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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之后怎麼辦?趕走法軍只是第一步

2026-07-16 16:50

關於薩赫勒,大多數報道繞不開老三樣:退出西共體、驅逐法軍、給殖民時代的街道改名。「三國團結反法」的故事總在同幾個鏡頭里打轉,真正要緊的問題卻始終懸在半空:退出之后,錢從哪里來?鈾礦賣給誰?石油換來了什麼?承諾的聯邦和共同貨幣,如今走到了哪一步?

2026年7月,調研團隊對薩赫勒國家聯盟(AES)三個成員國的政治組織者進行了系列深度訪談:金比耶·阿爾梅爾·蘇拉馬(Kimbié Armel Soulama),瓦加杜古托馬斯·桑卡拉國際紀念委員會(CIM-TS)副祕書長;塞杜·貝格萊·戈伊塔(Seydou dit Beguélé Goïta),CIM-TS馬里委員會主席;蘇萊曼·海達拉(Souleymane Haïdara),馬里「革命總部」(QGR)信息與宣傳部長;馬哈馬杜·薩邁拉(Mahamadou Samaila),尼日爾「公民站立」運動(Debout Citoyen du Niger)全國協調員。本文基於上述一手錄音寫成。

金比耶·阿爾梅爾·蘇拉馬

蘇萊曼·海達拉與塞杜·貝格萊·戈伊塔

馬哈馬杜·薩邁拉

2026年7月6日,薩赫勒國家聯盟迎來邦聯成立兩周年。成立的故事早已廣為人知:2022年9月30日,易卜拉欣·特拉奧雷(Ibrahim Traoré)上尉在瓦加杜古接掌權力;2023年7月26日,尼日爾總統衞隊司令阿卜杜拉赫曼·蒂亞尼(Abdourahamane Tchiani)將軍宣佈主政;同年9月16日,頂着西共體對尼亞美動武的威脅,馬里、布基納法索、尼日爾簽署《利普塔科-古爾馬憲章》,聯盟就此成立;2024年1月,三國宣佈退出西共體;同年7月6日,尼亞美首次峰會把聯盟升格爲邦聯。

但故事講到這里,通常就停了。1960年的獨立給的是一面國旗;兩年前趕走法軍,收回的第一樣東西,也還只是旗幟。旗幟之后的主權,要一層一層地建。這次調研,順着這四層往下問。

第一層是經濟主權:三國都在把家底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布基納法索用一份主要靠本國人民出資的五年計劃替代外債,尼日爾把鈾業收歸國有並用石油撐過了封鎖,馬里把礦業持股提到35%、與巴里克正面對峙。但收回礦山只是第一步:鋰運出去、電池賣回來,增值仍然在別人那里。憑什麼樣的機制,能讓這三個內陸的、正在打仗的國家把加工和增值留在本地?

第二層是糧食主權:一個捱餓的人民不是自由的人民,這是桑卡拉四十年前定下的調子。布基納法索的百萬噸谷物和平價糧店,尼日爾爛在地里的番茄和迟迟建不起來的加工廠,説的是同一件事:糧食主權不只是種得出來,還要存得住、加工得了、賣得起價。

第三層是政治主權,也是最被外界誤讀的一層:三國都重組或解散了政黨體制,都在用「人民民主」重新定義合法性,都宣佈走社會主義方向。這不是意識形態姿態。在他們的論證里,社會主義恰恰是維持前兩層主權的必要條件。

第四層是主權之下的對外關係:不依附,不等於不合作。西方退場之后,中國是唯一在三國全面在場的域外大國。尼日爾的油井和煉油廠,馬里六十年的老交情和一座鋰礦,布基納法索沒有大項目、卻在照着中國的方法搞規劃。三種關係,三段歷史,最后匯到同一個訴求上。

旗幟之下:主權為什麼必須一層層地建

要理解這四層為什麼缺一不可,先得看清1960年那面國旗底下留了什麼。蘇拉馬把薩赫勒殖民史的起點放在兩份文件上。

第一份是1912年出版的三卷本《上塞內加爾-尼日爾》。彼時地圖上既沒有馬里,也沒有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有的只是1904年設立的法屬殖民行政區「上塞內加爾-尼日爾」,橫亙在塞內加爾河與尼日爾河之間的廣袤地帶。首任行政長官莫里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既是殖民官員,也是民族誌學者。在其任期內,他按膚色和所謂「歐洲化程度」給區內各族群劃分階序,將排在末位者判定為「只配以體力供開採本地財富之用」;同時依據阿拉伯商路留下的文字檔案(中世紀加納帝國的黃金貿易面向印度洋和亞洲市場,阿拉伯商人留下了礦點記錄),以及探險家路易-古斯塔夫·賓格爾(Louis-Gustave Binger,1886至1892年間兩度從尼日爾河縱穿至幾內亞灣)等人的報告給這片土地的資源編了一份系統清冊。

