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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普拉達的女王2》遇冷背后:新自由女性主義的幻滅,與工作倫理的破產

2026-06-21 14:39

20年前,《穿普拉達的女王》橫空出世,全球狂攬3.26億美元票房,56歲的梅姨更一舉憑藉「女魔頭」米蘭達一角拿下金球獎,煥發事業第二春。劇情討論了初出茅廬的學生如何成長為一名職業女性這一與大眾切身相關的議題,又加上了時尚養眼的變裝元素,眾多討喜的素材湊在一起,使得《穿普拉達的女王》成爲了千禧年小妞電影(chick flick)中的翹楚,至今在豆瓣都擁有8.2的高分。而今年4月續集《穿普拉達的女王2》在國內上映后,不僅票房腰斬,口碑也遭遇滑鐵盧,豆瓣評分長期徘徊在6.5左右。

同樣的卡司,同樣時尚的服化道,前后差距何以如此巨大?本文認為,續作與前作之間的電影製作、劇本寫作雖然略有差距,但實在罪不至此;導致前后口碑大相徑庭的首要原因,還是觀眾觀念與社會風氣的變遷。

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海報

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海報

一、千禧年的電影接受語境:經濟騰飛期,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工作倫理與消費主義

談論續作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前作的社會傳播與接受語境。2004年,也就是《穿普拉達的女王》上映之前的兩年,有一部好萊塢電影《女孩夢三十》也講述了一名雜誌女主編的故事:

千禧年間的紙媒風頭無兩,吉納身為主編,既掌控着輿論風向和話語權,也享受着主編帶來的高薪收入,住着市中心的高檔公寓,衣着時尚有品位,閒暇之余不是和朋友約飯就是約會男友,對當下滿意,對未來充滿期望。

電影的劇情設定現在看來難免令人感到詫異——30歲不意味着中年危機,反而是年少所竭力期許的未來,這在21世紀的第三個高度焦慮十年已經變成了一種陌生的社會時鍾景觀。儘管隨着劇情進展,女主吉納意識到大人世界有很多勾心鬥角的不美好,但千禧年對30歲上下都市職業女性的未來展望依然是當代簡中「35歲危機」或者西方「AI裁員失業危機」語境下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千禧年的好萊塢小妞電影擁有一種由經濟高速增長期支撐起的樂觀:克林頓任期內,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美國經濟於90年代重新實現了騰飛;伴隨冷戰結束,美國既獲得了巨大的文化自信,又開啟了全球化的浪潮。90年代至2008年的經濟繁榮期正好又與美國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相重合,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不再關注諸如機構和體制改革之類的宏大政治圖景,而是聚焦於個體;反對受害者敍事,強調主觀能動性和個人選擇,認為每一位女性都是經濟體中的獨立行動者,不斷為自己謀求最大化的利益,主要訴求是女性個體在經濟上的成功以及人生上的幸福。

電影《杜拉拉昇職記》海報

電影《杜拉拉昇職記》海報

如此時代背景下,聚焦於都市職業女性如何追尋人生幸福的影視作品在大洋兩岸如雨后春筍一般浮現出來:1998年的《慾望都市》講述了4名30到40歲的紐約職業作家、律師、公關的姐妹情、職場和約會生活;2000年的《特工佳麗》把目光對準了聯邦女探員,以喜劇的形式講述她如何平衡FBI工作與女性氣質;2001年的《律政俏佳人》聚焦於一直被外人誤以為是花瓶的金發美女被甩之后,發奮學習進入哈佛法學院、最終成為一名律師的轉變;同年,在大西洋的另一側,《BJ單身日記》上映后,英國人開始討論一位微胖的電視臺研究員在休·格蘭特和達西先生之間的擇偶規劃;2004年的《女孩夢三十》與2006年的《穿普拉達的女王》把燈光給了雜誌女主編,看她們如何在時尚界呼風喚雨……小妞電影的風潮傳入大陸后,趁着大陸經濟騰飛的東風,又影響了《杜拉拉昇職記》(2010)等女性主角電影。

