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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16 20:16
來源:林榮雄策略會客廳
核心觀點
回顧觀察,過去幾年黃金和AI科技比翼齊飛,本質上代表世人的兩種判斷和選擇,一種認為世界秩序正在步入持續混亂而選擇黃金,而另外一種則始終相信科技讓世界更加美好而選擇AI科技。現在看,黃金在過去的高潮定價過度放大央行購金與美元信用體系垮塌這兩個在中短期「看得見」且比較突出的核心矛盾,而忽略了AI生產力這一隱藏許久的長期命題。覆盤歷史,我們深知黃金的熊市要麼來自聯儲加息,要麼來自科技崛起,前者是黃金最明確的對手,后者所帶來的資金虹吸效應則會導致黃金形成最大回撤。
步入2026年,投資者正在迎來黃金與AI科技的終極決勝,在AI全面提速及不斷滲透的當下,從微觀證據到宏觀效率的轉化,顯然我們的觀點站在了AI科技這一側,也顯然天平已經正在向AI科技逐漸傾斜。
事實上,對於黃金為代表的金融屬性偏強的資源品,早在今年3月份時我們認為類比2021年「茅指數」見到歷史大頂,M頂的第一個頂已經看到。當然,我們深知這個觀點眼下頗有爭議,就像在2021Q2時徹底看空「茅指數」。事實上,在2021Q2時候我們只能找到「茅指數」松動的證據,而在定價層面崩盤的證據是在2022年下半年疫情放開以后才逐漸明確的。(詳見:《下跌后最關鍵問題:有些品種再也回不去了》與《黃金和AI:誰在見頂?——兼論K型分化與M頂賣點方法論(萬字深度)》)
而現在對於黃金而言,我們也只是找到眼下松動的證據,即弱美元走向美元不弱,導致資源品金融屬性下降而商品屬性回升。對於美元走強的解釋,一方面來自於油價中樞上移導致通脹預期上行,進而使得降息次數減少加息預期上升導致;另一方面更為持續的支撐來自當前美國正在形成圍繞AI新的資本循環,即美國超大規模科技公司投入鉅額資本支出,在亞洲尤其是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購買人工智能算力基礎設施,同時亞洲算力產業鏈賺取鉅額出口盈余后,迴流購買美元資產,進而為美國科技巨頭下一輪人工智能資本支出間接提供融資。
而真正使得黃金崩盤的證據可能需要1-2年之后才能明確,現在只能夠提出一些現在有苗頭但后續需要持續驗證的邏輯,這個邏輯的核心是「2026年可能是AI對長期生產力起到積極作用的元年」,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察。歷史告訴我們新技術和生產力之間永遠有一段「黑暗隧道」。發軔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互聯網科技浪潮中,1987年的索洛悖論最終證明宏觀數據對於新技術衡量是一把偉大卻又失效的尺子。1993年是互聯網科技對於宏觀生產力推動的重要分水嶺,可以看到隨后金價此后步入高位震盪,而在1995年之后遭到互聯網科技大幅資金虹吸而大幅回撤。
從目前主觀體感上看,去年AI科技更多是替代搜索工具或者聊天機器人,而今年Agent的出現使得眾人切身體會到生產效率的提升,雖然眼下找不到切實的宏觀證據,但這種體會已經獲得廣泛的微觀共鳴。若這個觀察是準確的,在AI助力下AI未來能夠實現對低利率、低通脹跟強美元的格局,這或許是2年以后我們能看到的。而就像我們在2022年下半年疫情放開后或者在2023年看到「茅指數」真正崩盤下跌的證據,但此時「茅指數」已經跌下來一大截,這點是我們基於類比2021年「茅指數」覆盤的核心經驗教訓。
當然AI對於宏觀生產力的跟蹤驗證過程不會一帆風順,黃金的M頂也並不意味着后續沒有任何反彈機會。事實上,黃金M頂眼下明確的是一頂,第二個頂部仍有待驗證,這個二頂或對應美聯儲后續存在降息可能,或對應AI產業演進過程出現波折,但當AI數據持續證明「美國經濟正在被技術重塑、美元信用正在被強化」時,90年代的劇本將再次上演,黃金的貨幣屬性再次被系統性封印。
風險提示:國內政策不及預期、海外貨幣政策變化超預期。
目錄
正文
1.前言:類比2021年「茅指數」,黃金歷史大頂已經基本明確
類比2021年由茅到寧的調結構,26年結構上調整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了:一端是以黃金為代表「2021年茅指數」可能在形成歷史大頂,另一端是科技+出海在產業趨勢推動下「新寧組合」在崛起。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展開的核心框架——先談「茅」也就是黃金為何可能見頂的分析,再談「寧」也就是科技賣點的三階段判斷框架。
21年結構調整最明確的就是「由茅到寧」——由「茅指數」向「寧組合」時代的結構轉變。我們在3月下旬下跌時比較清晰地指出:2026年類比2021年,見到歷史大頂的資產是什麼?誰是2021年的「茅指數」?我們較為清晰地指向了資源品中金融屬性比較強的品種,尤其是黃金、白銀——這些品種我們認為是2021年的「茅指數」,意味着在歷史拉長的周期來看,可能正在逐漸見到大頂。
回顧看,2021年一句簡單的話——「由茅到寧」。但如果真站在2021年二季度,會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很難在2021年Q2就找到「茅指數」要下跌的證據。當時只能找到一些松動的證據:有一些白酒公司的批價提不上去了,免税公司的銷售數據開始往下掉,外圍開始進入加息預期。什麼時候才真正找到下跌的證據?是在22年下半年。2022年下半年疫情放開后我們突然發現沒有出現報復性消費,消費升級似乎沒有延續19年疫情前的趨勢。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茅指數」在21年春節后就見到了歷史大頂,但整體機構減倉的起點是在22年Q4——疫情放開后大家發現不對勁,到那時才找到定價層面要崩的證據。隨后在23年下半年開啟大規模減倉。回過頭來,站在2021年Q2的位置,事實上很難對「茅」進行斷舍離的判斷——后續發生了很多在2021年意想不到的事件,如22年疫情衝擊、俄烏衝突等。對「寧」也有同樣的問題:圍繞寧德時代這批牛股,2021年Q2之前已漲過一大輪,非常多的牛股不止翻了一倍甚至兩三倍,寧德時代也已破萬億。就像現在AI一樣,非常多公司漲了一大輪,股價都在高位。你也會遇到問題:如何高位加倉?如何預判科技的頂部?所以,2021年Q2兩個核心難題就是「如何對茅進行斷舍離?」,同時「如何對寧進行高位加倉?」。
為什麼在類比中把黃金作為2021年的「茅指數」?因為我們找到了它松動的證據。松動證據是從弱美元走向美元不弱。可以看到,過去10年油價與美元是正相關關係。如果認可這一關係,油價中樞上移必然對應美元中樞上移。作用邏輯有兩類解釋:一是通脹預期上行降低了降息次數及幅度;二是頁岩油革命后美國作為石油進出口國,油價上升對其經常賬户赤字有幫助。石油中樞上移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美元中樞也要上移。2025年覆盤觀察會發現,在弱美元下大幅上漲的品種,尤其是資源品中金融屬性偏強的品種,在定價上會受到非常明確的約束。這也是黃金與21年「茅指數」相似的本質——找到了松動的證據。
進一步我們要談到未來。現在松動證據是弱美元轉向美元不弱,但真正導致黃金出現問題,我們認為可能需要對美元進行一個框架性的分析。我們總結了四句話:第一,降息加長期通脹不下行等於弱美元——這是去年的情況;第二,不降息加長期通脹不下行等於美元不弱——這是眼下的情況;第三,降息加長期通脹下行等於美元不強——往往對應經濟陷入低迷要量化寬松的階段,美國經濟相對低迷要進行量化寬松;第四,不降息加長期通脹下行等於美元強。這四種情景基本涵蓋了美元走勢的核心可能性。我們當前處於第二種——不降息、通脹不下行、美元不弱。但第四種情景我們認為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方向:在AI助力下,如果未來真的實現了長期生產力的躍升,長期通脹中樞下移而利率維持高位不降,那美元就可能真正走強——這對黃金定價來講纔是終極性的約束。
去年我們對AI的使用,無論是國內的豆包還是海外的GPT,多半把它作為替代搜索工具的用法,另外就是聊天機器人。到了今年,絕大多數都普遍認為AI開始對長期生產力提升產生了積極作用。我們的判斷是:2026年可能是AI對長期生產力起到積極作用的元年——無論是海外的Claude還是Codes,國內的大模型,都已經開始介入組織架構調整,實際提高生產效率。對應於黃金定價,過去相當長時間,黃金定價的核心來自中短期層面的央行購金以及美元信用體系的動搖,但忽略了長期因素——AI生產力爆發的影響。我們認為過去定價過分注重中短期因素,放大了中短期因素的權重,忽略了長期因素的影響。這種認知框架可能瀕臨變化的臨界點:如果2026年作為AI對於長期生產力起到積極作用的元年這個觀察基本準確,可能在一到兩年后,就像站在2023年的時候,我們看到「茅指數」下跌的證據一樣,后知后覺地發現黃金的歷史大頂已經早早出現。
「2026年可能是AI對長期生產力起到積極作用的元年」,我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察。在AI助力下,AI未來能夠實現對低利率、低通脹跟強美元的格局。我們觀察了一些細節——當然是援引的外部一些研究。在過去一段時間美債利率處於非常高的位置,而油價沒有明顯創新高背景下美債利率居高不下,有人認為當前美債利率中有一部分確實是由於石油中樞價格上移帶來通脹預期推動的美債利率提升,有一部分是來自期限利差的這類因素,那是否還有一部分,這一部分可能暗示着市場開始去定價AI生產率跟美國潛在增速的上修呢?這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基本事實是:AI資本開支是宏觀量級,2025年美股七巨頭CapEx約佔GDP1.3%。另外,我們看到一批權威學術和商業機構在2025年下半年開始密集討論AI對於長期生產力的作用。