這份清冊當時缺乏實證,把它變成勘探依據的是法國地質學家費爾南·布隆代爾(Fernand Blondel)。此人長期主管法屬殖民地的礦業與地質事務,痛感法國對殖民地礦產的開發遠遜英國。英治黃金海岸(今加納)早已量產黃金,而法屬西非的礦業收入卻微不足道。於是他力推系統的地質調查。到1946年前后,金、鐵、錳乃至金剛石的賦存被逐一證實。在蘇拉馬的講述里,這是同一套邏輯的兩步:先給人分等,再給礦造冊。殖民的賬本,從地圖畫出來那天就寫好了。

《上塞內加爾-尼日爾》,1912年

1955年的非洲地圖,《非洲狀態:獨立以來的大陸史》

2011年的非洲地圖,《非洲狀態:獨立以來的大陸史》

第二份文件更鮮有人提及。1956年,法國通過《海外領地改革框架法》(Loi-cadre)擴大了各殖民地議會的權限,並首次讓非洲人組閣掌握部分行政權,非殖民化已不可阻擋。就在獨立前夜,1957年1月10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法律,設立「撒哈拉共同組織」(Organisation Commune des Régions Sahariennes, OCRS),把從今日馬里北部、尼日爾北部延伸至阿爾及利亞南部、毛里塔尼亞和乍得的資源富集帶整體切出,作為一塊不屬於任何未來獨立國家的「法蘭西共和國屬地」來管理。該組織的宗旨是「法蘭西共和國撒哈拉地帶的開發、經濟擴張與社會促進」,由阿爾及利亞、毛里塔尼亞、蘇丹(今馬里)、尼日爾、乍得「參與」其管理。這部法律至今可以在法國國民議會網站的檔案庫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中查到。1957年參與這項立法審議的法國政府部長之中,就有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他也是后來科特迪瓦獨立后的首任總統。

國家可以獨立,資源帶必須留下。這就是「旗幟主權」背后的真實困境。隨着各殖民地相繼獨立,OCRS方案流產;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后,該組織正式收場。在薩赫勒人的講述里,同一套邏輯立刻換了形態:馬里北部的長期動盪,從首任總統莫迪博·凱塔(Modibo Keïta)的時代起就沒有斷過,而每一次要平息下去,就會有外力再把它挑起來,目的就是把資源集中的北方從新生的共和國切走。

獨立之后,套上了三重鎖鏈。

第一重是債務。新生國家被要求「償還」殖民時期的「基礎設施投資」,而那些公路是強迫勞役修出來的。1915至1916年,今布基納法索西部爆發了大規模反殖民起義,沃爾特-巴尼戰爭(Volta-Bani War),導火索正是築路勞役。蘇拉馬講了流傳最廣的一幕,一名孕婦被強徵到路基上夯土,產下的嬰兒夭折。修路從來不是爲了非洲人,而是用來把非洲的資源運出去的,運完了,賬單還要非洲人來付。新生國家連國庫都還沒建起來就先接過了舊賬。

第二重是貨幣。西非法郎區各國的外匯儲備,長期須按比例存入法國國庫。本地商業銀行層層上掛西非國家中央銀行(BCEAO),而后者又受制於法國擔保的種種安排。蘇拉馬的概括很直白:銀行樂意貸給你一千萬、兩千萬西非法郎去消費,但凡是能創造就業的結構性項目卻一分不貸。1962年7月1日,莫迪博·凱塔時代的馬里創立了自己的貨幣,馬里法郎(franc malien)。馬里隨即在八年間辦起了四十家工業單位和國有公司,在當時只有一兩百公里殖民公路的情況下,又修出了上千公里新路,還辦起了自己的大學。法國聯手地區盟友圍堵馬里法郎,偽鈔被成批傾進了市場。1968年,穆薩·特拉奧雷(Moussa Traoré)發動政變推翻凱塔,馬里法郎從此步步退守,直到1984年又被迫重回法郎區。薩赫勒人一致認為,貨幣主權要實現不能靠單打獨鬥。

第三重鎖鏈是1980年代末的結構調整方案。它的邏輯很簡單,國家只給私人投資者搭台、教育交給私立學校、醫療交給私人診所,而國家不必參與。而這一切的名義還是償債。1987年7月,托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在亞的斯亞貝巴的非統組織峰會上呼籲非洲集體拒付債務,並留下那句讓這場演講永載史冊的預言:「如果只有布基納法索一國拒付,下次會議你們就見不到我了。」三個月后的10月15日,桑卡拉與十二名戰友一同倒在瓦加杜古。在薩赫勒,債務從來不是一道財政技術題,而是一道用鮮血批註過的政治題。