換而言之,《穿普拉達的女王》於2006年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的現象級成功,並非獨立的文化成就,它更像是千禧年小妞電影熱潮漫長譜系上的一員,一場由經濟增長和社會思潮演變支撐起的個人英雄式的美國夢、英國夢:不管女性還是男性,都要埋頭努力工作,積極參與社會生產,收穫高薪,利用高薪進行消費,管理自我形象、購買商品傳遞個人品味,順道收穫愛情與幸福生活。

電影《女孩夢三十》劇照

電影《女孩夢三十》劇照

這場上升期之夢盛行消費文化。《穿普拉達的女王》和《女孩夢三十》都花大量篇幅描寫了奢侈品消費、時尚單品、美粧、高級公寓,把米蘭達和吉納塑造成可供欣羨的都市麗人,女強人模板。這既根植於電影作為夢工廠對視覺刺激(光鮮亮麗)永無止境的需求,訴諸觀眾的慕強心理、增加作品爽點,也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邏輯——過度生產的產能需要過度消費來消耗。

而千禧年的發展預期也確實支撐得起這樣高收入、高消費的物質允諾: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期自不必説,各位有目共睹;而千禧年間的美國,紙媒雜誌是各大品牌爭相拉攏的對象,像《穿普拉達的女王》中所描繪的那樣,雜誌主編可以無償獲得許多大牌贈送的奢侈品樣品,不僅如此,電影中沒有描繪的是,雜誌社本身爲了造夢,甚至也為旗下各位主編僱員提供無息貸款,讓她們低成本購置豪宅豪車,躋身上流社會之列。即便在2008年次貸危機、2010至2012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結束了美國9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后,美國基本生活質量也屬尚可,新冠疫情導致物價飛漲之前,非東西兩岸非大城市,一份正常的全職工作,朝九晚五,就可以租得起一間公寓,負擔養車費用,生活日常必需品免消費税,如果不生病不出意外,還能有所儲蓄,丁克家庭有雙份收入應當還更寬裕一些。可以説,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工作確確實實曾擔當着通向美好生活的基石。

當整個社會都確信奮鬥與回報的關係時,《穿普拉達的女王》等小妞電影自然而然地認同千禧年間的工作倫理:當米蘭達在電影中面臨第二任丈夫鬧離婚的公關和情感危機時,女主安迪同情地詢問有沒有什麼她能幫忙的地方,米蘭達冷靜地回答,有,做好你自己的工作。而在電影結尾,女主安迪離開爾虞我詐的時尚行業,也並非爲了挽回男友,而是奔向了心之所向的新聞報業,完成自己成為記者報道真相、講述有意義的故事的夢想。對米蘭達和安迪等人來説,工作不僅僅代表着謀生的方式,更是自我實現的主要乃至唯一途徑——每個人通過工作為社會做出貢獻,確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獲得他人的尊重、構建人脈關係網,享受職業帶來的文化資本,因此要對工作全力以赴。

她們身上展現着鮑曼和韓炳哲等左派所定義的「工作倫理」:即西方在工業革命后形成的「工作即正義」觀,工作成了組織個人日常生活、通勤住宿、時間管理、休閒消費的核心要素,是個體身份和自我價值感的來源。

這種工作倫理在經濟繁榮期看來是可行的,因為工作帶來的預期回報遠超個體付出的艱辛,然而,隨着近年來經濟增長的放緩和社會流動性的降低,過度投入工作的邊際效益早已開始遞減。996重壓之下感到疲憊不堪的倦怠社會,更喜歡討論的是「反正也買不起房,如何實現工作生活平衡」「如何避免過勞死」「如何躺平」,而非「如何成為愛加班的工賊」。

時代風氣的變化也影響到了我們對特定內容的反應。

重看《穿普拉達的女王》時,筆者發現了當年不曾留意到、但如今愈發難以忍受的工作中心論:安迪作為個人助理,要全天候為老闆米蘭達待命,晚上和好不容易從外州趕來的父親吃飯時,米蘭達一個電話打過來,安迪就要放下和親人團聚的時間為米蘭達處理個人問題,這些個人訴求有些極其不合理,比如要求獲得未經發表的《哈利·波特》甚至包含了侵犯他人版權或者泄露商業祕密的不合規因素。而當她向同事抱怨自己個人時間被工作侵佔完了時,同事奈吉爾所提供的唯一安慰是:「當你的個人生活變得一團糟時,你的工作就有起色了。」