當然能否作為當前的實質性證據,我們認為可能要等到2026年更多數據披露出來我們才能做出判斷。這里我們找到的是1990年互聯網的類比觀察:伴隨互聯網資本開支上升,美國經濟體的宏觀生產率在做一個持續上升的過程。事實上,1980年代信息技術快速普及,但宏觀生產率迟迟沒有改善。Solow在1987年提出著名的「生產率悖論」:計算機時代隨處可見,唯獨沒有出現在生產率統計中。這不是技術無效,而是企業尚未圍繞新技術完成流程、崗位和組織結構重構。1988–1993年美國製造業技術調查顯示,企業平均試驗約4種先進技術(如CAD/CAM、機器人、自動化倉儲、局域網等),但淨增不足1種,多數採用停留在「局部試用」,而93年之后開始步入深度整合。而在1990年后半段,美國ICT投資和組織流程重構開始釋放生產率紅利。格林斯潘在1998年明確指出生產率提升壓低了單位勞動成本,同時緩解通脹並提高利潤率,盈利預期上修與風險溢價下降共同支撐股市。我們要承認的一點是:以93年為界限,互聯網階段生產率紅利先是提高資本回報,后纔是提高勞動回報。那麼,2026AI類比93年拐點的互聯網:當前AI正處於壓低勞動回報,提高資本回報階段,一旦明確生產力的拐點之后,就會形成勞動力就業改善並且形成走向低通脹的環境,這是我們提出的「假説」,但也是我們認為最值得跟蹤觀察的問題。
總結而言,目前將黃金類比2021年「茅指數」並認為見到歷史大頂,只能説找到松動證據,現在松動證據是弱美元轉向美元不弱,但真正導致黃金出現下跌,需要對AI對長期生產力的作用進行跟蹤分析,下跌證據可能一到兩年后才能判斷。
2.黃金的熊市:要麼來自聯儲加息,要麼來自科技崛起
2.1.黃金最明確的對手是美聯儲加息:M頂與尖頂兩種形態
覆盤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的黃金歷史,黃金經歷過大小8輪牛市,分別在1972-1974、1979-1980、1982-1983、1986-1987、2005-2008、2009-2012、2018-2022、2023-2026。從曲線特徵來看,除了佈雷頓森林體系剛解體的1972-1974以及當前未有定論的2023-2026兩輪外,剩余6輪黃金牛市在進行牛熊切換時,只有1975-1981與2010-2013兩段金價走出了M型的牛熊轉換,其余周期內金價均呈現尖頂式牛熊轉換。
M頂的共性在於政策頂先至,市場對政策有效性存疑,進入驗證期后形成第二波反彈,最終由數據頂確認牛市終結。1975-1981與2010-2013政策對應着法幣信用松動的首次實質性約束,市場預期被打破但並未崩潰。驗證期內經濟數據雖出現改善,但市場擔憂通脹反覆或寬松退出導致復甦夭折,疊加地緣或債務危機等外生衝擊,驅動金價二次衝頂。統一的是,驅動金價上漲的因素是「法定貨幣信用」的質疑,是歷史上首次發生、無歷史經驗可復刻的「首次衝擊」,數據驗證時期往往偏長。右頂終結時刻也伴隨着美聯儲的偏鷹派轉向,本質是美聯儲傳達出數據驗證已實現的信號。
尖頂的關鍵在於政策頂與數據頂無縫銜接,中間缺乏足夠的震盪博弈空間。政策轉向信號本身已足夠強烈,直接逆轉上漲的核心驅動邏輯,經濟數據在政策轉向后以超預期強度集中發佈,市場來不及形成二次博弈便被壓制,市場共識在短期內被重塑,金價單向崩塌。尖頂觸發的原因各異,但區別於M頂,其驅動因素反轉的線性外推演繹較清晰,市場容易形成共識。從歷史的角度看,政策頂亦往往來自於美聯儲的鷹派轉向。
2.1.1.1978-1980、2009-2012:政策頂和數據頂形成的寬幅M頂結構
在1978-1980的滯脹背景中,超高通脹下貨幣貶值是激發黃金貨幣屬性帶來牛市的根本原因。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失去了黃金的背書,全球法幣體系信任處於極脆弱的狀態。1979年8月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10月宣佈實施貨幣供應目標制,貨幣政策首要目標轉向控制貨幣增速以抑制通脹,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強制收縮銀行信貸,同時放棄微調聯邦基金利率,優先控制貨幣總量M1,利率「隨行就市、上不封頂」。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1980年1月金價衝頂至850美元/盎司,2月沃爾克緊急加息,聯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19.85%,第一個頂至此形成。但此時經濟數據尚未確認政策的實際效果。1980年二季度,CPI同比在3月觸及14.8%峰值后開始邊際回落,儘管絕對水平仍在12%以上,但方向已經逆轉。數據方向的轉變讓市場產生了通脹最壞階段已經過去的認知。但恰逢此時美聯儲為應對經濟衰退和總統大選壓力大幅調降利率,這一信號再次引發市場對美聯儲控制通脹信念的質疑,疊加6月兩伊戰爭爆發催生地緣避險需求,金價從低位反彈。
1980年9月,金價反彈至約670-700美元,到達右側高點。此時CPI同比從14.8%的峰值持續回落至9月的約12.6%,失業率連續向上突破到達8月的7.7%,GDP連續處在負區間,經濟條件的冷卻支撐了對通脹下行的信心,同時10年期實際利率連續走高脱離負區間。右頂在市場確認通脹受控、衰退觸底、持有美元正在變得有正回報的三方面數據驗證下出現。隨后沃爾克推翻降息預期,9月重啟加息,美元指數大幅上行,金價進一步承壓回落。此后沃爾克將利率維持在15%至20%的極端高位近一年時間,直至實際利率持續為正、美元指數回升至110以上,市場對美元信心的重塑才徹底完成。黃金的貨幣屬性再次被封印,熊市被最終確立。
在2009至2012年的天量QE背景中,貨幣超發是激發黃金貨幣屬性帶來牛市的根本原因。次貸危機最恐慌的階段在2009年已經過去。2010年初,美國失業率仍高達9.7%,核心CPI降至1%以下,經濟並未站穩,美聯儲先后推出QE1和QE2。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從不足1萬億美元擴張至近3萬億美元,市場對美元信用擔憂集中爆發,疊加歐債危機持續發酵,金價從2010年初約1123美元/盎司持續上漲。2011年7月起,在歐債危機向意大利和西班牙擴散、美國債務上限僵局及8月5日標普下調美國主權評級的疊加刺激下,金價於9月6日觸及1920.78美元/盎司的歷史峰值。9月21日,美聯儲FOMC會議宣佈實施OT2扭轉操作,即賣出短期國債、買入長期國債以壓低長端利率,但不擴大資產負債表規模,導致強烈期待的QE3落空,市場將其視為美聯儲約束貨幣供應的舉措,金價在三天內暴跌163美元,第一個頂至此形成。2011年9月金價見頂后並非立即進入熊市,而是在1520-1790美元/盎司區間寬幅震盪近一年。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徵是市場在等待經濟數據來驗證貨幣超發是否真的侵蝕了美元信用。2012年1月,失業率降至8.3%,創2009年2月以來最低。2012年5月,金價一度跌至1527美元的年內低點,市場對美聯儲繼續寬松的預期產生動搖。但經濟數據的改善並非線性,2012年8月失業率微跌至8.1%,市場對QE3的預期再度升溫,金價從低位反彈。
2012年9月13日,美聯儲正式推出QE3,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且是開放式、無結束日期的無限量寬松。金價衝高至1794美元附近,形成M頂的右側高點。但隨后關鍵的經濟數據開始密集發佈,市場對美元信用的評估發生了根本轉變。10月5日,美國9月失業率意外跌至7.8%,跌破8%的心理關口,遠低於預期的8.2%。同期,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突破80關鍵點位,回到次貸危機前水平。數據公佈后金價迅速大跌。經濟數據的超預期意味着美國經濟正在向好修復,擴張的經濟動能將吸收此前廣泛QE所釋放的流動性,疊加歐債危機使得歐洲經濟持續疲軟,美元信用重新得到確認,美聯儲提前結束QE3的預期水漲船高。右頂在市場確認美元信用仍在、貨幣超發不會導致美元體系崩潰的數據驗證下出現,熊市開啟。
2.1.2.1982-1983、1986-1987:政策頂和數據驗證無縫銜接,形成尖頂結構
1980-1982年,沃爾克為遏制通脹將聯邦基金利率推升至20%的極端水平,金價從850美元暴跌至1982年6月的約296美元,創三年最低。但極端緊縮也重創了美國經濟,1982年失業率飆升至10.8%,GDP下降1.8%,里根政府面臨巨大政治壓力,美聯儲政策從抗通脹轉向救經濟。1982年7月,美聯儲開啟降息周期,聯邦基金利率從20%的高位持續下調;8月12日墨西哥宣佈無力償還到期外債,拉美債務危機全面爆發,降息與債務危機雙重推動金價從約297美元快速拉昇至9月7日的約481美元。此后並未發生新的政策轉向或數據確認來終結上漲,金價回調僅為獲利盤自然涌出。1982年11月后,美聯儲繼續降息、墨西哥將私營銀行收歸國有加劇恐慌、拉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三重力量接力推動金價從約420-450美元平臺再度上行,至1983年2月觸及約509美元/盎司。
1983年3月,美聯儲確認經濟復甦后正式開啟加息周期,加息宣告危機已經結束、經濟已經站穩,政策頂信號出現,從根本上逆轉了驅動金價上漲的政策邏輯。隨后1983年全年GDP實際增長率高達6%,失業率快速下降至12月的8.2%,通脹率被控制在5%以下,回暖的數據在上半年密集發佈不斷確認美國經濟強勁復甦。伴隨數據證據的密集披露,金價最終形成尖頂結構,中間沒有形成有效的二次博弈。
