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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13 11:56
不久前,俄羅斯政府宣佈史無前例的航空煤油出口禁令。在其背后,是烏克蘭無人機對俄境內煉廠發起的高強度、精準「點穴」式攻擊。此輪襲擊放棄了醒目的儲罐,直奔西方公司設計、且因制裁無法獲得備件的催化裂化等二次加工核心裝置。這場能化版的「芯片戰爭」,以慘烈的現實重新標定了「卡脖子」的風險。長期以來,全球能源化工核心技術被歐美巨頭高度壟斷,形成了一套「你離不開我」的技術鎖定陷阱。
面對相似的結構性制約,中國能化產業用四十年走通了一條引進、消化到系統創新的逆襲之路。憑藉超級央企內化產業生態、嵌入科研院所的「準舉國體制」高效動員,中國石化人硬是從工藝包、催化劑到關鍵裝備實現了全環節的國產替代。
如今,中國產業界正向高端化學材料發起集群式衝鋒,從被卡脖子的被動脆弱,到築牢大國工業的沉默地基,中國能化跨越發展的事實證明:在開放競爭中淬鍊出的全產業鏈厚度,纔是大國不被綁架的終極底牌。
6月1日,俄羅斯政府宣佈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政令:即日起暫停航空煤油出口,直至11月底。
出臺這一政策的背景,是剛剛過去的5月,俄羅斯石化產業經歷了迄今為止最高強度的一輪無人機攻擊。
這輪攻擊不僅強度大,在手法上也發生了耐人尋味的變化。
這一次,當自殺無人機飛臨石化廠區時,它們沒有像以往那樣撞向高聳醒目的蒸餾塔或是面積巨大的儲罐,而是繼續向廠區深處飛去,精準命中催化裂化裝置等用於二次加工的核心設備。
整個5月,類似的場景在俄羅斯各地上演了至少16次。俄十家最大煉廠中的八家遭到打擊。
被精準「點穴」的那些裝置有一個普遍特徵:它們是由西方公司設計,西方公司安裝,並依靠西方備件維護,而那些公司,已經在2022年后撤離了俄羅斯。
明眼人不難看出攻擊策略升級的要害:烏方不再只打容易修復的初級加工裝置,而是瞄準技術更復雜、作用更關鍵的工藝單元,而由於西方制裁,這些設備嚴重受損后幾乎不可能被修復。
在能源化工領域,"卡脖子"三個字的份量,正在被戰火重新稱量。
很少有普通人能夠意識到,看起來極其「粗重」的基礎能源化工,從產業生態上看,頗可與「精細」的半導體產業相比。
在今天,一家車企可以購買設計服務商的完整車規芯片方案、在全球尋找代工廠商流片,從而很快擁有自己的X納米先進智駕芯片。
高度標準化的供應鏈,在能化領域同樣已是常態。包括反壟斷監管、化工標準體系建設和跨國公司全球競爭等多股潮流疊加作用,已經使一個世紀前高度縱向一體化的產業生態,解耦為如今各類技術要素供給的「貨架化」。
就拿世界最大的單體煉油廠—尼日利亞丹格特項目為例,其工藝方案就來自美國霍尼韋爾UOP公司,一期項目主承包商是中國化學工程集團有限公司(CNCEC),項目管理服務商則是印度工程師有限公司(Engineers India Limited)。
中石化旗下公司為丹格特製造的世界最大原油蒸餾塔
丹格特案例不難看出,哪怕本國企業在自己國土之上建立的大型能源化工生產基地,其技術卻可能不需要任何本土基礎,完全來自於高度成熟的全球供應鏈。
錢貨兩訖、開箱即用。
但這並不意味着,能源化工技術體系變得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即插即用」。
恰恰相反,這套從工藝方案到工程圖紙、從催化劑到關鍵設備、從控制軟件到維護服務的技術能力集合,仍然被歐美產業界高度控制。