而殖民經濟的結構,在礦業合同里保存得最完整。獨立后的幾十年,各國政府爭相出臺「有吸引力的」礦業法典,國家普遍只能拿到一成上下。比這個數字更要命的是它的算法。

蘇拉馬講了自己在家鄉(布基納法索北部的產金區)親眼所見的流程:礦業公司先遞來一份文件,寫着「我們採出多少噸礦石,將運往瑞士精煉」;過一陣是第二份,「精煉所得多少;資本是我們出的,先把資本扣掉,剩下的再談分成」。這就是依附理論所説的「中心與外圍」:礦石從外圍運出去,利潤在中心結出來,再拿一小部分製成品回銷外圍——這套賬,六十年來一直是這麼記的。

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給外圍國家開的藥方是「脱鈎」(La déconnexion)。脱鈎不是關起門來過日子,而是拒絕按1945年以來別人排好的座次參與世界經濟;在他看來,單憑西非農民手里的糧食產出,就足以撐起一個不依附於這套體系的經濟。四十年后,AES要做的,正是把"脱鈎"這個概念,兑換成一筆筆可以覈算的賬。

第一層:經濟主權——不要少數人的香檳,要所有人的水

2026年,布基納法索啟動2026至2030年五年發展計劃,總盤子640億美元,約為該國GDP的三倍。這不是一份維持運轉的預算,而是一份轉型的賬單:34.5%的資金直接投向投資和資本轉移,四大優先方向依次是安全與社會凝聚、治理改革、人力資本開發和基礎設施擴建。這個數字聽上去有多離譜,蘇拉馬自己毫不迴避:「對布基納法索這樣的國家,640億美元聽起來太多了。按老的算法,我們是個窮國,沒有什麼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很多人説這個計劃‘膽大包天’。」托起這套算法的,是一箇舊劇本里沒有的籌資結構:計劃資金約65%由布基納法索人民自己承擔,外部資金上限被刻意壓在5%左右。「因為我們投的是主權戰略部門;外部資本進來,主權就出去了。」

人民的65%從哪里來?

第一條渠道是2023年初設立的愛國支持基金(Fonds de soutien patriotique),民間也叫它「和平努力金」。它的來源包括對電話通訊和部分消費品徵收專項攤派、公職人員讓渡1%工資,私營部門勞動者同樣參與。「無論你在公營還是私營部門,今天每一個工作着的布基納法索人,都在為國家發展投資。」規模令人吃驚:僅2026年1月至6月,這項基金就籌得640億西非法郎(約合一億歐元)。「我們每六個月結一次賬。640億西非法郎,足夠建起一座小型農產品加工廠。也就是説,每半年我們就能滾動出一座廠。」

對蘇拉馬來説,這套機制的政治含義比金額更重要:「過去他們讓我們相信,建一座工廠必須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借錢。我們用六個月證明了這是謊言。宣佈革命卻坐等外援,人們只會把你當作逗樂的小丑。革命首先靠自己的力量運轉。」

第二條渠道是「公民入股」(actionnariat populaire):國家把具體的建廠、修路項目向全體公民開放認購,15000西非法郎(約25美元)起投。靠這兩條渠道,布基納法索在兩三年間新建了兩座番茄加工廠,並對既有企業實施了國有化。兩座廠,兩年,零外債。

這一切並非即興發揮,而是建立在對非洲社會主義失敗史的解剖之上。前車之鑑就在眼前:尼雷爾(Julius Nyerere)的「烏賈馬」社會主義到1980年代終究沒能撐住,坦桑尼亞被迫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低頭。

蘇拉馬把這場失敗的病理講得很透:「坦桑尼亞倒下,是因為它動員國內資源的渠道枯竭了。國內的錢一旦見底,你就只能去找世界銀行和基金組織,而他們開的條件是私有化你的工業和經濟——最后,國家就不是你的了。失敗的從來不是理論,理論早就有。缺的是在實踐中撐住理論的那些具體機制。」這段話點破的是一件事:非洲社會主義在1960至1980年代栽的那一跤,不是敗在理論,而是敗在內源積累這一環上。資金一斷,理論再對也撐不住。AES的財政實驗,從第一天起就是衝着這一環去的。

尼日爾的答案是另一種:石油。「尼日爾的石油不只是尼日爾的福氣,它是整個薩赫勒的福氣。」這句話帶着劫后余生的分量。2023年7月26日之后,西共體對尼日爾實施了近乎全面的封鎖:貝寧關閉全部邊境口岸,尼日利亞切斷供電,連藥品都進不來。「他們想在經濟上、能源上活活悶死我們。沒有石油,我們就真的被悶死了。是石油馱着我們穿過了封鎖。今天,靠着石油,我們自己出錢打自己的仗,把過去沒有的基礎設施建起來,往糧食自給上砸重金。馬里鬧油荒的時候,是尼日爾在給馬里供油。」與此同時,1970年代立項、擱置了四十年的尼日爾河坎達吉水電站已經重新上馬——「這是能源主權的另一條腿」。