1985年9月《廣場協議》簽訂后,美元進入趨勢性貶值通道,美元兑日元從約250跌至約120,兩年多貶值超50%,直接推高黃金價格。1987年2月,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盧浮宮簽訂協議,試圖聯合干預阻止美元繼續下滑,這是政策轉向的關鍵節點,但市場對盧浮宮協議能否真正穩定美元存有疑慮,美元在協議簽署后並未立即企穩反而繼續下跌,1987年2月至4月黃金反而出現一輪陡峭上漲,預期與現實共同反駁了政策的逆轉條件,黃金以更高速度上衝。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全球股災爆發,道瓊斯指數單日暴跌23%,恐慌情緒將金價在兩個月內從約467美元推至12月14日的503美元/盎司,這是這輪牛市的最后一個脈衝。1987年12月23日,西方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發表聯合聲明,並於1988年1月4日開始在外匯市場實施大規模聯合干預,大量拋售日元和德國馬克、購進美元,美元的貶值通道被強行關閉,政策頂信號就此出現。隨后美元快速反彈,從1987年12月31日85.4的低點上衝至1988年2月的90.5,並接力震盪上行至1989年6月突破105.6,美元的企穩回升驗證了趨勢性貶值時代的結束,黃金亦進入連續熊市,期間隨美元小幅波動震盪下行,黃金熊市最終確立。
2.2.黃金最大回撤來自技術創新強勢崛起所帶來的資金虹吸
2.2.1.1990s互聯網科技:1993年是科技對於生產力推動的重要分水嶺
1980-199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的經驗可以歸納為清晰的三段式框架:
第一階段(1980-1993年):資本開支先行。 企業大量採購計算機硬件,但尚未圍繞技術重構生產組織方式。投資數據爆發式增長,計算機及外圍設備實際投資十年增長超10倍,但生產率數據停滯不前。
第二階段(1993-1995年):流程重構。企業開始將技術嵌入業務流程,完成組織架構的深度調整。宏觀生產率數據仍無顯著改善,但微觀層面的效率變化已在積累。企業從「購買計算機」轉向「圍繞計算機重構業務流程」。
第三階段(1995年之后):生產率紅利釋放。流程重構完成后,技術投資真正轉化為系統性的效率改善。非農商業勞動生產率從1.4%躍升至2.5%以上,ICT貢獻了勞動生產率提速的三分之二。
(1)1980—1993年:計算機硬件的普及與擴散期,生產率提升宏觀不可見
1980年代,計算機開始大規模進入美國經濟。從投資數據來看,1976年開始美國非住宅計算機及外圍設備實際投資經歷了爆發式增長,計算機投資佔工業設備和軟件總投資的比重從1976年的約12.5%上升至1985年的27.4%。計算機及外圍設備投資從1976年的44億美元升至1994年的524億美元,2000年達到1032億美元。
然而美國非農商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並未顯著提升。美國非農商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從1960年代的約4.8%,持續下滑至1980年代的約0.1%。1990年之后,隨着信息技術與組織變革的深度融合,增速才顯著躍升至接近3%。這便是著名的索洛悖論:「計算機時代隨處可見,唯獨看不到它們出現在生產率統計中」。Roach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這一悖論的微觀結構,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藍領工人人均產出增長了16.9%,而受益於大量ICT投資的白領工人人均產出反而下降了6.6%。
儘管計算機投資的第一輪大規模增幅起始於1976年,但彼時在第二類石油危機的衝擊中美國處在滯脹的陰影中,美國GDP滑落至負增長,CPI飆升至14.8%的歷史高點,在這一背景下,計算機投資增長的本質是:傳統產業衰退→資金尋找新方向→計算機成為避風港。這是一種防禦性的產業轉型投資,企業買計算機更多是爲了替代部分白領人工降本增效,而非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1981-1984年,美國計算機革命最先發生在辦公室中而非生產線上。1981年IBM PC的發佈,標誌着個人電腦正式進入商業主流,計算機先改變的是白領工作的底層動作:記錄、計算、修改、複製、匯總和展示。這類變化並不一定馬上增加實物產出,卻顯著降低了信息處理成本。早期PC的經濟意義,並不是把每一名員工立即變成更高產的勞動者,而是讓企業內部信息流開始脱離紙質流程。過去一份預算或銷售預測需要人工匯總、逐級修改、反覆抄錄;電子表格使得同一套假設可以被快速改寫,價格、銷量、成本、利率和庫存等變量可以被放進同一個模型中聯動計算,這種能力提升更像管理質量改善,而並非像新增一條生產線那樣容易被GDP和勞動生產率統計捕捉。
1984-1989年,計算機影響開始從企業辦公室擴散到家庭、學校。到1984年前后,美國企業辦公室的第一輪PC部署已接近完成,整個行業在經歷了1983至1984年的「繁榮期」后,驟然觸及增長的天花板,直接引爆了PC行業第一輪慘烈的價格戰。1986年被稱為「克隆機之年」,大量IBM兼容PC湧入市場,引發了一輪激烈競爭,暢銷機型VIC-20、TI-99/4A均在80年代大幅下調價格。家用電腦市場的價格戰尤為激烈,到1983年6月,部分電腦價格已降至199美元。但另一方面,價格驟降也反過來成為打開了新市場,PC製造商開始轉向家庭和學校市場。1984年3月,IBM推出了面向家庭和學校的低端機型,試圖以IBM的品牌號召力複製其在商用市場的成功。與此同時,Apple II在整個80年代都是美國教育系統的標準電腦,蘋果通過向學校提供批量折扣和分期付款等政策積極佈局教育市場。到1985年,美國學校的計算機數量已從1981年的3.3萬台增至約70萬台。美國家庭計算機擁有率從1984年的8.2%升至1989年的15.0%,數字技能開始在家庭和學校中擴散,居民開始學習計算機使用和基礎編程,青少年更早地形成與計算機互動的習慣。當這些儲備在未來進入企業時,軟件的學習成本和組織的採用阻力都將顯著下降,從社會學的發展角度來看,計算機開始成為社會的基礎設施。
1989至1993年,計算機的關鍵變化不再只是更多人會打字、會做表格,而是企業后臺系統開始電子化。計算機投資增速的放緩與硬件佔信息處理設備投資比重的顯著下行,一方面,1989至1991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攀升至7.8%,企業普遍收緊預算。與此同時,在向學校與家庭擴散完成后,PC行業爆發了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價格戰,1990年主流臺式PC價格被大幅削減20%以上,同時計算機產業摩爾定律進入加速器,硬件製造成本急劇下降壓低了內存、處理器和硬板的成本。相對應的,計算機及外圍設備投資額在1990年起開始了新一輪的加速,增速在1995年到達新的峰值26.2%,而1990年為-10.3%,這受益於計算機價格的持續收窄,IT技術的使用開始逐漸蔓延至整個社會的各個角落。
更為根本的結構性變化在於,企業IT投資的重心正從「買電腦」轉向「建系統」,從桌面PC轉向服務器、網絡設備和數據採集終端,這也是互聯網的誕生期和移動通信的數字化起步期。零售、批發、製造和物流企業逐步使用POS、條碼、庫存系統、EDI和數據庫,把銷售、庫存、訂單、發票、客户和供應商信息轉化為可記錄、可匯總、可分析的數據資產。在傳統模式下,企業爲了避免缺貨往往需要持有大量冗余庫存,因為終端需求、庫存位置和補貨進度都存在信息滯后。庫存周轉、資金佔用和供應鏈協調開始被系統性優化。零售和批發行業后來成為美國ICT生產率紅利的重要來源,原因就在於這些行業最早把交易數據、庫存管理和供應鏈協調連接起來。
(2)1993-1995年:計算機全面普及后,從「工具試用」到「流程重構」的臨界點
計算機投資迟迟無法轉化為生產率提升的關鍵在於通用技術的擴散規律的限制。Basu的研究表明,ICT作為通用技術,其生產率紅利不會在投資發生時就自動釋放,而是需要經歷漫長的「組織流程重構」過程。購買計算機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是圍繞計算機重新設計工作流程、調整組織結構、培訓員工技能,這些「互補性投資」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1988年至1993年的美國製造業技術調查顯示,企業平均試驗約4種先進技術,但最終淨增採用的技術不足1種,多數應用停留在局部試用階段,遠未達到系統性的流程重構。直到1993年之后,企業才真正開始將技術嵌入業務流程,完成組織架構的深度調整。
1993-1995年,計算機對美國企業的影響進入組織結構層面,企業界對技術的認知發生了質變。在此之前,計算機主要被視為提升個人與部門效率的工具,1993年邁克爾·哈默的《再造企業》系統提出了「業務流程重組」理論,主張對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徹底的重建。這一理論使企業開始意識到僅僅將現有流程電子化遠遠不夠,計算機的真正價值在於驅動企業圍繞技術重新設計組織層級、崗位分工、數據標準和激勵機制,否則舊組織即使買了新設備,也可能只是更快地做低效事情。認知轉變在這一時期落地離不開數據庫、局域網和企業應用等技術的成熟鋪墊,彼時已具備信息實時記錄、跨部門共享和自動匯總的能力,為打破部門壁壘、重塑業務流程提供了技術前提,因而企業組織結構開始發生實質性變化,縱向結構被拆除,中間管理層被大幅削減。信息不對稱下降使決策更快、更靈活,銷售數據可以直接影響補貨,庫存數據可以影響採購,客户投訴可以進入產品改進。