這不是一臺機器或一項專利,而是由多個環節緊密咬合的閉環:工藝包規定了化學反應的條件和路徑,催化劑是按照工藝包配套開發的消耗品,關鍵設備依照工藝包的參數定製設計,據此標定的模擬軟件預測收率,控制軟件實時優化運行,技術服務團隊定期巡檢和故障診斷,運維人員則須在供應商體系內接受專項培訓。
在大部分時間,這種高度專業化的供應鏈都在高效運轉,以至於可能令人有「麪包就是從貨架上長出來」的錯覺。然而一旦供應鏈那沉默的地基,也就是地緣政治格局發動變動,那麼這個看似亙古不變的生態就將開始動搖。
正如俄羅斯石化產業當下正在經歷的。
長期以來,能化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被掌握在少數歐美巨頭手中。霍尼韋爾旗下的UOP、法國石油研究院旗下的Axens、丹麥的託普索、殼牌全球解決方案(Shell Global Solutions)等,構成了技術許可+工藝設計的第一梯隊。
它們向全球煉廠和化工廠出售的不只是圖紙,而是一整套"你離不開我"的技術鎖定關係。
冷戰結束后的俄羅斯,曾是這種鎖定關係最熱忱的接受者之一。
蘇聯解體,留下的是一個上游油氣開採產能巨大、下游煉化嚴重落后的畸形結構,煉廠以蒸餾為主、轉化率低下,蘇聯時代的大型化工聯合體設備老化、產品線落后,在失去經互會內部市場后幾乎喪失競爭力。
1990年代的私有化將主要油氣資產以極低價格轉移給新興寡頭后,這些新業主的首要目標是最大化原油出口變現,對下游投資幾乎為零。
直到普京總統執政后,國家對戰略性油氣資源開始強化管控,在整頓加強上游開採環節后,俄羅斯政府採取多種調控手段,引導提升原油國內加工比例。
2008年后,俄幾大能源集團都啟動了大規模煉廠現代化項目,大量採購UOP、Axens、殼牌的工藝許可和Technip、伍德集團等公司的工程服務,油氣資源加工深度穩步提高,化工板塊也隨着西布爾(SIBUR)幾大烯烴項目建成有了突破。
可是,這種在和平年代看似高效快捷的產業升級路徑,一當地緣政治基本環境發生變化,就驟然變成收緊的絞索,甚至成為敵人一擊絕殺的精確目標。
向俄羅斯煉廠發運的霍尼韋爾UOP工藝方案定製CCR(連續催化重整/脱氫)再生單元,主要作用是去除催化劑上的積碳並恢復其活性
2022年后,西方能化巨頭紛紛退出俄羅斯市場,俄能化企業儘管通過印度、土耳其、中亞等友好渠道尚能勉強維持現有先進煉化裝置運轉,但產業安全的冗余已經十分脆弱。
這樣的系統脆弱性,也毫不意外地被利用。
2024年初,俄羅斯諾爾西煉油廠遭烏克蘭無人機襲擊,用於汽油精煉的催化裂化裝置被破壞,但由於其供應商UOP不再提供服務,俄方技術人員不得不尋求友好國家協助,但其另起爐灶的決心仍然搖擺不定。有知情人士提到:
「(友好國家)擁有這項技術。但通常情況下,這意味着要徹底、昂貴地更換整個系統,而不是進行簡單、廉價的常規維修。」
諾爾西只是一個縮影,在難以下定決心切換技術體系的情況下,即便沒有無人機的硬打擊,藥劑備品作為生產過程的消耗品,其庫存也正在快速消耗,而供應來源則日益收窄。
每一次對加氫裂化或催化重整裝置的打擊,都可能意味着長期停工,因為修復需要調用一整套已經不再響應的西方知識網絡。
那些寶貴外匯買來的先進產能,在供應商撤離后正成為最精準的打擊靶標。技術依賴不僅是被動的脆弱,而且被證明是可以被主動攻擊的命門。
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也曾站在一個結構上相似的起點。