而礦業整頓,是三國動作最一致的一條戰線。

第一步是改法典,把國家的那一份寫進法律:馬里2023年新礦業法把國家在礦業項目中的參與從約20%提到至高35%,並配套本地用工與本地採購的硬性義務;布基納法索對金礦收歸多數持股;尼日爾則直接走到國有化——2024年底,歐安諾(Orano,即當年的阿海琺)失去了對其尼日爾子公司的運營控制權,2025年6月,旗艦礦業公司索邁爾(Somaïr)被收歸國有。

第二步是硬碰硬:馬里與經營盧洛-貢科託(Loulo-Gounkoto)特大金礦的巴里克公司迎頭撞上,對峙在2024至2025年間步步升級,直到2025年底才達成和解。在馬里方面的賬本上,這一仗值:「巴里克過去申報不實,拖欠了大筆應繳税款。真刀真槍一上,國家就追回了欠税。巴里克接受了新法典、復了工,而馬里繼續從這些礦業公司里拿它的35%。」尼日爾那邊,歐安諾把國家告上國際仲裁庭,指控實質上等於一個字:偷。AES的回敬已經成了一句口號——六十年拿不到一成分成之后,請問到底誰纔是小偷?

第三步是把礦業收入接回地面。布基納法索的做法最直白:每一座礦山如今都必須在所在地建學校、建醫療點、修路,優先僱用當地勞動力。「再不許有一座金礦,旁邊卻什麼都沒有。」國有化也講節奏:「你不能一口把所有礦山都吞下去。先把自己的技術工人和管理者培養出來,再一座一座接過來。」效果落在一個數字上:一座國有化的礦山,過去上繳國家的價值不足1%,如今超過7%。蘇拉馬把這一切歸結為桑卡拉那句老話——財富怎麼分?「不要少數人的香檳,要所有人的水。」他愛舉的反面鏡像,是一位在國外被譽為主權鬥士的鄰國元首,其日常消費包括每箱數百萬西非法郎的法國香檳:「爲了香檳,主權是隨時可以抵押的。」

但真正的關口在第四步:把加工留在本地。馬里的鋰由中國贛鋒鋰業在南部的古拉米納(Goulamina)開採,礦石經阿比讓港運往中國做成電池,電池再賣回馬里。馬里人的訴求只有一個:先建精煉廠,再建電池廠。理由不止於創造就業和留住增值——馬里是陽光之國卻在鬧電荒,而太陽能靠光伏板,光伏板靠電池,電池靠鋰,鋰就在馬里人腳底下;同時,恐怖組織正是用幾個小錢招募沒有收入的年輕人,所以工業化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安全問題。「而法國人把這一切都算計好了:他們給我們送來不穩定因素,就是要讓國家把預算全燒在買槍招兵上,一輩子都騰不出手來搞發展。」這一步走不通,前三步收回來的,仍然只是礦石。

邦聯層面的機制正在為這一步鋪路。AES開徵了0.5%的進口聯盟税,又在巴馬科設立了邦聯投資與發展銀行,啟動資本5000億西非法郎。這家銀行的職責被刻意收窄:「我們現有的商業銀行,經由地區央行一路掛到法蘭西銀行和法國國庫,所以從不給發展項目融資。這家投資銀行只做一件事:誰能創造財富、創造就業,就給誰融資。」共同貨幣則被刻意放慢。薩邁拉給出了一個別處聽不到的進度:「據我所知,籌備已經完成八成。」而他對「為什麼故意放慢」的解釋,比百分比更有信息量:「貨幣是可以很快造出來的,但如果毫無準備地推出去,它會反過來砸自己的腳。對手就坐在桌子對面等着。所以三國都要先把實體經濟的腳跟扎穩。」1962至1968年的馬里法郎,始終是那個「孤掌難鳴」的前車之鑑。

第二層:糧食主權——一個捱餓的人民不是自由的人民

「錢從哪來」之外,是「飯從哪來」。四十年前,桑卡拉就為這條戰線定了調:「一個捱餓的人民,不是自由的人民。」剛過去的農季,布基納法索谷物產量達到100萬噸。水稻種植直接借鑑中國經驗——「大米對中國的糧食安全貢獻巨大,我們把這個經驗拿了過來」;小麥原本只有小範圍試種,成功后已在全國推廣。按2019年人口普查,布基納法索67%的人口靠種地為生,六到七成國土可耕;農業過去是從業人口最多、融資最少的部門,現在國家真金白銀地投了進去。