工作倫理規訓下,別說個人生活,就算是個體存在的根本前提:身體健康,都要為工作讓步:女主安迪的前輩同事艾米麗爲了雜誌社舉辦的盛會的體面瘋狂節食,結果免疫力下降得了流感,不僅要發燒流涕時繼續工作,還要把盛會上露臉的機會讓給更健康的安迪;一次外出執行任務時,由於接工作的電話分神,艾米麗被車撞傷,被送往醫院處理骨折,卻得知老闆米蘭達早已將她從巴黎時裝周的隨行人員中替換下來。她辛辛苦苦爲了工作犧牲了個體健康,獲得的卻是棄子的待遇,這劇情和過去十年中發生的「員工患重疾大廠在醫療期結束后裁員遇官司」種種新聞對讀,不得不令打工人心有慼慼焉。

可以説,《穿普拉達的女王》如果是在「工作未必帶來經歷、但肯定會帶來病歷」的今天上映,等待它的絕不會是8.2分的如潮好評,大概率是滿屏打工人的怒罵。眾人共情的也不會是成長中的安迪或呼風喚雨的女魔頭,而是那個爲了工作節食得流感、被車撞骨折還甘當棄子的配角艾米麗。

換而言之,觀眾對前作不加審視的讚譽,不過是千禧年經濟繁榮與社會思潮對工作過度賦魅的結果。那時的好萊塢用奢侈品、高級公寓和都市麗人的光鮮,編造了一個時代的美夢:只要你足夠努力、甘願承受規訓,系統就會公平地獎賞你的付出。這個美夢是如此誘人,以至於人們甚至甘願主動讓渡身體健康與個人生活,去完成一場服務於工作倫理的自我剝削。然而,隨着時代的紅利退潮,這個由高增長支撐起的個人英雄主義神話,終究在二十年后被無情戳破。

二、續作,娜拉出走之后:當工作倫理破產后,職業女性去向何方?

筆者斷言,《穿普拉達的女王2》這一續作遭遇滑鐵盧的核心原因,是它在工作沒法為觀眾提供爽感的當下,依然為工作打硬廣。

前作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看,「女魔頭」米蘭達是值得仰慕與欣羨的職業終點:她雖然是一位有毒的老闆,不尊重下屬,天天把大衣和包往助理臉上摔,但她擁有的一切權力、金錢和物質仍然令人心向往之,畢竟誰會不喜歡偶爾帶入一下霸道女總裁的視角對別人呼來喝去呢?

前作中,女主面前擺着兩條可行性都非常高的職業路徑:一條是忍受在米蘭達手下非人的工作待遇最終成為米蘭達,一條則是拋棄時尚圈奔向嚴肅新聞。兩個結果都十分值得期待。女主大部分時間在嘗試第一條路徑並且工作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在結尾奔赴第二條道路時,一則成全了自己的良心,二則新聞行業那時也正如日中天,是朝陽產業,選擇任何一條職業道路都有光明的未來。

而在續作中,安迪仍然面對同樣的兩條職業道路,但此時的光景卻又大不相同了:在HR嚴查職場霸凌的風氣下,米蘭達從霸道女總裁變成了每天都要自己給自己掛大衣、稍微疾言厲色便會被助理出言提醒的老古董,而紙媒也早已日薄西山,雜誌影響力大不如前,一向高傲的她如今也要時時向贊助商低頭,乙里乙氣;安迪所在的新聞行業更是被遍地開花的自媒體擠佔了大半壁江山,她所在的部門更是由於AI降本增效被整體裁員了。為米蘭達工作併成為米蘭達沒有什麼吸引力,寫嚴肅長文也沒什麼前景。

安妮·海瑟薇在續作中爲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上下奔走了120分鍾,大部分時間都只是拯救這份快要死了的狗屁工作或者拯救那份快要死了的狗屁工作,費力不討好。