以四三方案引進技術建設燕山石化為起點,我國能源化工產業曾經長期通過引進成套技術實現產能產品升級。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累計引進用於原油精深加工的乙烯裝置20套、丁二烯抽提裝置14套、 聚乙烯裝置21套、環氧乙烷和乙二醇裝置11套等, 共耗資達200多億美元。
儘管鉅額外匯引進的項目,在規劃中無不設想能夠通過消化吸收,成為中國能化產業自主創新的臺階。但由於原化學工業部、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地礦部、甚至機電部、冶金部等長期多頭管理、各自為戰,每個系統內均有自己的設計單位及製造體系,加之各地爭上石化大項目拉動GDP,形成了一度難以遏制的重複投資、重複引進、重複建設、重複攻關,有限的資源無法高效協同。
那些普遍還對舊中國屈辱地位有着切身經歷的決策者們,對這樣的狀況有着本能的警惕,並很快做出了困難但卻正確的抉擇,堅定推進成套技術國產化。
自己的命運,終究還是要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不過在開放競爭中的自主創新,絕非一件易事。
乙烯,則是理解這一挑戰的上佳案例。
一桶原油從地下抽出來,送進煉廠,首先經歷的是"拆"的過程,在常減壓蒸餾裝置里,按照沸點的高低被拆分成汽油、煤油、柴油、石腦油等不同餾分。這些都是燃料,是一個"油"的世界。
而人們身上穿的化纖衣物、腳下踩的塑料地板、手中握着的手機殼、超市里成卷的保鮮膜、醫院里的輸液管和注射器......這些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合成材料,都屬於"化"的世界,但它們同樣來自於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石能源材料。
從"油"到"化",乙烯堪稱最關鍵的一根紐帶。
煉油過程的一種中間餾分在裂解爐中經受數百度的高温,碳氫分子鏈條被"拆"成更短的片段,其中最重要的產物就是乙烯,化學式簡單到只有兩個碳原子和四個氫原子。
但就是這個最簡單的烯烴分子,其生產卻極其複雜,被認為難度不亞於核電站。
一個國家的乙烯產能,就是衡量其能化工業水平的標尺。
一套百萬噸乙烯裝置由數百臺大型裝備構成,從原料到產品,反應過程極其複雜、裂解爐到冷箱的温度跨度近千攝氏度、系統操作控制要求極高,是能源化工領域難度最大的成套技術之一,是對一個國家化工、冶金、機械、電子工業能力的全面檢驗。
掌握了乙烯成套技術,就相當於拿到從燃料通往材料的能源化工產業升級鑰匙。
中國拿到這把鑰匙,花了整整四十年。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國石化領域戰略科學家侯祥麟院士就敏鋭意識到了重引進、輕消化的危險性,提出大型煉化生產裝置必須在學習、跟蹤世界發展新水平的同時,立足於我們自己,逐步實現國產化。
侯祥麟院士還是中國工程院的六位發起人之一
在侯祥麟院士積極推動下,煉化領域確定了乙烯裂解爐作為國家重大技術裝備攻關項目,作為乙烯生產的核心設備,其主要作用是把天然氣、煉廠氣、原油、石腦油等各類原材料加工成裂解氣,並提供給其它乙烯裝置,最終加工成乙烯、丙烯及各種副產品。裂解爐的技術水平,直接決定了整套乙烯裝置的生產規模、產量和產品品質。
經過數年聯合攻關,國內自行研發、研仿的萬噸級乙烯裂解爐「北方爐」、「南方爐」、大慶石化國產化「8號爐」等相繼投入運轉。