但種得出來只是第一關。爲了不讓商人把余糧倒賣出境、人為製造短缺,國家糧食安全儲備管理公司(SONAGESS)向農民統購糧食,再通過覆蓋全國各省的「平價示範店」(boutiques témoins)以社會價格出售。效果落在一個具體的數字上:一袋25公斤裝大米,過去賣16000到16500西非法郎,現在賣10000西非法郎。這只是第一步,價格還會往下壓,直到人人吃得起為止。

第二關是加工。排在工業化隊列最前頭的,正是農產品加工——番茄、洋葱這類易腐蔬菜過去爛在農民手里,沒人收、沒處存;有了加工廠,農民才能全年生產、財務自立。尼日爾的處境把這一關的分量説得更透。

薩邁拉期待和中國合作的清單隻有兩條,第二條就是它:「番茄,尼日爾家家户户天天吃,還會爛在地里,因為全國沒有一座番茄加工廠;土豆、辣椒也一樣;果汁廠停了,收我們棉花的紡織廠停了,我們成了純粹的消費國。好消息是,中國和土耳其的企業已經在安裝設備,過去必須運到科特迪瓦加工的東西,現在本地就能加工。有了加工業,我們不只自己夠吃,我們還能出口。」

第一條則是治沙:「尼日爾126.7萬平方公里國土,三分之二是沙漠。中國是怎麼讓沙漠后退的?這個問題一直讓我着迷。如果中國願意在這上面同我們合作,再幫我們種下幾百萬棵芒果樹、橙子樹,治沙、就業、反飢餓,一舉三得。」

糧食主權與經濟主權在這里合流:加工廠既是農業的出路,也是工業化的第一級臺階——而它需要的技術和設備,恰恰要從對外關係那一層去找。

第三層:政治主權——社會主義為什麼是必要條件

三國都宣佈走社會主義方向,而論證的根须,耐人尋味地紮在本土。蘇拉馬的論證是人類學式的:布基納的每一個農業社會都保有「家庭共同田」,即使成了家、立了門户,你也欠着家族公共田一份勞動,它的收成保障整個宗族,然后才輪到你的私人小塊地。「社會主義從來就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我們不認識個人主義。注意,我自我介紹時,先報的是氏族的名字。」

薩邁拉則把它嫁接在宗教義務上:尼日爾99%是穆斯林,而伊斯蘭教規定富人每年必須把一份財富交給窮人。「糧食收成進來,一份要進公共的鍋。村里殺一隻雞,十户鄰居每家一塊,輪不上的至少喝到湯。尼日爾社會的行為方式本來就是社會主義的;缺的只是把它疏浚成渠的意識形態框架。」這類論證的動員力無可懷疑;而它與經典理論之間的距離,薩赫勒人量得清清楚楚,不抱幻想。

但社會主義在這里首先不是文化認同,而是一套功能:沒有它,前兩層主權撐不住。只有國家託底戰略部門,65%的人民出資才動員得起來;只有拒絕把教育醫療交給市場,結構調整的老路纔不會重演;只有礦業收入回到人民手里,給弱勢群體兜底的錢纔有着落。用蘇拉馬的話説,桑卡拉的政策從來只歸結為一個問題:財富怎麼分?

由此才能理解那場最被外界詬病的手術:政黨體制。

馬里走得最遠,約兩百個政黨被解散。「不是暫停,」海達拉糾正,「是解散。理由分四層。程序:解散不是單方面法令,而是覆蓋馬里所有大區、各社會階層參與的‘全國大會’提出的要求。算術:兩千四百萬人口對兩百個政黨,這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證據,而且多數黨魁是從法國回來建的黨。劣跡:這些黨領着國家的政黨經費,卻從不做公民教育;有的黨自建黨起領袖就沒換過,嘴上是民主,黨內沒有民主。善后:新的政黨憲章正在起草,而眼下,記者、社團、工會照常發聲。我本人就在電視上主持一檔政論節目,我照樣請政治人物上節目。沒有人因言獲罪。」

對選舉民主本身,最鋒利的實證審計來自蘇拉馬。他統計了布基納法索2005至2020年的數字:約兩千萬人口,選民登記約四百萬,實際投票三百萬上下。媒體宣佈某位總統以53%、70%的「高票」當選;刨去廢票,實際上是一百多萬人替兩千萬人選了一位總統。在最后一次舉行的大選中,羅克·卡博雷以約150萬票勝出。「一百五十萬人決定兩千萬人的命運,然后我們管這叫人民的選擇?人民不認這位領導人,太正常了,他本來就不是人民的。而他自己心里清楚,所以趁在位趕緊撈。」2014年10月,人民起義把執政二十七年的布萊茲·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趕下了台——而被推翻的那個政權,恰恰握有2010年大選的「合法性」。