這正是2026年AI與1993年計算機相似的地方。2026年AI最值得觀察的不是聊天工具使用率,而是企業是否開始圍繞AI重寫流程:客服是否從人工排隊轉向AI分流和專家複覈,研發是否從單人寫代碼轉向AI生成、測試和審查流水線,銷售是否從人工跟進轉向客户畫像和自動推薦,法務和投研是否從人工檢索轉向知識庫與模型協作。若這些流程再造擴散,AI纔會從局部效率走向宏觀生產率。
AI今天最值得觀察的,也正是組織結構層面的變化。AI會讓大量研究、總結、初稿、代碼、客服和分析任務被自動化或半自動化,中層和專業崗位的價值會從「生產信息」轉向「判斷信息、驗證信息、協調行動」。這意味着AI不僅可能替代一部分重複任務,也會擴大高能力員工的管理半徑和決策半徑。若企業能把AI生成的信息嵌入工作流而不是停留在個人聊天窗口,組織層級和管理效率就可能發生類似90年代初計算機擴散時的變化。
企業不再只是把原來的紙質流程搬到電腦上,而是開始反問:既然信息可以實時記錄、跨部門共享、自動匯總,為什麼還要維持原來的部門邊界、審批層級和庫存邏輯?業務流程再造的核心,就是從客户需求、訂單處理、採購、生產、配送到售后服務進行端到端重組。IT系統使企業可以圍繞流程而非部門來組織工作。
1990年代的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反例。彼時美國和英國都經歷了大規模的ICT投資熱潮,但結果截然相反,美國TFP大幅加速,英國TFP反而減速,1995年后英國非農私營部門TFP從1.72%降至0.78%,事實上英國同期的ICT投資熱潮比美國還要猛烈。真正造成差異的,是美國企業在1995年之前花了近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圍繞計算機的組織流程重構,而英國的行業重構尚未到位。行業層面,美國TFP加速中貢獻最大的恰恰是批發和零售貿易,前者TFP加速度達2.32pct,后者高達4.50 pct;而英國同行業的TFP不僅沒有加速,反而分別下降了0.09和1.90pct。這説明從「買了計算機」到「用好了計算機」,中間隔着整整一個「組織重構」的周期。當前AI正處於這個周期的開端,投資已經發生,但行業級的AI流程重構纔剛剛起步。
(3)1995年之后生產率紅利集中釋放
1990年代后半段,美國信息與通信技術投資和組織流程重構開始釋放生產率紅利,勞動力市場持續收緊。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1998年明確指出,生產率提升壓低了單位勞動成本,同時緩解了通脹壓力並提高了企業利潤率。盈利預期的上修與風險溢價的下降共同支撐了股市的強勁表現。Oliner和Sichel的經典研究表明,1995年后勞動生產率增速的加速中,約45%來自ICT資本深化,約26%來自計算機和半導體生產部門自身的效率提升。兩者合計解釋了約2/3的勞動生產率提速。更重要的是,這一生產率加速是廣泛的ICT使用行業,而非僅ICT生產行業的TFP普遍加速,批發和零售貿易等行業貢獻尤為突出。
1995年至2005年間,美國失業率持續走低至4%以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卻始終穩定在2%附近。這一組合在傳統菲利普斯曲線框架下難以實現,正是新技術帶來的結構性影響削弱了勞動力市場緊張向通脹傳導的機制。當前非農企業勞動份額指數已降至歷史新低且同比處於負區間,意味着利潤持續向企業端傾斜,微觀盈利結構正在發生類似的改善。
1995年之所以成為美國生產率敍事中的重要節點,是因為前期積累的多條件在這一時期疊加,硬件和芯片價格持續下降,企業軟件和網絡系統更成熟,勞動力數字技能更普遍,流程再造開始進入管理共識,領先企業的效率提升通過競爭壓力向行業擴散。宏觀統計終於開始看見此前分散在個人、部門、企業和行業中的微觀變化。ICT生產部門本身確實出現了快速質量調整和價格下降,計算機、半導體和通信設備的性能提升顯著降低了單位信息處理成本,這部分較容易進入統計。但真正決定美國與其他經濟體差異的,是組織和競爭,企業經過十多年學習后,開始形成可複製的IT組織能力,與此同時,當零售、批發、金融和製造業中的領先企業通過IT提高周轉、降低成本、改善客户響應后,競爭會迫使其他企業跟進,生產率才從個別企業擴散到行業平均。
1980-1995年的美國經驗説明,通用技術的宏觀影響通常不是沿着「投資增加、生產率立刻上升」的直線發生,而是沿着「工具擴散、技能學習、流程重寫、組織資本積累、行業競爭擴散、宏觀統計確認」的鏈條發生。這一歷史線索對AI的最大啟示是:不要只問AI是否已經全面提高宏觀生產率,而要問AI是否正在積累進入宏觀統計所需的中間條件。AI進入宏觀統計也需要三條件共振:模型和算力成本下降,企業流程和數據治理成熟,競爭迫使同行採用AI工作流。當前美國AI資本開支、企業採用、代碼和知識工作提效、數據中心建設和AI軟件嵌入都説明,AI已經從技術演示進入組織試驗階段,更像1993年前后的計算機。2026年的意義在於,這些條件正在接近臨界點,但宏觀確認可能更像1995年后逐步出現。若未來1-2年AI從個人提效擴展到企業流程再造,並在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和核心服務通脹中得到驗證,美國經濟可能出現類似90年代中后期的「增長韌性強於預期、通脹壓力弱於傳統模型」的組合。
2.2.2.1990s互聯網科技與黃金:1993-1996金價高位震盪並見頂大幅回落,科技股虹吸效應啟動
1980-1993:信息技術的起步階段,黃金與科網各自定價互不相干
198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尚處於「資本開支先行」階段。企業大量採購計算機硬件,但尚未圍繞技術重構生產組織方式,在科技股計算機的孕育時期,從盈利端來看,科技類企業的業績雖逐步改善但這是個股層面的分化,但信息技術板塊整體並未表現出明顯的超額收益。
黃金在此期間則主要隨美元指數和實際利率波動。1980年代初,沃爾克暴力加息將聯邦基金利率推升至近20%,美元指數從1980年的90低位持續走強至1985年。高利率吸引了大量資本回流美國,引發了拉美債務危機。黃金在強勢美元和高實際利率的雙重壓制下持續走低。1985年9月,《廣場協議》簽訂后美元指數顯著回落,黃金出現階段性反彈。但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金價整體在330-400美元區間窄幅震盪。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后,美國經濟逐步復甦,股票市場吸引力增強,黃金價格逐漸下跌。
1993-1996:金價高位震盪並見頂,科技股虹吸效應啟動
1993年9月,克林頓總統正式推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工程計劃,這一計劃為美國互聯網產業奠定了基礎,信息技術行業佔GDP比重自此明顯提升。1995年8月9日,網景瀏覽器在納斯達克上市,定價14美元,開盤后一路飆升至71美元,兩個小時內500萬股被搶購一空。這家公司還沒有賺到一分錢,市值卻達到29億美元。網景IPO被公認為互聯網時代開始的標誌。此后,互聯網熱潮全面爆發。同一時期,1996年2月國際金價觸及420美元/盎司的階段性高點,1996年2月12日,道瓊斯指數首次收於5600點上方。納斯達克綜合指數當日再創歷史新高,此后金價迅速見頂轉跌。1996年4月12日,雅虎上市進一步強化科技股虹吸效應。雅虎以每股13美元登陸納斯達克,上市首日上漲154%。雅虎上市進一步強化了互聯網公司的賺錢效應,資本從傳統行業加速流向科技領域。金價階段性頂部與科技股牛市啟動在時間上完美重疊。1996年12月5日,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華盛頓的演講中提出「非理性繁榮」的著名問題。儘管格林斯潘是在發出警告,但這番話反而讓全球注意到股市的驚人漲勢,進一步強化了投資者對科技股的關注。
這一時期的核心邏輯是:互聯網科技崛起改變了全球資本的配置結構。資金從黃金等傳統避險資產大規模湧入高增長的科技股,無息資產黃金在科技股高回報面前吸引力大幅下降,疊加美國經濟強勁和美元走強,共同構成了黃金長期承壓的宏觀基礎。1996年全年,黃金從年初的387美元下挫至年底的369美元,累計跌幅4.87%。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央行接連拋售導致黃金需求崩塌
1995年至1999年間,納斯達克指數上升了9倍多。1996年年收益率43.07%,1997年20.37%,1998年85.34%,1999年102.02%。在互聯網繁榮的高峰期,一家從未盈利、只要名字中有.com后綴的互聯網公司就能通過IPO籌集大量資金。與此同時,黃金在1995年至2000年的互聯網熱潮中下跌了25%。在1995年8月至2000年夏季的互聯網繁榮期,市場呈現出典型的「風險偏好」模式,資金追逐高增長的科技股,而黃金等傳統避險資產則遭到系統性拋售。美國經濟表現強勁,美元指數持續上行,進一步壓制了以美元計價的黃金。黃金被視為「過時資產」。
1997年5月7日,英格蘭銀行宣佈拋售黃金儲備。英格蘭銀行宣佈大量拋售黃金儲備,轉而投資政府債券等其他收益更高的產品。這一舉動將當時瀰漫歐洲的反黃金情緒推向頂峰,市場開始擔憂更多央行會效仿跟進。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泰國央行宣佈泰銖改為浮動匯率制,泰銖大幅貶值,亞洲金融危機正式爆發。泰國當地黃金價格一周暴漲7.2%,但亞洲地區除中國外的黃金需求降至1990年代以來最低水平。根據世界黃金協會數據,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及韓國的黃金需求量連續下跌。危機不但沒有為黃金帶來持久的避險買盤,反而因亞洲需求崩塌進一步壓制了金價。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儘管市場出現了動盪,但科技股仍然受到追捧,黃金的吸引力繼續下降。納斯達克1997年全年收益率仍達20.37%。科技股的韌性與黃金的疲軟形成了鮮明對比。1997年底至1998年初,歐洲多家央行陸續加入拋售行列。英格蘭銀行宣佈拋售后,法國、西班牙、荷蘭、葡萄牙等多家歐洲國家央行為解決財政赤字問題紛紛效法,開始大量拋售黃金。央行集體從黃金的淨買家轉變為淨賣家,徹底改變了黃金市場的供需結構。整個90年代,各國央行共出售了約3000噸黃金。