特別是北方爐CBL,採用了中國科研人員首創的2-1型輻射爐管、二次注入稀釋蒸汽和兩段急冷技術,達到了當時工業化裂解爐的國際先進水平。
不過令人惋惜的是,其后CBL爐早期型在遼化、齊魯石化的推廣應用中,先后發生爐管斷裂事故,使這一成果的普及驟然減速,重又出現大量進口的局面,這也顯示出當時我國冶金工業基礎的薄弱,限制了大型複雜系統集成的能力。
順帶一提,齊魯石化等單位圍繞CBL爐特種耐熱鋼爐管的攻關並沒有白白浪費,參與攻關的民營企業家華邦嵩,其后在上海創辦了惠生工程,並引進齊魯石化工程專家,以承包乙烯裂解爐設計製造起家,逐漸發展爲國內乃至全球市場隱形冠軍。
惠生工程在國內乙烯裂解爐市場已擁有50%的份額
言歸正傳,在裂解爐推廣應用的波折后,中國能化產業界對乙烯成套技術的攻關並未止步,除了CBL爐的不斷迭代,在冷箱、三機((裂解氣壓縮機、丙烯壓縮機、乙烯壓縮機)、三劑(催化劑等藥劑)、模擬優化軟件、DCS控制系統等關鍵技術領域均取得長足進步。
2008年前后,國內乙烯產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這一大宗原料的進口依賴度明顯下降,這也為政府、學術界和工業界再次會戰乙烯成套技術創造了條件。
隨着中國工業體系整體能力的抬升,這一次的乙烯會戰,顯得格外酣暢。
2007年,中石化承擔的百萬噸級乙烯裝備及相關技術開發列入國家科技支撐計劃,2010年,15萬噸/年CBL-Ⅶ型裂解爐一次投料成功,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其后相繼出口馬來西亞、泰國,標誌着中石化躋身全球屈指可數的專利授權商行列。2013年8月13日,武漢石化80萬噸/年乙烯裝置一次試車成功,標誌着中石化百萬噸級乙烯成套技術正式工業應用。
這一天起,中國人自主研製的裂解爐、「三機」、冷箱、「三劑」,首次在同一套大裝置上集成,其后,中石化百萬噸級乙烯成套技術不斷擴展應用範圍,最終憑藉「複雜原料百萬噸級乙烯成套技術研發及工業應用項目」成果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
2008年,中石油開始組織寰球工程公司、大慶石化等單位,啟動大乙烯一期項目(大型乙烯裝置工業化成套技術開發重大科技專項),相繼掌握大型乙烯裂解爐計算及工程設計、系列催化劑工業化應用、裂解產物預測軟件等關鍵技術。2012年10月,應用研發成果的大慶乙烯一次開車成功,各項指標經鑑定普遍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乙烯成套技術的國家,打破了國外專利商在乙烯領域的壟斷。
大乙烯一期項目驗收當年,中石油又啟動了二期研發(大型乙烯關鍵技術升級與工業應用),逐步實現了乙烯原料由石腦油到氣體原料、重質液體原料、煤基石腦油和甲醇等多種原料的全覆蓋,其「大型乙烯裝置成套工藝技術、關鍵裝備及示範應用」成果,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到今天,SEI(中國石化工程建設有限公司)等中國企業,已經走向世界市場,成為Lummus、Technip、Linde、KBR等歐美巨頭僅有的競爭者。
同樣面對西方技術的甜蜜誘惑,中國人用四十年走通了引進-消化-再創新的全程,而其他大國在引進的盛宴后,卻突然發現自己的工廠里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龐大裝置成爲了綁匪的人質。
為什麼中國人能夠把這條重化工的自主創新之路走通?
