首先,如果馬南慶確實是中國公民,中國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為其提供領事保護和法律協助,維護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但對於勝獅貨櫃這家由新加坡淡馬錫控股、核心管理層和利潤均在境外的離岸企業,其商業利益的保護則需要遵循市場經濟和權責對等原則。

我們要理性判斷產業依存關係:究竟是中國更依賴這類外資企業,還是它們更離不開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和產業配套土壤?放到勝獅這件事上答案很明確:是勝獅離不開中國。集裝箱製造高度依賴中國的鋼材產能、產業工人、港口布局和完整上下游配套,離開中國根本無法獨立生存。而新加坡太平船務如今在全球海運格局中早已邊緣化,頂多能保留世界承運人的身份名頭,行業話語權已今非昔比。

一艘貨輪準備停靠浙江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集裝箱碼頭。 資料圖:新華社

一艘貨輪準備停靠浙江寧波舟山港穿山港區集裝箱碼頭。 資料圖:新華社

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國家出面維護企業海外權益,本身要付出巨大的外交、輿論和戰略成本。市場經濟講究平等交換,企業享受中國產業鏈和市場紅利,就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反哺本土產業發展;如果不加區分、一視同仁地為所有企業兜底,不僅會分散國家有限的外交和戰略資源,還會形成不良示範,讓更多海外資本只想借中國市場牟利卻不願紮根經營。

勝獅案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正在於此:

在複雜的中美戰略博弈中,我們既要敢於鬥爭,堅定反制美國的長臂管轄與霸權行徑,也要善於鬥爭,保持戰略清醒、算清成本收益賬,延續此前301調查中確立的「穿透股權、追溯實控人、精準施策」的治理思路,建立更加科學高效的海外權益保護機制——對於華為、中集這類紮根中國、掌握核心技術、關乎國家產業安全的本土企業,要全力保護;對於勝獅這類僅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核心利益與治理體系均遊離在外的離岸企業,我們會為其中國籍員工提供必要的領事保護與法律協助,但不宜動用國家戰略資源為其商業利益兜底。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國際博弈中掌握主動權,真正守護好中國的產業主權與長遠發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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