「所以布基納全國現在都在辯論:2029年過渡期結束時,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制度?不是每五年換一次班、不滿意就再上一次街的循環,而是一個領導人從人民中來、人民能在領導人身上認出自己的制度。」薩邁拉給這條替代道路起的名字是人民民主。是非可以爭論,難以反駁的是一個觀察:這套合法性論述的底氣,來自對選舉政治績效的實證清算,而不是來自槍。而槍從哪里獲得授權,2022年10月那個夜晚就是現成的回答——達米巴與特拉奧雷兩派對峙的那一夜,是瓦加杜古的民眾湧上街頭站到特拉奧雷一邊,天平才傾斜。人民選了他們,只是不在投票站里。

政治主權還有一副更硬的面孔:紀律。它的戰場邏輯刻在損失里——通往首都的干線曾被佈雷,車輛必須嚴格編隊,離開主路踩雷的概率高達八成;有人不守紀律夜里脱隊,第二天連人帶車消失。禁止在社交媒體發軍人照片,出處相同:一張照片就能讓敵人定位一支部隊的動向。這條禁令是用血買來的。它的社會一面同樣具體:布基納法索組建了紀律糾察隊,口號是「秩序有回報,無序有代價」;闖紅燈不罰款,罰公共勞動;監獄推行勞動改造,六年刑期認真勞動三年釋放。「那一百萬噸糧食里,有一部分是他們種的。把人鎖起來白吃國家的飯,只會把他鎖成一個更危險的人。」

媒體則是政治主權的第三條戰線。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法國24臺和Canal+已在三國停播;AES聯合電臺電視臺開播;馬里剛剛辦完一場泛非媒體論壇。

「教義仍是桑卡拉的:新聞沒有中立,寫作沒有中立,記者必須有一項他捍衞的事業。」海達拉舉了戰例:軍隊打勝仗,西方媒體齊刷刷沉默;而任何一次襲擊,RFI和法國24都立即循環播放「馬里被劫為人質」「政權行將崩潰」。蘇拉馬則拆解了分而治之劇本的最新版——眼下的話術是把三位領導人互相對撞,而同一套劇本1987年在布基納法索的國家革命委員會內部演過一遍:著名的四人團先折了桑卡拉;1989年,孔波雷以「政變未遂」處決了另外兩人,而后獨掌大權二十七年。

分而治之的劇本從來沒有換過,換的只是播出平臺。差距也説得同樣直白:陣地上有人,前線有通訊員,真實信息握在手里,缺的是物質手段——青年們自發經營着成千上萬的Facebook和YouTube頻道,但設備、製作能力、專業訓練全都不夠。整套媒體機器,蘇拉馬總結:「還沒有達到我們希望的水平,但已經開始了。」

而政治主權最終要接受的檢驗,是三國能不能擰成一股繩。

AES章程承諾「一個外交、一個聲音」,調研恰好趕上了對這句承諾最硬的一次測試:馬里與阿爾及利亞交惡的同一季,尼日爾卻與阿爾及爾簽署了協議。把三份陳述並排放好,浮現出來的與其説是裂痕,不如説是一套分工。馬里是控方:2015年《阿爾及爾協議》是「跪着籤的字」,它禁止馬里軍隊開進自己的北方——「自己的國土,自己的軍隊不能去,這不是變相分治是什麼?」尼日爾是辯方:蒂亞尼總統訪問阿爾及爾恰恰是在做調解,「我們的戰略是把每一個外國軍事基地推離薩赫勒,而阿爾及利亞境內恰恰沒有法軍基地」。布基納落判,蘇拉馬執筆:「外交是政治的戰爭。中線正在作戰,北線就不能起火;兩條戰線不能同時打開,蒂亞尼此行實為降温。」一個當控方,一個當辯方,一個寫判詞——這也許不是章程字面上的「一個聲音」,卻是一個聯盟在真實世界里練出來的聲部配合。

第四層:主權之下的對外關係——三種在場,一個訴求

在西方全面退潮之后留下的這片空地上,唯一還全面在場的域外大國是中國。而它在三個國家,分別以三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出現。

馬里:六十年的老交情

馬里的對華關係最深,也最老。政治淵源可以追到獨立之初:首任總統莫迪博·凱塔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並訪問了中國;在聯合國,馬里始終站在中國一邊。計劃經濟年代,中國援建的塞古紡織廠(COMATEX)落地生根;近年又添了一座中國援建的醫院。「所以這份合作不是中國與馬里政府之間的,而是中國與馬里人民之間的:醫院經手的是馬里人的命。」到了AES時代,是防務:三國革命一起來,馬里收到的第一批裝甲車來自中國;2024年9月,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ïta)總統赴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敲定了一攬子協議。再往下是街面——「隨便走進一個馬里市場,幾乎全是中國貨」。