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線索藏在1998年。
那一年,原國家化工部北京化工研究院作出了一個在當時頗具轟動效應的決定:整體併入中石化集團。
這家歷史可追溯到侯德榜1922年創立的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老牌科研機構,成為這一時期科研院所改制的典型。
北化院的案例,看起來只是一次隸屬關係的調整。但它的真正意義,要放在九十年代科研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
1998年,242家各大部委所屬的產業科研「國家隊」集中下放,走向市場。
九十年代科技體制改革的陣痛,至此達到高峰。
在改制浪潮中,大量研究院所進入尚不熟悉的市場競爭環境,經費青黃不接、人員大量流失的情況屢見不鮮。當然,在此后眾多行業的發展歷程中,那些挺過了陣痛的機構或者果斷「下海」的技術人員,往往成爲了自主創新的重要種子,甚至直接發育為參天大樹。
不過也有部分行業,恰恰因為這次改制更好保存了科技創新的組織體系,從而演進出一種特殊的「準舉國體制」創新模式,石化科研院所就是其中的代表。
這些行業的普遍特徵,在於極高的市場集中度,如鐵路、能化、核能,電力,無不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經形成高度垂直整合的行業生態。
在這類產業中,改制不是將科研力量打散成個體戶投入市場競爭,而是反而實現了打破原有條塊分割,以產業邏輯合理配置創新資源,使其嵌入了超大型企業的研發-工程-生產內部生態之中。
借用科斯的分析框架,這些領域隨着政府職能轉變而誕生的超級央企,本質上已超越了西方傳統理解的「大公司」,而是把其他國家需要通過市場交易來協調的整個產業生態幾乎都內化到了一個法人邊界之內,堪稱"生態系統級公司",不經意間構成了在轉型階段可以承接科研機構、保障其生存資源的理想"容器"。
而當這樣的超級企業將技術創新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后,一種「準舉國體制」的趕超模式便出現了。
當設定了一個"已知的未知",也就是標準清晰、工程路徑明確的大型集成項目作為研發目標時,這樣的企業事實上是擁有不亞於國家意志的動員能力,通過內部管理鏈條逐級分解任務,就能把產學研用要素配置到位,並且由於更為清晰的晉升與經濟激勵反饋,其創新效率甚至可能超過計劃指令模式下的專門委員會。
這種"準舉國體制",在以往的后發趕超經驗中並非孤例。相反,它構成了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貫穿於多個具有相似產業特徵的領域。
高速鐵路是最廣為人知的案例。
2008年,原鐵道部與科技部啟動"中國高速列車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統籌數百名院士專家、上萬名工程技術人員,聯合二十五家重點高校、十一家科研院所和五十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以青島四方、長客、唐車等主機廠為核心,形成了輻射十多個省市的產學研用合作體系。
鐵道科學研究院,在這個共同體中扮演着總體技術把關和關鍵子系統攻關的角色,扮演着一個事實上的新型舉國體制創新樞紐。
「復興號」動車組總體技術專家組成員,鐵科院首席研究員趙紅衞回憶當時的情形,就對這種內部配套的效率之高倍加感慨:「買不到網絡芯片,就按照通信協議標準進行研製;買不到網卡,就在芯片基礎上研製網卡。這一次,我們不再依賴國外的技術,不再在別人的平臺上‘打補丁’。」
從引進日、法、加、德四國技術體系,到CRH380系列國產高速動車組下線,再到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復興號"中國標準動車組定型——這條路徑的每一步,都是在"準舉國體制"框架下完成的。鐵道部對主機廠實施"有控制的競爭",內部賽馬,但賽道由頂層統一規劃,避免無序分散。
兩個領域的共性清晰可辨:石油化工、鐵路運輸,都是典型的流程型或系統型產業。知識高度系統化,子系統之間強耦合,試錯成本極高,裂解爐操作失誤可能炸廠,列車系統故障可能脱軌。這類內生趨向於自然壟斷的業態,其創新路徑也天然匹配由超大型組織主導的、有計劃的協同攻關。