甚至編劇自己也知道電影本身描繪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狗屁工作:安迪在與如今轉行做奢侈品零售的店長艾米麗的交談中得知,奢侈品零售之所以成為時尚界唯一一個營利部門,全靠包裝與營銷話術。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的30多年間,品牌靠可辨識的商標、身份地位標榜等廣告話術把輕奢產品推廣到家家户户,如今就連中西部小鎮的家庭主婦也要買一個3000美元的包包支撐門面。安迪點頭問,所以你們的工作是,為能掏出3000美元的家庭創造一個他們根本不需要的需求?艾米麗沉默不語。

在社會中摸爬滾打了20年后,安迪明白社會中大部分賺錢的工作本質都是銷售,而銷售的本質又是為人們創造他們不需要的需求,成為消費主義的幫兇,為產能過剩的資本主義社會創造新的傾銷市場。這些狗屁工作沒什麼意義,更談不上自我實現,只是一種餬口的手段,可是就連金錢上的報酬,也隨着經濟危機、工資停滯、通貨膨脹和AI導致的勞動貶值而越來越少了。

當工作倫理幻滅后,安迪為什麼還要堅持工作?如果完成主線任務的激勵根本不值一提,那麼主角的行為動機究竟是什麼?我想這是觀眾一邊觀看一邊迷惑不解的問題。更進一步地説,在回報與付出不成正比的當下,我們有權利對工作倫理説不嗎?

對這個問題,流行文化中的左派、右派都有過很生動的探討。

讓我們把目光回調到與千禧年小妞電影熱相始終的美國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美國第三波女性主義浪潮中對個人選擇和成功的強調,在2010年前后與新自由主義相結合,形成了新自由女性主義。它以2013年桑德伯格的《Lean In》為代表,號召女性在職場更進一步,打破性別天花板,進入領導層,實現職業和人生的成功。新自由女性主義對結構性不平等避而不談,強調女性個體的選擇、努力和成功意願,引領了一代女老闆(girl boss)的風潮,可以説成了千禧年小妞電影工作倫理的加強版。但這一趨勢近幾年遭遇了很強的回潮,右派和左派對新自由女性主義的批判大致如下:

Estee Williams(左)和 Hannahlee Yoder(中)是兩位傳統婦女。麥迪遜·達斯特魯普(Madison Dastrup)(右)曾自稱為 tradwife 內容創作者。

右派從工作穩定性出發,批判資本主義企業唯利是圖,號召女性迴歸家庭。右派在各大媒體常見説辭一般為,開篇,引用大企業降本增效中的裁員悲慘故事,指出企業爲了最大化利潤和生產力,經常任意裁掉幾十年的老員工、因病生產力降低的員工,根本不顧員工自身的福祉,對於企業來説,員工不過是可以隨意替換的耗材,因此職場根本不值得投資。然后,把筆鋒轉向家庭,指出家庭是愛的場所,孩子需要母親的愛,也會回饋給母親無條件的愛與信賴。與其把精力投入根本不在乎你個人幸福的企業,不如投資給愛你的家庭。右派這一套説辭在2020年又在社交媒體上演化爲了行為表演藝術「傳統賢妻(tradwife)」潮,一群粧容精緻的自媒體創作者展示自己帶娃做家務的完美主婦生活,儘管搞笑的是這些賬號背后往往都有MCN團隊經營,而每個所謂的家庭主婦線下都是管理着個人助理、化粧師、孩子保姆的女老闆和擁有一份全職自媒體工作的博主。

左派的批判是去性別化的,針對工作倫理本身,從而也避免了右派尷尬的邏輯硬傷——如果員工是耗材意味着職場完全不值得投資,如果家庭真是愛的場所,那麼為什麼不號召男性也迴歸家庭,避免個人健康損耗,讓孩子也同時擁有父愛呢?