1999年5月7日,英國財政大臣布朗宣佈拋售一半黃金儲備。布朗宣佈英格蘭銀行將出售英國超過一半的黃金儲備,計劃拍賣約395噸黃金。宣佈后不到一個月金價下跌10%,金價隨即跌破260美元,創下20年新低。這一事件后來被市場稱為「布朗底」。1999年6月,瑞士國家銀行決定其2590噸黃金儲備中的一半不再用於貨幣目的,將逐步出售,在隨后十年間共出售1550噸黃金,成為歐洲拋售黃金最多的央行。1999年7月6日,英格蘭銀行以每盎司261.2美元售出25噸黃金,這是近二十年來的首次拍賣。
1999年9月26日,面對無序拋售引發的金價崩潰,歐洲央行與其他13家央行簽署了第一輪《央行售金協議》,規定未來五年內每年出售黃金總計不得超過400噸。金價迅速從250多美元回升到300多美元。這一協議標誌着央行集體拋售的終結,金價才終於止跌企穩。
3.美國經濟、沃什與黃金:「低利率、低通脹與強美元」是遠期圖景
3.1.沃什與美聯儲:不降息+長期通脹不下行=美元不弱
沃什的政策框架核心在於讓利率政策與資產負債表各司其職、分工協作。與傳統的美聯儲主席不同,沃什的政策構想中嵌入了一個關鍵的前提變量:人工智能對美國潛在增速和生產率的重塑,使得低利率、低通脹與強美元這一在傳統宏觀框架下難以兼容的目標具備了同時實現的可能。
利率政策方面,沃什的框架中,持續降息之所以不會引發通脹失控,恰恰依賴人工智能對生產率的持續推升來吸收寬松貨幣帶來的通脹壓力。歷史經驗表明,1995年至2005年間,美國失業率持續走低至4%以下,核心PCE物價指數卻始終穩定在2%附近,正是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率紅利打破了通脹與失業的傳統替代關係。沃什的政策框架可以理解為將人工智能驅動的效率改善視為貨幣寬松的安全墊。資產負債表方面,縮表持續減持長期國債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抬升長端利率以壓制資產估值、壓縮槓桿套利空間,從而約束金融泡沫與通脹預期。沃什將資產負債表收縮定性為實現高質量降息的必要前提。對於沃什而言,縮表絕非單純回收流動性,而是旨在消除長期量化寬松導致的價格信號扭曲與資源配置錯配。其本質是通過壓縮美聯儲對市場的干預深度,迫使貨幣政策迴歸以利率錨為核心的傳統調控範式。
利率管短端、縮表管長端的組合框架,構成了沃什時代貨幣政策的基本骨架。從流動性管理的實際操作來看,美聯儲並非簡單依賴縮表來抽乾市場資金。紐約聯儲同步啟動了準備金管理購買計劃,通過每月買入約100億美元的短期國庫券來增加準備金和系統公開市場賬户持倉,確保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始終處於充足狀態。這一操作在持續縮表的大框架下起到了緩衝作用,避免了流動性過度收緊對金融體系造成不必要的衝擊。
在2026年6月17日主持的首場FOMC會議上,沃什對美聯儲溝通模式、改革舉措和通脹目標執行了明確行動。
對美聯儲的溝通模式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策聲明從以往超過300個英文單詞大幅縮減至約130個單詞,降幅達62%,刪除了所有關於未來利率調整方向的暗示性表述,取消了長期以來的前瞻性指引。沃什在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示,前瞻指引並不適合當前的政策環境。他此前曾批評前瞻指引以及季度經濟預測,認為它們可能將美聯儲鎖定在一條特定的利率路徑上,使央行官員成為自己話語的囚徒。沃什拒絕提交個人點陣圖利率預測,公開表示點陣圖預測常常出錯且可能束縛美聯儲的下一步行動空間。他進一步預告,到2026年底前將全面審查美聯儲的溝通方式,包括新聞發佈會、點陣圖、會議安排、會議紀要等。這一轉變標誌着美聯儲溝通風格從伯南克以來延續十余年的前瞻指引模式,迴歸格林斯潘時期的簡潔表達。
成立五個專項工作組,覆蓋美聯儲核心職能板塊。五個工作組分別聚焦美聯儲的信息溝通機制、資產負債表政策、對現有數據來源的使用和依賴、轉型時代的生產率與就業問題以及美聯儲的通脹框架。各工作組將以第一性原則為出發點,提出尖鋭問題,審視現行做法,考慮替代方案,並最終提出下一步建議供政策制定者考慮。這一機制將整合來自美聯儲內部及外部的研究力量,被視為近年來罕見的全面評估行動。沃什表示,目標是打造一個清醒認識自身使命、適應目標並聚焦未來的美聯儲。
沃什表示在重新證明美聯儲有能力實現並維持2%通脹目標之前,看不到重新審視這一目標的理由。他坦言過去五年美聯儲未能清晰傳遞壓低通脹的政策決心。在6月FOMC會議上,美聯儲將2026年全年PCE通脹預測從3月的2.7%大幅上調至3.6%,核心PCE從2.7%上調至3.3%。沃什強調,通脹仍然遠高於2%的長期目標,即使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健,也不能過早放松貨幣政策。沃什認為當前通脹已由傳統的需求問題,轉為地緣政治驅動的供應鏈問題。
沃什的政策框架建立在AI將顯著壓低通脹這一核心判斷之上。這一邏輯與1990年代個人電腦革命時期類似,技術革命帶來的供給側效率提升,從根本上改變了通脹與增長之間的權衡關係。沃什主張美聯儲應放棄「增長必然引發通脹」的教條,以AI帶來的生產率紅利為政策依據推動利率下行。然而AI壓低通脹的長期邏輯與當前美國經濟的短期現實之間存在明顯矛盾。沃什所依賴的AI通縮效應屬於供給側的結構性力量,其發揮作用需要時間,技術擴散和企業層面的效率改進存在明顯滯后。而當前美國經濟面臨的恰恰是AI投資熱潮帶來的短期需求側通脹壓力。大規模科技公司持續投入數據中心、AI芯片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這種集中且密集的資本支出直接拉動上游需求,推高芯片、銅、能源等關鍵資本品價格。全球AI基礎設施投資預計到2030年將達到4萬億美元,其中相當部分集中在美國。AI數據中心的建設在初期階段將是通脹性的而非通縮性的,這將阻止美聯儲像沃什所主張的那樣迅速降息。沃什政策面臨的核心矛盾在於他試圖以AI的長期通縮效應為理由推動短期降息,但AI投資本身恰恰在短期內推升了通脹。
當前黃金松動的證據是弱美元走向美元不弱。油價中樞上移不可否認,通脹引發全球流動性邏輯收緊,導致美元持續不弱也難以避免。市場對油價與美元關係的理解正在形成新的共識。高油價通過兩條路徑強化美元:其一,高油價推高整體通脹水平,迫使美聯儲維持緊縮立場,降息次數和降息幅度均被壓縮,利率優勢支撐美元走強;其二,頁岩油革命之后美國已成為全球主要石油生產國和淨出口國,高油價直接改善經常賬户,貿易條件的優化進一步為美元提供基本面支撐。油價上漲從拖累美元的傳統邏輯,轉變為支撐美元的結構性力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便降息最終落地,長期通脹若仍維持高位,實際利率將被壓低,這在常規邏輯下對美元構成利空。但在全球去槓桿進程尚未結束、美元融資持續短缺的背景下,避險邏輯往往會覆蓋利率邏輯。當全球資金尋求安全資產和美元流動性時,美元的避險屬性將階段性超越利率定價框架,成為主導短期匯率走勢的更強力量。這正是當前美元在降息預期存在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不弱的重要原因。
實際利率是觀察美元走勢的核心錨點,其定義式為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通脹預期。當前影響實際利率的兩個變量均在發生關鍵變化。通脹預期端,美伊局勢是最大變量,中東衝突若進一步發酵,油價上行壓力直接推高通脹預期,名義利率不變時通脹預期上升反而拉低實際利率,對美元構成貶值壓力。利率預期端,沃什主導的美聯儲政策方向是核心變量,沃什若推動加息預期升溫,名義利率上行將直接拉高實際利率,對美元形成升值推力。
實際利率對美元匯率的核心作用機制在於實際利率衡量了持有美元資產所能獲得的真實購買力回報。當美國實際利率上升時,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產所獲得的實際收益提高,這意味着相較於其他貨幣資產,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在增強。國際資本在逐利動機驅動下流入美國尋求更高回報,這個過程從兩個渠道同時推升美元匯率。第一個渠道是利差交易渠道,全球投資者借入低利率貨幣並買入高實際利率的美元資產,直接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第二個渠道是資產配置渠道,全球央行、主權基金和大型機構投資者在調整其資產組合時,會將實際利率作為評估美元資產長期價值的重要依據,實際利率走高會促使這些長期資本增配美元資產。這兩個渠道相互疊加,使實際利率與美元指數之間形成了穩定的正相關關係。
通過覆盤,美元可以根據通脹/利率劃分爲四象限,具體而言,降息+長期通脹不下行=弱美元;不降息+長期通脹不下行=美元不弱;降息+長期通脹下行=美元不強;不降息+長期通脹下行=美元強。