而在中國,恰恰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來支撐這種模式:超大規模國有企業體系提供組織載體,嵌入式科研院所群落提供知識生產能力,商業化應用的巨量市場提供技術迭代的試驗場。三個條件同時滿足,在全球範圍內找不到第二家。
這與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一哄而上大浪淘沙"模式形成有趣的對照。
在那些充分競爭行業,其試錯成本相對可控,技術路線多元分散,天然適合去中心化的並行試錯。但石化、高鐵等業態不屬於此——它們需要的不是一百個創業者的平行冒險,而是一個足夠龐大、足夠穩定、足夠耐心的組織化體系,用十年甚至半個世紀的時間去啃下一個完整的技術閉環。
兩種模式不是替代關係,而是分別匹配不同產業的生態結構。但它們有一個共性:在全球範圍內,能將任何一種模式推到極致的,目前有且只有中國。
回到那個能化產業的技術鎖定閉環。
它看似牢不可破,但中國的石化科研院所群落,用四十年時間從每一個環節內部將其逐一替代,從每個環節逐漸增加的國產化率,到由易到難逐個環節的完全替代,直到最后實現自研工藝包、自產催化劑、自造關鍵設備、自主開發控制系統、自建技術服務團隊、自我培養運維人才。這不是一次靈光乍現的突破,而是一個組織化的、系統性的知識學習過程。
它之所以能完成,恰恰是因為承載它的組織形態沒有在改制中瓦解,一種適合於特定產業的制度優越性因此得以保存。
留意財經報道的讀者或許還有印象。
去年中美之間圍繞關税問題博弈之時,美國商務部曾要求對華出口乙烷必須申請許可證,並短暫中斷了部分船隻的審批與出口。
作為當下乙烯製備的主流原料之一,美國乙烷斷供在部分媒體渲染下,似乎成了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然而,當視野從這一個切面拉開到全景,焦慮的面目便顯得頗有些可疑。
依靠進口美國乙烷支撐的乙烯產能,僅佔我國當前乙烯總產量的不到十分之一。
事實上,中國乙烯產業早已完成從追趕到並跑乃至部分領跑的階段跨越。
2022年,中國乙烯產能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到了2025年,產能突破6200萬噸/年,產量達5368萬噸,自給率升至90%以上,佔亞洲乙烯總產能的56.6%。
按目前在建項目推算,2024至2030年國內乙烯產能有望實現年均約7.6%的複合增速,顯著高於同期當量消費約6%的增速,未來一舉成為乙烯出口大國也並非痴人説夢。
規模擴張之外,更值得關注的是成本結構的系統性改善,以往的引進裝置,往往產能達標和保標都需要大費周章,乙烯的收率和能耗也不具備優勢。
而近年來我國新建的乙烯裝置,則普遍享有多重優勢。供應鏈配套能力強,建設周期短,裝備成本低,信息化智能化技術積極應用,進一步降低了運營成本,設備更新也意味着更短的檢修停工期。
此外,石腦油、煤化工、乙烷等多條原料路線的產能並行競爭,也進一步拉低了成本曲線,比如煤制烯烴在油氣原料價格劇烈波動時,就表現出較強的抗風險能力,且正在通過規模化攤薄成本。
據測算,近年來國內乙烯平均現金成本約700-800美元/噸,已經處於全球成本分佈曲線中部,隨着新產能替換老舊裝置,整體成本在向美國、中東等油氣主產國所壟斷的左側移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煤化工,是中國在能源化工領域走出的一條全球獨創的工業化路徑。
2010年8月,神華集團在包頭投產了世界首套六十萬噸級甲醇制烯烴工業裝置,採用中科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自主開發的DMTO(甲醇制烯烴)技術。這項技術以煤炭為原料,繞開石油直接生產乙烯和丙烯。
其后,DMTO技術歷經十余年三代發展,已經實現關鍵突破與規模化應用。截至2026年初,DMTO系列技術已成功簽約36套技術實施許可合同,產能超2400萬噸/年,其中20套裝置已投產運行。