言歸正傳,左派一眾對工作倫理的批判中,鮑曼的《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是最繞不開的作品。鮑曼認為工作即正義的倫理觀是英國工業革命后爲了把廣大農民、自給自足的手藝人趕到工廠進行大規模生產而發明的文化,當個人評價、自尊、社會地位與工作和收入掛鉤后,工人更難脱離僱傭關係,更容易被工廠管理;工作倫理也將貧窮從一種社會問題降格為個人品格的失敗,即一個工人的貧窮不是由於剝削而是由於當事人的懶惰,「誰讓他不願意努力工作」,從而使既得利益階層隱身,免於負擔剝削他人剩余價值的罪責。左派的批判很犀利,短處也很明顯,即擅長解構不擅長建構,擅長形而上學不擅長落地實踐,比如爲了代替工作倫理,韓炳哲將無所事事的閒暇提升爲一種崇高美德,這一美德彰顯着信息時代個人對工作和生產無孔不入的拒絕;《對工作説不》的作者從意識形態層面拒絕工作對個人生活的殖民,批判職業成功學所要求的自我剝削。當這些形而上學的思辨完成之后,我們依然要回答,不參與社會生產后,人們究竟要干些什麼?左派往往訴諸迴歸社群、增強人與人的連結等語焉不詳的套話,在私有制核心家庭主導的當下,這套話語往往又容易被浪漫主義和家庭所劫持和徵用。

儘管筆者本人不同意左派和右派提出的解法,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左派和右派對新自由女性主義和小妞電影中的工作倫理的批判有一定道理。學者希拉里·雷德納在《新女性主義電影:少女電影、小妞電影和消費文化 (Neo-Feminist Cinema: Girly Films, Chick Flicks, and Consumer Culture)》中精闢提點道:「儘管新女性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父權結構,它的反抗仍是以資本主義的形式進行的(Though neo-feminism can be said to challenge patriarchal structures, it does so in the name of capitalism)。」換而言之,新自由女性主義對事業和個人努力的強調,忽視了結構不平等,潛在承認並內化了對工人的壓迫、合理化了工人爲了保持就業力而進行的自我剝削,從而削弱了女性勞工的福祉。

舉一個很簡單的敍事對比例子,面對居里夫人這樣的科學家,類似Lean In的新自由女性主義或許會講述這樣的故事:

那個由男性科學家佔主導的時代里,瑪麗·居里憑藉一己之力連拿兩次諾貝爾獎,打破了科研界的性別天花板!爲了提煉放射性元素,她擼起袖子,沒日沒夜在簡陋的棚子里熬製成噸的瀝青。一戰爆發時,瑪麗更是變身戰場上的白衣英雄,親自開着X射線醫療車奔赴前線救死扶傷。她用行動證明:只要女性足夠渴望成功、足夠拼搏,整個世界都會為你讓路!

而以勞工福祉為關切重心的左派可能會講這樣的故事:

在資本主義的知識生產中,學術民工的血肉是最容易被榨取的。科研人員的身體健康長期讓位於追尋真理的理想、經費和材料限制、論文發表等更具有優先級的事項。比如瑪麗·居里,由於長期暴露於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瀝青原材料中,加之無防護操作X射線機器,輻射導致她早早患上白內障,最終又患上了血癌,因白血病去世。

這兩種敍事沒有對錯之分,只是擁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放在一起對讀,新自由女性主義敍事遮蔽的內容也昭然若揭:工作倫理是有代價的,工作既消耗了個人不可再生的時間,也損耗個人健康。如果問一個女生「你想不想當居里夫人」,大多人出於對女性模範的仰望,會表示願意;但如果換一個問法,問「你願不願意爲了得諾貝爾獎而患上白血病」,我想,至少有一部分只想過平靜日子的人是會有所猶豫的。新自由女性主義用賦權和自我實現的敍事浪漫化了參與社會生產和知識生產的成本與代價,從而剝奪了一部分人的知情權,她們在初次接觸工作倫理的工傷風險時產生的幻滅與被背叛感也是可想而知的。

工作對健康的損耗還會和固有的性別不平等融合,產生對女性勞工更不利的后果:職業女性更容易因加班而承擔額外的健康風險。2016年美國有一項長達32年的健康追蹤顯示,如果男性一周加班時間處於1-10小時的區間,患心臟病、慢性肺病、抑郁症的風險較低,而女性在同樣加班時長下,心臟病、癌症及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發作概率會顯著上升。因為女性除了承擔同樣時長的有報酬勞動以外,在家還要從事更長時間的無報酬勞動,包括家務、育幼和養老照護。Our world in Data全球平均數據顯示,女性每天花在無報酬勞動上的時間在3到6個小時之間,而男性為30分鍾到2個小時,也就是説,同樣參與40小時工作制,女性實際每周的總勞動時長達到了60-80小時左右(相比之下企業996工時為72小時/周),而1930年國際勞動組織規定每個人每周工作時長不得超過48小時,超過了便會影響健康。