當前處於不降息疊加通脹不下行的組合。政策利率鎖定而通脹預期上行,短端實際利率被侵蝕,但縮表推升期限溢價使長端實際利率維持高位。從通脹預期看,短期美元與實際利率應隨通脹預期小幅震盪,因無降息預期維持不弱區間。沃什政策框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集中體現在美債收益率曲線的陡峭化上。降息持續壓低短端利率,縮表則推升長端利率,年初3個月期與10年期美債利差約為52bp,當前已擴大至近80bp。10年期美債收益率從年初的3.85%升至目前的4.37%附近。與此同時,3月后中東地緣衝突發酵,美伊局勢升級驅動避險情緒升溫,VIX恐慌指數一度從15以下飆升至近22,全球資金加速湧入美元資產尋求安全港灣,進一步鞏固了美元的短期強勢。
四象限具體覆盤如下:
象限1:降息+長期通脹下行時期:實際利率確定下行,美元震盪不強
2019年美國經濟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減税紅利消退的雙重打擊下增速明顯放緩,核心PCE回落至1.6%,美聯儲於年中轉向降息,連續三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至1.50%至1.75%的目標區間,並於9月重啟國債購買以應對回購市場的流動性緊張。名義利率調降疊加通脹預期走弱,共同推動10年期實際收益率下行,至2020年1月已降至-0.6%。但廣義美元指數在2019年大部分時間維持在115至118的高位,降息初期並未明顯走弱,原因在於美聯儲將降息定性為中期調整而非寬松周期的開啟,同時全球主要央行也在同步降息,美國利差優勢得以保持。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發后,美聯儲兩次緊急降息至零利率並推出無限量化寬松,疫情初期全球流動性擠兑一度推動美元指數突破101,隨后在極度寬松政策下逐步回落,實際利率與美元才真正進入同步下行通道。
象限2:降息+長期通脹不下行時期:實際利率大幅下行,美元趨勢性走弱
2007年次貸危機從金融領域向實體經濟蔓延,經濟衰退風險顯著上升,美聯儲於當年9月啟動四年來的首次降息,此后連續多次操作,至2008年3月將聯邦基金利率從5.25%快速降至3.00%。通脹端呈現結構性分化,能源和食品價格走高推升總體通脹,但核心通脹有所改善,兩股力量相互抵消,使得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在2.2%至2.6%的區間內震盪,未形成趨勢性方向。政策利率的快速下行疊加通脹預期的區間波動,共同推動10年期實際收益率從高位持續走低。同期廣義美元指數跌至86.84,主因是美國率先大幅降息而其他主要央行反應滯后,利差優勢顯著收窄,美元在降息初期未能獲得支撐。不過這一美元弱勢格局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后因全球流動性危機引發的美元荒而被徹底扭轉,美元反而逆勢走強。
2024年9月美聯儲以50bp開啟降息周期,聯邦基金利率從5.25%至5.50%的目標區間開始下調,主要考量是通脹風險趨弱而勞動力市場下行風險增加,失業率在7月已攀升至4.3%。降息后CPI自9月觸底的2.4%連續回升至12月的2.9%,但核心CPI穩定,使得通脹預期區間波動。降息初期美元並未走弱,反而在2024Q4至2025年初出現短期衝高,核心是特朗普交易,美聯儲12月點陣圖顯示2025年降息次數由9月預測的4次減為2次。然而2025年4月對等關税政策加劇了美國經濟衰退擔憂,引發去美元化升溫,美元指數回落至97下方。下半年美聯儲於9月、10月和12月連續三次降息累計降息75bp,美元指數進一步觸及年內低位,實際利率在去美元化格局下逆反降息影響,維持震盪。
象限3:不降息+長期通脹下行時期:實際利率大幅走高,美元強勢
2013年美國經濟從復甦走向穩步擴張,但通脹持續低迷,通脹預期整體偏弱,美聯儲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至0.25%的超低水平。這一階段最核心的驅動因素是2013年的削減恐慌,5月伯南克暗示將逐步削減購債規模,10年期名義收益率飆升至年底的3%以上。同期盈虧平衡通脹率並未跟隨上行,實際利率的飆升完全由貨幣政策預期的轉向所驅動,10年期實際收益率由負轉正。2014年1月美聯儲正式開啟削減購債,10月結束第三輪量化寬松。廣義美元指數在2013年整體維持80至85的區間震盪,並未立即走強,原因在於市場仍在消化美聯儲退出寬松的信號,且美國經濟復甦的可持續性在當時尚需更多數據驗證。進入2014年,歐洲央行於6月推出負利率並着手實施量化寬松,美歐貨幣政策分化正式確立,美元指數持續走強,至2015年初已升至95以上。2015年12月美聯儲終於啟動近十年來的首次加息,進一步確認了美元強勢周期的確立,實際利率在政策利率維持超低水平但削減預期不斷強化的背景下持續上行。
象限4:不降息+長期通脹不下行時期:政策利率不變時,實際利率與美元指數與通脹預期趨勢反向,小幅震盪,實際利率與美元指數絕對值與利率絕對值相關。加息周期跟隨政策利率走高。
(1)加息周期+長期通脹不下行:美元與利率走強
2004年美國經濟從復甦走向強勁擴張,油價上漲和低利率刺激下核心消費價格上漲2.9%。為抑制通脹,美聯儲於2004年6月啟動連續17次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1%拉昇至2006年6月的5.25%,期間通脹預期在油價衝擊與經濟降温的博弈中震盪反覆。名義利率上行推動實際收益率同步走高,按理論框架美元應同步走強。然而廣義美元指數在此期間反而下跌至約96.80,背離了實際利率與美元的正相關關係。背離的核心原因在於美國雙赤字持續惡化,2004年經常項目赤字達6000億美元、財政赤字創4130億美元新高,結構性矛盾侵蝕了實際利率對美元的支撐。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高速增長,資本回報率優勢吸引資金持續流出美元資產,利差交易與資產配置兩條渠道均出現逆流,對衝甚至超越了實際利率上行對美元的正面拉動。
2022年美國經濟面臨新冠疫情后寬松政策、供應鏈瓶頸與地緣衝突引發的能源價格上漲三重壓力,CPI於6月衝至9.1%的峰值。為遏制高通脹,美聯儲自2022年3月起啟動激進的加息周期,聯邦基金利率從接近零的水平持續推升至5.25%-5.50%的峰值。加息與供應鏈修復推動通脹預期從2022年4月約3.02%的歷史高位持續回落至2024年初約2.3%,通脹預期在這一階段呈現寬幅震盪格局。名義利率大幅上行疊加通脹預期下行,構成了實際利率最確定的走強組合,10年期實際收益率從2022年初約0.43%持續上行,2023年8月自2009年以來首次突破2%,至2024年1月升至約1.94%。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維持在120至123的歷史高位,美聯儲激進緊縮與美國經濟相對韌性共同支撐美元保持強勢。
(2)政策利率長期不變+長期通脹不下行:跟隨通脹預期波動,歷史上均走弱
2009年美國經濟從金融危機中緩慢復甦,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鎖定在0%-0.25%的歷史最低水平。通脹預期在這一階段經歷了劇烈波動,2009年初經濟深度衰退引發通縮擔憂,此后隨着美聯儲於2009年3月啟動QE1、2010年11月啟動QE2,超寬松貨幣政策催生了美元貶值預期,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快速拉昇至2011年初的2.5%以上。在政策利率被鎖定於零下限的背景下,通脹預期的回升直接壓低實際利率,10年期實際收益率從正值持續下行至2012年底-0.12%。廣義美元指數在2009年快速下跌約14%,此后因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避險資金迴流美元而開始築底回升,2011年-2012年間在80至85區間震盪,實際利率與美元的正相關關係在這一階段被避險邏輯階段性打斷。2012年9月QE3推出后,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一度升至2.73%,進一步確認了實際利率在零利率環境下的下行趨勢。
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疫情期間美國推出了史無前例的財政刺激,2020年財政赤字高達3.13萬億,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資產在兩年內從4萬億美元推高至9萬億美元。大規模財政補貼支撐甚至抬高了需求,而疫情導致的供應鏈擾動和勞動力短缺極大地限制了總供給能力,CPI從2020年的低位一路攀升。美聯儲在整個2021年堅持通脹暫時論,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0%-0.25%的超低水平,10年期盈虧平衡通脹率飆升至2022年4月的3.0%,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在名義利率被鎖定於零下限的背景下,10年期實際收益率跌至2021年初的-0.91%。廣義美元指數在這一階段並未因實際利率的低位而走弱,反而逐步升至2022年初約120.70,主要驅動力在於美國經濟復甦節奏快於歐元區和日本,且疫情后全球避險需求持續支撐美元。進入2022年3月,美聯儲啟動激進加息周期,全年加息425bp,名義利率的暴力上行完全覆蓋通脹預期的波動,推動10年期實際收益率自2020年3月以來首次轉正,實際利率與美元由此進入同步走強的階段。
3.2.美元與美國經濟:與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經濟韌性更強