與此並行的,是同樣雄心勃勃的煤制油技術。國家能源集團在寧夏運營着全球最大的400萬噸煤間接液化項目,並在鄂爾多斯運行着世界首套、全球唯一的百萬噸級煤直接液化裝置,曾以「煤制油品/烯烴大型現代化煤化工成套技術開發及應用」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在十年以上的運營數據積累后,國家能源集團正在新疆哈密建設更為宏大的煤化工基地,那將是全球首個應用二代技術直接液化煤制油項目,包括320萬噸/年煤直接液化、80萬噸/年煤間接液化等共計19套工藝裝置及其配套公輔設施,遠期煤制油規模將達到1000萬噸/年。
煤化工不只是乙烷斷供的"備份方案",它更是中國基於自身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獨立開闢的一整套大化工範式。日本、韓國、歐盟既沒有足夠的煤炭儲量,也沒有完善的煤炭供應鏈,根本無法支撐大規模煤化工產能的落地。在這個賽道上,中國不是追趕者,是開創者。
乙烯成套技術的自主和煤化工的獨創,是中國能源化工產業跨越發展的縮影。
目前,我國生產了全世界40%以上的主要化工產品,總量已超過美、日、德總和。「十四五」期間,煉油和乙烯產能已歷史性超過美國。
在大化工的規模趕超后,中國能化產業的發展也日趨精細化。
這種精細化,首先體現在大宗化工品的生產上。
隨着我國汽油需求於2023年觸及峰值,整體油品需求也即將見頂達峰,"減油增化"正從附加題變為必答題:煉廠必須把越來越多的產出從成品油轉向烯烴、芳烴等化工產品,否則將面臨產值的系統性縮水。
在轉型路徑上,行業正沿兩條主線分化。一方面,是以大型國企為主導的"油轉化"路線,核心是在既有煉化一體化框架內提升化工品收率,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方向是原油直接制化學品(COTC)。
2021年,中石化已先后實現原油催化裂解的全球首次工業化應用和原油蒸汽裂解的國內首次工業化應用,標誌着中國正引領COTC技術發展。
另一方面,則是民營企業大規模採用的"非一體化"路線,其邏輯是繞開煉油環節直接以單一化工原料生產化學品,丙烷脱氫(PDH)、乙烷裂解等項目正大量上馬。
精細化的另一個維度,則是乙烯等基礎化學品進一步向下游衍生的高端化工材料。
被譽為中國巴斯夫的萬華化學發展史,已為這場攀登已進行了預演。
1984年,煙臺合成革廠從日本引進了一套落后的一萬噸MDI生產裝置。MDI(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是聚氨酯工業的核心原料,廣泛用於建築保温、汽車、冰箱和鞋底,其製備工藝自1950年代誕生以來,一直被巴斯夫、科思創、亨斯邁等跨國公司高度壟斷,嚴格限制向其他國家轉讓,日方引進的這套裝置不轉讓核心技術,投運后極不穩定,長期不能達產。
作為當時MDI分廠總工程師,年僅39歲的丁建生毛遂自薦,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組建起科研小組。團隊對引進裝置進行充分理解消化,摸透設備原理,1996年,丁建生大膽變更工藝方案,試產一次成功,是MDI年產能力提高到1.5萬噸,這也標誌着萬華完全掌握了MDI的生產技術,從知其然跨越到知其所以然。
如今,萬華化學已是全球最大的MDI生產商,同時也是國內唯一擁有MDI、TDI、ADI全系列異氰酸酯製造技術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
而萬華的開拓,早已遠遠超出聚氨酯領域。在向上遊乙烯、丙烯大化工佈局的同時,萬華也正沿着高端化學新材料的階梯繼續攀登,進軍POE(聚烯烴彈性體)等進口依賴度仍然很高的細分市場。
對於中國產業界的前途,我們沒有理由不抱有信心。畢竟,高速發展中鍛煉出的數十萬能源化工技術人員,現在正值創造力的「當打之年」。
將視線從中國移開,那些陷入技術鎖定而又被突然甩下的國家,面對的則是全然不同的產業季候。
歐美對俄製裁名單上,有許多俄羅斯能化公司的"罪行",僅僅是在2022年后收購西方公司撤離時留下的資產,試圖在廢墟上拼湊出某種替代方案。這些公司進退維谷的處境,幾乎可以作為一則產業寓言來閲讀。
但俄羅斯不是唯一身處這則寓言中的角色,全球南方還有大量油氣資源國,長期依賴進口成品油和化工品。它們的困境,與今天的俄羅斯存在結構性的相似,都是在"油"與"化"之間的那道鐵閘前,摸不出屬於自己的鑰匙。
那把鑰匙,終究不是能被花錢買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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