也就是説,一味號召女性投入社會生產,卻不改革再生產領域的勞動分工、依然讓女性承擔更多的家庭無薪勞動,只會把更多女性長期置於過勞死的風險之中。就像《看不見的女性》一書中所説的那樣:「隨着女性越來越多地加入有償勞動力大軍,男人的無償勞動並沒有相應增加:只是女人的總工作時間增加了而已。」無怪乎美國脱口秀演員黃阿麗在度過了幾年一邊全力經營喜劇職業、成為百萬富豪,一邊生育兩個女兒全力教養的生活后精疲力竭,她以玩笑的口吻、反諷的形式對新自由女性主義又要女人主外又要女人主內的分工提出了批判:「我不想要奮鬥,我只想躺下(I don't wanna lean in, I just wanna lie down)」。

可以説,從這個意義上講,《穿普拉達的女王2》的遇冷歸根結底是新自由主義神話的破產——無視結構不平等、片面強調努力工作、熱情消費、提升自我然后靜待生活和市場公平地給予當事個體以獎賞,這樣的正義世界假設早就在就業市場的反覆無常和令人倦怠的家庭生活中被消磨殆盡了。

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2》劇照

電影《穿普拉達的女王2》劇照

但筆者還想強調:儘管工作倫理破滅、儘管左派和右派對新自由女性主義的批判不無道理,但《穿普拉達的女王2》中一眾中年女主角對工作的堅守仍有意義。

為什麼呢?

問題出在美化家庭生活上:左派和右派在批判工作倫理對個人的損害時,往往爲了和現代大企業的冷酷無情形成對照,以一種懷舊的玫瑰濾鏡,將人與人的連結美化,尤其右派喜歡把家庭成員之間的連接神聖化,把家庭塑造成一個和諧的充滿愛的場所。這種保守的懷舊敍事顯然更有害、更具有誤導性。

家庭絕非和諧的利益共同體,而是利益博弈、資源和勞動力分配的最小單位。哪怕是在最基本生物學層面,家庭中也充斥着博弈:比如今年3月剛逝世的哈佛生物學家羅伯特·特里弗斯早在1974年就提出「親子衝突理論(Parent-Offspring Conflict)」,他指出親代與子代之間並非完全的利益一致。每個孩子在撫養過程中都希望從雙親那里獲得儘可能多的資源,而雙親的訴求則是在不影響自己生存的同時將資源公平分配給所有孩子。孩子獲得的越多,母親就會越辛苦。比如在基因組印記研究中,人的母源基因傾向於儘可能保留母體的生存和繁衍能力,而父源基因則傾向於為胎兒從母體攫取更多資源,母源效應基因會導致自然流產、葡萄胎等現象,而父源表達的基因(如Igf2)可以使母體出現胰島素抵抗,從而幫胎兒從母體汲取更多的糖分,造成妊娠糖尿病等諸多孕期併發症。可以説,每一個成功存活的后代都是這場精妙親子博弈的結果。更不用説家庭在資源、勞動力分配中的作用了,誰能從事無薪勞動,誰能從事有報酬的勞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誰先受教育誰犧牲,誰繼承不動產誰繼承動產,全都是利益衝突。

人際即政治。讓女性爲了迴避職場冷酷無情的利益博弈而回歸家庭,或者回歸人際關係,迴歸的也只是以愛為名遮掩的利益博弈關係。任何誠實的人都不應該也不能夠建議別人用一種剝削逃離另一種剝削。

前有強敵,后有追兵,當這也破產那也幻滅時,那人們還能怎麼辦呢?