美元指數的中期走勢,根本上由美國與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差所決定。歷史數據表明,美元指數與美國相對外國經濟增速差的三年滾動相關性長期維持在0.6以上的高位。2025年以來,在「去美元化」敍事下和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相對全球經濟增速差連續走低,甚至進入負區間,隨之美元指數從近110連續下跌,最低至97以下。儘管當前2026Q2經濟數據尚未公佈,但在當前在中東能源衝擊的背景下,美國憑藉其能源獨立地位,相對優勢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從更高頻的觀測指標來看,經濟意外指數同樣能夠有效表徵美國經濟的相對優勢。美國與歐元區以及全球經濟意外指數之差對美元指數具有約一個季度的領先效應。當前美國與歐元區經濟意外指數差已擴大至111.2,觸及三年高點;美國與全球經濟意外指數差擴大至30.7,為兩年高點。這一領先指標的走闊,預示着美元在中期維度上仍有較強的上行動能。IMF在2026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中進一步將美國2026年GDP增速預測上調至2.9%。失業率預計將從2025年底的4.5%降至4.1%。2026年5月美國新增非農就業17.2萬人,幾乎兩倍於市場預期的8.5萬人,前兩個月數據合計上修9.3萬人;失業率連續三個月維持在4.3%的低位。5月ISM製造業PMI升至54.0,較4月上升1.3個百分點,創下2022年5月以來的最高水平,新訂單指數上升2.7點至56.8,顯示美國實體經濟正在加速擴張。消費端同樣保持韌性,5月零售和食品服務銷售額環比增長0.9%,遠超市場預期的0.5%,同比增速達6.9%,創近三年半新高。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當前市場對美元微笑曲線右端的驅動因素存在認知偏差。美元走強的核心邏輯不僅在於美國自身做對了什麼,更在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做錯了更多。與美國的温和加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洲正深陷增長疲弱、通脹高企與財政空間受限的多重困境。歐洲央行2026年6月最新預測將歐元區2026年GDP增長率從0.9%下調至0.8%,2027年和2028年分別為1.2%和1.5%;與此同時,通脹預期大幅上調,2026年歐元區整體通脹率從2.6%上調至3.0%。增長下修與通脹上修同時出現,意味着歐洲正面臨滯脹格局的持續深化。部分機構預測未來數月歐元區通脹率或進一步升至4%左右。能源依賴與內部政治風險持續強化其結構性弱勢,歐盟從霍爾木茲相關渠道進口約5%的原油、10%的液化天然氣以及45%的航空燃料,能源脆弱性遠高於美國。歐洲央行甚至已設定極端情景進行壓力測試,假設霍爾木茲海峽能源運輸受阻時間更長,2026年第二季度油價升至每桶近150美元,歐元區總體通脹率在2026年可能攀升至3.1%。這一情景雖然極端,卻真實反映了歐洲決策層對能源衝擊的深度焦慮。
美元的避險支撐邏輯正在從單純的油價恐慌演變為更廣泛的風險溢價定價。中東衝突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中斷,不僅直接推高油價,還衝擊了全球約兩成的液化天然氣和三成的化肥貿易,最終通過食品與工業成本的傳導鏈條,演變為全球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此外,2027年法國大選中以勒龐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有可能上臺,其反歐盟、反歐元的政策主張或將動搖歐元根基,加之其高支出預算措施將進一步加劇法國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110%的債務負擔,迫使市場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甚至可能引發債務危機與資本外逃。這一政治風險雖然尚未完全爆發,但已構成歐元中期前景的深層隱憂。
從歐洲整體能源格局來看,歐盟能源進口依賴度高達56.9%。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明確警告,若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出現長期中斷,通脹仍可能高於基線預測,經濟增長則可能持續低於預期。歐洲央行最新經濟預測已將歐元區2026年總體通脹率從1.9%大幅上調至2.6%,全年實際GDP增速從1.2%下調至0.9%。歐盟委員會2026年春季經濟展望進一步確認,歐盟GDP增長將從2025年的1.5%放緩至2026年的1.1%,較去年秋季預測下調0.3pct,通脹率預計上升至3.1%,較秋季預測高1pct。增長下修與通脹上修同時出現,意味着歐洲正面臨滯脹格局的持續深化。
橫向對比來看,美國固然面臨財政赤字壓力,但其增長優勢更為突出。市場當前更為憂慮的是歐洲的增長韌性與能源安全。OECD預計歐元區2026年實際GDP增速僅為0.8%,而歐盟從霍爾木茲相關渠道進口約5%的原油、10%的液化天然氣以及45%的航空燃料,能源脆弱性遠高於美國。與此同時,歐洲缺乏一個等同於美債的統一財政安全資產,制度上的碎片化進一步削弱了歐元在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中的競爭力。日本同樣令市場擔憂,低增長疊加超高債務負擔與日本央行政策正常化的不確定性,構成了日元的持續壓制。韓國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高度依賴半導體周期與能源及關鍵工業投入的進口,韓元匯率彈性較大,同樣面臨外部衝擊的脆弱性。
4.不降息且在加息之前預期搖擺階段覆盤:黃金偏弱而高景氣資產是權益市場最佳選擇
4.1.1.加息預期搖擺階段大類資產:黃金偏弱,美元偏強,銅有較高配置價值
從歷輪加息周期前后的大類資產表現來看,加息落地前,美元多數走強,黃金偏弱,10年期美債收益率傾向上行,股市表現分化,標普500在加息前多數上漲但落地后1至3個月普遍下跌。加息后銅價多上漲,反映經濟韌性;油價在加息前常大漲,之后方向由地緣與供需主導,無固定規律。黃金走勢無穩定規律,取決於實際利率與避險情緒的博弈。當前環境與此前周期的核心差異在於沃什框架主動推升期限溢價,使得長端利率在高油價與財政信用風險的雙重驅動下上行空間進一步打開。對資產配置而言,政策觀望期的核心啟示在於聚焦高景氣科技龍頭,而非在利率方向不確定時過度承擔久期風險。
加息開始前,最值得配置的是銅和美元類資產,迴避債券。銅在加息前半年勝率極高,2004年漲14.38%、1999年漲9.89%、2022年漲4.13%,僅2015年因全球需求疲軟暴跌19%,勝率高達80%。加息前全球經濟通常處於復甦或過熱階段,銅作為工業金屬直接受益。美元指數在加息前半年同樣表現出色,除1988年外其余五輪全部走強,平均漲幅約5%,加息預期提前定價是核心驅動力。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加息前多數上行,當前應迴避長久期債券。美股和黃金在加息前方向高度分化,無一致規律,不宜作為確定性配置方向。
加息開始后,最值得配置的是銅,美股需大幅減倉,黃金視實際利率方向靈活決策。銅在加息后三個月表現依然穩定,五輪中有四輪上漲,2004年漲12.11%、1999年漲10.46%、2015年漲7.35%,僅2022年因全球需求收縮下跌3.47%,勝率80%。美股在加息后三個月多數承壓,除1988年外其余五輪標普500均下跌,平均跌幅約2.8%,加息對高估值股票的衝擊最為直接,應大幅降低倉位。10年期美債在加息后方向依然不明,2004年因預期落地收益率下行60bp,2022年因通脹失控收益率繼續上行101bp,當前不宜作為核心配置。
在降息周期結束、加息預期逐步形成的階段,美債市場往往呈現出期限溢價觸頂回落,而經濟先行指標PMI和美債名義收益率卻同步走高的規律。回顧2003年至2004年、2014年至2016年以及2020年至2021年三段歷史區間,這一規律清晰可見。其背后的邏輯在於市場敍事的根本性切換。降息周期的尾聲,市場通常仍被衰退擔憂籠罩,對未來政策路徑和經濟增長充滿不確定性的預期,使得投資者要求極高的風險補償,從而將期限溢價推至周期頂部,例如2003年初ACM期限溢價曾高達約2.0%。然而隨着ISM製造業PMI作為經濟先行指標持續回升並站穩擴張區間,經濟內生動能正在修復的信號逐步得到確認。美聯儲轉向加息的意圖在數據改善的過程中逐漸明朗化,反而消除了市場最擔心的不可預測性,期限溢價因此從高位趨勢性回落,2003年至2004年期間從約2.0%降至0.5%左右。與此同時PMI走高直接推升了實際利率預期,經濟向好意味着資本回報率提高,疊加需求回暖帶動的通脹預期升溫,以及市場開始為更高更長的利率中樞定價,多重因素共同推動美債名義收益率中樞整體上移,2003年至2004年間10年期收益率從4.01%升至4.22%。這一階段的本質在於期限溢價的回落反映的是尾部風險的解除,而收益率的走高反映的是經濟基本面的改善,二者並存並非矛盾,是周期切換期特有的市場狀態,也預示着貨幣政策即將從寬松轉向緊縮。
(1)2004年6月經濟火熱背景下的預防式加息
2004年美國經濟在長期低利率刺激下復甦勢頭強勁,全年經濟增速預計超過4%,3月至5月各月就業人數增長均超過20萬,個人消費支出升溫,核心消費價格上漲2.9%,通脹壓力明顯抬頭。美聯儲於2004年6月時隔四年再次開啟加息,時任主席格林斯潘重申將有條不紊地逐步提高利率,本輪屬於典型的經濟復甦與通脹抬頭背景下的預防式加息。