對於「中國貨質量差」的抱怨,戈伊塔的回答不啻一堂市場經濟課:「美國大牌也是中國製造的。中國按訂單和價格生產,馬里進口商下什麼單,拿到的就是什麼貨。現在中國商人直接來馬里擺攤,價格下來了,老百姓寧願直接找中國人買。」摩擦點也攤在桌面上:被吊銷的非法採礦證里有中國人;而鋰的「挖走、運走、做成電池、賣回來」,是他們最不喜歡的部分。馬里式的對華關係可以概括為:最厚的信任存量,配上最具體的訴求。

尼日爾:油井和一場風波

尼日爾的對華關係由石油鍛造,又經一場風波淬火。尼日爾人一直知道自己的石油在哪里,但幾十年里法國不點頭,油就一直躺在地下。轉機出現在2008年前后:時任總統馬馬杜·坦賈(Mamadou Tandja)決意更換合作伙伴,給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開了綠燈。中石油進場后辦成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把阿加德姆的油採了出來;與國家合建津德爾的索拉茲(SORAZ)煉油廠並於2011年投產——「我們在尼日爾採油,也在尼日爾煉油。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多少產油國說不出這句話」;又合資修通了近兩千公里、直抵貝寧海岸的輸油管道。

2025年,尼日爾與中石油之間的緊張擺上了檯面:三名中方石油高管被要求離境,中資索盧克斯國際酒店同期被關停。按薩邁拉的説法,根子在同工同酬——同樣的學歷、同樣的職責、同樣的工作,本地僱員和外派僱員拿的工資卻不一樣。「政府認為這是一種不公,要求糾正。那段時間,雙方沒有談攏,才走到了讓人離境那一步。」

對於「尼日爾是因為還不起債務」的猜測,他的回答毫不含糊:「不是。我們有道義責任如約償還。這份夥伴關係不是爲了明天結束纔開始的;它要走很多年,我們之后的世代也會繼續履約。國家,是一種連續性。」到2026年,風暴利落收場:離境人員全部返回,酒店恢復營業,國家與中石油重新談攏。這場風波非但沒有留下怨氣,在尼亞美反而被當成一次通過了的壓力測試。

尼日爾有反華情緒嗎?薩邁拉的回答不假思索:「沒有。尼日爾存在的是反法情緒。中國沒有傷害過我們。中國把我們當夥伴,不當孩子。而且中國有一條政策:不干涉別國內政;你不想要他們,他們就回家去。我們這里沒有任何反華情緒。」

布基納法索:進口方法論

布基納法索是AES三國中唯一沒有大型中資項目坐鎮的國家——瓦加杜古1994年至2018年與臺灣當局保持所謂「邦交」,與北京復交至今不過八年,「通常三十年才鋪得開的項目跑道,根本還沒有」。結果反而生出了三國里最獨特的一種關係:布基納從中國進口的,首先是方法論。規劃上,《布基納法索2060》遠景內嵌五年計劃的架構,明確記在中國經驗的賬上:「我們研究后發現,中國做的正是這個:長期規劃,里面套五年計劃,一段一段推進。這一點我們直接拿了過來。」

組織上,被問到中國經驗里最想搬回去的是什麼,蘇拉馬的答案既不是資金也不是技術,而是「中國人民的團結與紀律」。它的制度產物,就是去年推出的「愛國浸潤營」:中學生和大學新生開學前集訓一個月,學做鋪路磚、公共長椅,親手鋪設城市道路。「教四樣東西:愛國、勇敢、以勞動為榮和團結。我們也知道:人心齊,泰山移。」

而正因為沒有歷史包袱,布基納法索對未來中布合作的表述在三國中最具綱領性:「我們期待的合作,不只是技術轉讓,而是幫助我們獲得在本地創造技術的能力。中國在技術上遙遙領先,這我們知道。但關鍵在於怎麼把我們的人訓練出來,讓他們掌握實用技術、建起我們自己的價值鏈。農業,需要中國的科學家幫我們改良;教育,需要合作培養能發明、能創造的科學家。所以對中國,我們最看重兩條:技術領域的合作,教育領域的合作。」

這段話與馬里的「把電池廠建到巴馬科」、尼日爾的「把治沙和加工線教給我們」,指向完全一致。三個國家,三段歷史,三種語氣,說出的是同一個訴求:要生產的能力,而不是別人產能的成品。這是薩米爾·阿明的技術轉移批判在2026年從田野傳回的回聲,也是中國的歷史性機遇——把對非合作從「基建、貿易」範式升級為「能力建設」範式。

至於摩擦,三國口徑出奇一致:尼日爾的中石油風波以全員返回、關係重置收場;馬里把非法採礦歸檔為「個別中國人」的問題並送進司法程序;布基納法索面對一家無證採礦的中國私企,扣押機器並走外交途徑解決。摩擦都被刻意限定在「個別企業、法律程序、外交解決」的框架之內,從不膨脹為反華敍事。