《穿普拉達的女王2》給出的解法是女性保留對社會生產的參與,並在再生產分工沒有改善時,通過科技手段暫時懸置再生產:雖然《天橋》雜誌今不如昔,但安迪依然繼續寫文、採訪、做主編,掌控她能掌控的話語權,並且長期保持單身,使用凍卵技術,保存生育力,有了男友后不同居,兩人僅保持情感陪伴;米蘭達也表示,她允許安迪為自己出書,聲明工作的負面影響——使自己和家人聚少離多,但這並不會改變這些年來她真的好愛工作的事實,安迪與米蘭達二人和解。兩人在工作的過程中還認識並採訪了劉玉玲所扮演的新一代女富豪,並讓這位有品位、有道德、教授出身的女富豪出資拯救了《天橋》雜誌。我想,這部續作或許是在説,雖然工作可能是狗屁工作,雖然勝利只是暫時的,紙媒的前途還是很昏暗,員工還是可能被AI取代,但至少在當下,我們可以享受工作的過程,並在工作中收穫一些理解與友誼。就連一直在脱口秀中嚷嚷着不想在職場Lean In的黃阿麗,也並沒有結束脱口秀生涯,她最終的選擇是和丈夫離婚,離開了剝削她自身無薪勞動的婚姻制度。

這個解法當然不完美,但在工作依然是組織一切社會活動的核心要素的當下,在另一種可能仍難以想象和落地時,這是人們有且僅有的牌。而有時候,留在桌上繼續打牌比單純贏得某一局更重要。

結論: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

筆者觀看完《穿普拉達的女王2》后的第二天,讀到了關於主演安妮·海瑟薇一則新聞:

安妮·海瑟薇即將擔任一部電影《Yesteryear》的製片人和主演,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名在社交媒體上向少女們販售家庭主婦田園牧歌式懷舊美學的嬌妻網紅,突然穿越到了19世紀中葉,成了一名真正的家庭主婦的故事。在21世紀,嬌妻網紅過着由幫工替自己干農活、保姆替自己帶娃的生活,所以她可以在鏡頭前全職扮演嬌妻網紅的角色,任意宣揚農場家庭生活的好處;但穿越到19世紀后,她當真要開始自己干活,才發現從頭開始打發黃油需要一整天,在沒有洗衣機的情況下手洗棉布衣物不僅費時費力還會讓雙手皸裂,就沒有一件家務是田園牧歌式的!忍無可忍的嬌妻網紅終於明白,勞動——特別是無薪勞動——就不可能是浪漫的。

安妮·海瑟薇是原著小説的早期讀者,她本人在推動這部「反嬌妻文學」影視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和《穿普拉達的女王2》中的立場一致,安妮·海瑟薇等中年女演員,對Z世代所沉迷的傳統嬌妻潮的懷舊浪漫濾鏡進行了無情的解構和反對。電影指出,面對經濟下行的不確定性,人們往往通過懷舊來建立安全感,而社交媒體爲了迎合觀眾情緒又放大了對舊日的包裝,讓人誤以為有什麼「黃金時代」,但勞動、壓迫與剝削從來不值得浪漫化,躲在懷舊建立起的虛假安全感中以地事秦,無益於塑造新現實。

這是一種和世界充分碰撞后擔當起中流砥柱的現實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神話和工作倫理雙雙破滅的今天,人到中年的安迪們終於看清了真相:工作不生產終極意義,也無法承諾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甚至隨時在損耗我們的健康;但與此同時,浪漫化的家庭生活也絕非可以安放靈魂的避風港。

加班未必有前途,當嬌妻更是陷阱重重。面對這場前有強敵,后無退路的現代困局,這一代中年女性不願再重複千禧年間高亢的成功學口號,但在剝離了一切幻覺后的冷眼中,竟也不願放棄對陣地的堅守。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既然生活的底牌已經掀開,那便不再躲藏於舊日被營造出的安全幻象中,也不再被未來未知的巨大系統所嚇倒。以自己能承受的步調,留在牌桌上,繼續走下去。

這是一種更具韌性的姿態一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中女的戰鬥從未停止,只是這一次,她們不再用自己的生活為任何宏大敍事增添註腳,她們戰鬥,僅僅爲了握緊自己手中有且只有的方向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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