而對外關係這一層,最終仍要落回主權本身。在西非地圖上把AES三國圈出來,再逐一看它的鄰居——加納、多哥、貝寧、尼日利亞、幾內亞——同一幅圖景反覆出現:一處法軍基地,一處美軍基地,或者一處以色列情報機構的存在。「我們被一圈軍事基地鑲了邊,這圈邊只有一個用途:阻止AES擴散。」被趕出布基納法索的恐怖分子退入科特迪瓦北部,政府軍卻不能越境追擊,因為法軍就駐在那邊。所以蘇拉馬對加納、科特迪瓦乃至遠至肯尼亞的聽眾,始終想傳達同一句話:「你們的主權,是我們主權的護城河。」

結語:四層主權的現場檢驗

把全部記錄放回理論,四層主權各自交出了什麼樣的答卷?

經濟主權這一層,交出的是一張可審計的清單。阿明的「脱鈎」在這里被分解成了一行行具體的賬:財政上,65%的人民籌資加上滾動的愛國支持基金,對衝的是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礦業上,35%的國家持股加上本地精煉的訴求,對衝的是「中心-外圍」的增值結構;貨幣上,籌備完成八成的共同貨幣加上邦聯投資銀行,對衝的是法郎區。每一行都有明確的對衝對象,每一行也都帶着公開承認的未完成度——尤其是最關鍵的那一行:加工和增值,仍然大部分留在別人手里。恩克魯瑪1957年的方案是一支軍隊、一種貨幣、一個經濟空間,「當年被拒絕,是因為每個新獨立國家都寧做雞頭,不做鳳尾」;今天被重新拾起,是因為反恐戰爭的殘酷現實替恩克魯瑪把課補上了。

糧食主權這一層,走得最實,也最快見效:百萬噸谷物,25公斤大米從16000降到10000西非法郎,加工廠一座接一座地滾動出來。它證明了內源積累不是口號——但也暴露了瓶頸:番茄能不能不爛在地里,最終取決於設備和技術從哪里來。

政治主權這一層,爭議最大,底氣卻也最足。合法性論述的根基,是對選舉政治績效的實證清算,而不是槍;社會主義在這里不是意識形態的旗幟,而是維持前兩層主權的必要條件——沒有國家託底,65%動員不起來;沒有人民認同,兩條戰線撐不住。蘇拉馬自己把話説得最透:定方向的是民眾的壓力。「AES的根,紮在血里。」在薩赫勒,很難找到一個沒在這場危機中失去過親人的人。一個把自己人成百上千地下葬過的聯盟,不會回頭。所以在他眼里,真正的危險從來不是散夥,而是自滿:「如果我們認定,趕走了法國、建起了AES,就可以坐下歇着了,那纔是我們垮掉的時候,而且會垮得很疼。」

對外關係這一層,正在成為「新型夥伴還是新型依附」的試紙,而AES給出的初步裁決是肯定的。三個國家,從三段不同的歷史出發,抵達了同一個訴求:要生產的能力,而不是別人產能的成品。把電池廠建到巴馬科;把治沙和加工線教給尼亞美;把「在本地創造技術的能力」交到瓦加杜古手里。這個訴求本身就是對中國誠意的一張信任票——而它恰恰是前三層主權的交匯點:沒有加工能力,經濟主權停在礦石上;沒有設備技術,糧食主權停在田里;而這兩樣都撐不住,政治主權最終也會被現實拖垮。如果中國接住這份「能力建設」的訴求,把精煉廠、電池廠、治沙站、農產品加工線落到薩赫勒的土地上,中國的對非合作就將在這里完成從「基建、貿易」到真正共同發展的升級。在這片西方已全面撤出的土地上,沒有誰比中國更有條件做成這件事。

四層主權,一層壓着一層。1960年的那面國旗之所以撐不住,正是因為它下面什麼都沒有。這一次,薩赫勒人把地基一層層往下挖——挖得夠不夠深,時間會給出答案;但他們至少知道要挖哪里。這場變革最清醒之處,在於它把最大的變量指認在自己身上:還沒有真正啟動的基層委員會,革命節奏與大眾耐力之間的落差,懸而未決的2029年制度之問。1983至1987年的教訓、2014年被偷走的起義,都被掰開揉碎地研究過,結論壓縮成一句話:沒有組織和綱領,你趕走一個孔波雷,他們會給你安排下一個。

這份報告的結尾,是薩邁拉帶給中國讀者的話:「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與人道。整個世界不可能靠個人主義的殘忍、靠自私、靠宗派主義運轉下去。無論你的種族、你的族群,你都和你的兄弟長得一樣。人道必須高於一切;我們進行的每一場鬥爭,歸根到底都是爲了人。沒有團結,就不會有正義;沒有正義,大地上就不會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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