加息前半年市場已提前進入觀望狀態,美股漲幅温和,納斯達克僅上漲2.05%,標普500上漲2.92%,石油與銅則因全球經濟復甦帶來的需求拉動分別大漲17.67%和14.38%,黃金受美元走強和實際利率上行預期壓制下跌4.68%。加息落地后三個月,美股出現明顯回調,納斯達克下跌8.69%,標普500下跌2.70%,加息對高估值長久期資產的衝擊更為直接,科技股跌幅遠大於傳統板塊。石油和銅卻延續甚至加劇漲勢,分別暴漲34.64%和上漲12.11%,大宗商品走勢與美股顯著分化。黃金在加息后三個月逆勢上漲4.02%,核心驅動是伊拉克局勢急劇惡化催生的地緣避險需求。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加息后三個月下降60bp,走出了加息落地后長端利率反而下行的經典預期落地行情,市場迅速轉向定價加息將抑制經濟增長。美元指數在加息后三個月微跌0.78%,加息並未帶來美元持續走強。加息發生在經濟復甦早期且企業盈利仍在擴張時,股市調整是階段性的,美股在短暫回調后便在盈利改善推動下恢復上漲,大宗商品則在加息周期中持續走強。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長端利率的下行,市場在加息落地后迅速轉向定價緊縮將抑制增長,這一信號對判斷資產拐點至關重要。
(2)2022年3月通脹失控下的追趕式加息
2022年美國的宏觀環境與2004年有本質差異。受疫情后供需失衡導致供應鏈持續緊張、能源價格因俄烏衝突大幅飆升以及此前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積累了過量流動性的三重影響,2月CPI同比增速高達7.9%,續創40年新高。美聯儲於3月16日宣佈加息25bp,市場一度預期加息50bp,但受俄烏衝突影響最終僅温和加息,美聯儲在聲明中承認俄烏衝突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高度不確定,短期內將對通脹形成額外上行壓力並對經濟活動造成壓力。
加息前半年美股已深陷熊市,納斯達克暴跌17.02%,標普500下跌6.86%,恆生指數暴跌21.98%,與2004年加息前美股温和上漲的格局截然不同,市場早在加息落地前就已開始定價緊縮和衰退風險。大宗商品則因俄烏衝突引發的供給衝擊而暴漲,石油前半年暴漲53.08%,黃金上漲8.74%,銅上漲4.13%,美元指數在全球資本動盪中迴流美元資產避險的加持下前半年升值7.15%。加息落地后三個月,納斯達克繼續下跌9.87%,美股創2008年以來年度最差表現。石油后三個月繼續上漲9.23%,全年維持強勢。黃金在后三個月下跌6.35%,加息落地后美元持續走強和實際利率上行成為壓制金價的主導力量。美元指數后三個月繼續升值5.12%。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后三個月繼續上行101bp,長端利率並未像2004年那樣因增長擔憂而下行,市場定價的是通脹將長期居高不下而非緊縮將抑制增長。當加息發生在通脹失控、經濟下行風險加劇的滯脹背景下,資產定價邏輯與預防式加息完全不同。美股在加息前已大幅下跌,加息落地后的反彈是短期的,隨后在持續緊縮和盈利下行中繼續探底。大宗商品受供給衝擊主導,與貨幣政策的相關性弱化。黃金在加息周期中先漲后跌,美元持續走強成為壓制金價的主導力量。
4.1.2.加息預期搖擺階段權益市場:高景氣品種的超額是明確且持續的
當前宏觀環境可與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形成高度類比。兩段時期均處於輸入型通脹驅動下的政策觀望期,美聯儲既不降息也難加息,市場陷入要加不加的定價僵局。2003年至2004年間,伊拉克戰爭引發油價大幅上行,總體通脹從2%攀升至3%以上,但核心通脹温和,維持在1%至2%區間。美聯儲在將利率降至1%后按兵不動長達一年,選擇看穿油價衝擊。當前同樣面臨中東地緣衝突驅動的能源價格上漲,總體通脹受能源推升而核心通脹尚未跟進,央行同樣處於政策觀望期。兩段時期的核心差異在於當前利率起點遠高於2003年,但央行的政策行為模式高度一致。
基於銀行信貸緊縮指數的長期數據,兩段時期均處於信貸周期從極端收緊迴歸中性的關鍵階段,指數均由歷史高位持續回落至零軸附近。具體來看,2001年衰退期間信貸緊縮指數一度攀升至約36,隨后逐步回落,至2003年6月降至約5.2,2003年10月進一步降至0.6,2004年更是一路下行至-12.7,銀行從大幅收緊信貸轉為淨放松。當前階段同樣經歷了類似的過程,2023年硅谷銀行事件衝擊下指數一度飆升至45.0的峰值,隨后逐季回落,2025年10月降至4.6,2026年一季度進一步降至2.8,二季度小幅回升至4.5,整體圍繞零軸附近波動。兩段時期的核心相似性在於,指數均從危機模式下的極端收緊水平經過約兩至四個季度的持續下行后迴歸至零軸附近的中性區間,且均呈現圍繞零軸雙向波動的特徵,反映銀行信貸行為從全面收縮轉向正常化。這種指數走勢的同構性説明兩個時期均處於信貸緊縮周期的尾聲,信用環境已完成從危機狀態向正常狀態的修復,銀行不再對經濟施加額外的收縮性壓力,從而為實體經濟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金融條件基礎。
2003年至2004年政策觀望期內,失業率呈現典型的「滯后改善」特徵,從2003年6月6.3%的周期高點緩慢下行,至2004年12月降至5.4%,累計下降0.9個百分點但耗時長達18個月;非農就業恢復同樣波折,2003年11月僅增5.7萬人,遠低於市場預期。當前階段失業率穩定在4.3%附近,雖絕對水平顯著低於當年,但同樣呈現「經濟數據好轉在先、就業確認在后」的滯后特徵,2025年就業增長一度放緩。兩段時期的共性是就業改善均滯后於經濟復甦且節奏緩慢,這一滯后性恰恰是美聯儲在「要加未加」僵局中選擇保持觀望的關鍵依據。差異在於當前失業率絕對水平更低,勞動力市場更為緊俏,或意味着本輪政策觀望窗口可能短於2003年至2004年。
在不降息又處於要加不加的定價環境中,市場呈現出鮮明的結構性特徵。2003年底至2004年初與2026年4月至今,美股與美元走勢高度趨同,其核心邏輯同源。油價上行推升總體通脹,但核心通脹尚未跟進,市場對加息的預期支撐美元偏強震盪;同時,戰爭風險溢價消退后,經濟軟着陸預期與企業盈利韌性共同驅動股市反彈。兩段時期均呈現油價衝擊、政策迟疑、美元震盪偏強、風險資產回升的資產定價鏈條。2004年標普500全年盈利增速達21.5%,連續第二年實現雙位數高增長,支撐指數全年震盪上行,漲幅8.6%;納斯達克指數全年盈利增速23%,漲幅8.9%。
事實上,在利率方向模糊的政策等待期里,高景氣品種是跑贏市場的核心抓手。2000年以來,美聯儲不加不降的政策觀望階段(2003/6-2004/6、2020/3-2021/3、2023/6-2024/9),納斯達克100多次跑贏標普500,超額收益持續走闊。具體覆盤如下:
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聯儲緊急降息至零后進入政策等待期。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發,美聯儲兩次緊急降息至0-0.25%,並啟動無限量QE。隨后經濟逐步復甦,但美聯儲承諾維持零利率直至充分就業和通脹目標達成,政策進入觀望狀態。至2021年3月,納斯達克100滾動一年收益率一度高達86.3%,同期標普500約76.1%,超額收益約10.2pct。從盈利端來看,疫情期間納斯達克100的盈利韌性明顯強於標普500。2020年一季度標普500的TTM EPS從疫情前的約16美元驟降至不足2美元,跌幅接近90%,而納斯達克100從約25美元降至約5美元,跌幅約78%。標普500的盈利基數幾乎被打至地板,因此2021年經濟復甦后其同比增速在數值上遠超納斯達克100。但這本質上是基數效應造成的統計幻覺。從絕對盈利水平看,納斯達克100始終高於標普500,這纔是其獲得持續超額收益的基本面根基。
2023年6月至2024年9月,美聯儲在激進加息后進入政策觀望期。此前美聯儲為應對通脹從2022年3月至2023年5月連續加息10次,累計加息500bp。2023年6月首次暫停加息,此后維持利率不變長達15個月。觀望期起點,納斯達克100滾動一年收益率約25.6%,標普500約14.0%,超額收益約11.6pct。若以累計漲幅計算,期間納斯達克100上漲約52%,標普500僅約26%,超額收益近26pct。從盈利端來看,2023年三季度之前標普500的盈利增速一度優於納斯達克100。但2023Q4成為明確的分水嶺,納斯達克100的TTM EPS同比增速首次反超標普500。此后盈利差距持續擴大,反映出AI相關企業的盈利正以遠超傳統經濟部門的速度兑現。超額收益在觀望期前半段與盈利優勢同步擴張,但進入2024年后,隨着降息預期不斷前移,市場提前對AI盈利高增進行了充分定價,超額收益的擴張斜率明顯放緩。在宏觀利率約束下,估值端的壓制力量開始抵消盈利端的相對優勢。
以羅素1000成長與價值指數比值衡量,2020年3月至2021年4月期間,成長風格持續跑贏價值風格,比值從疫情衝擊后的低點約1.40趨勢性上行至約1.66,區間漲幅約18.6%。這一走勢的宏觀背景是:美聯儲將利率降至零后進入「要加不加」的政策觀望期,利率失去方向性指引,資金無法通過判斷利率走勢獲利,只能涌向盈利確定性最強的資產。科技板塊成長股憑藉高景氣、高盈利增長的特徵跑贏,而價值股因低增長屬性難以吸引資金。該階段納斯達克100同樣顯著跑贏標普500,從指數和風格兩個層面交叉驗證了同一結論,在「降息結束、加息未啟」的政策模糊期,高景氣資產佔優是歷史規律。當前市場同樣處於降息結束后的政策觀望期,這一規律具有直接參照意義。
5.AI、美元與黃金:美元正在形成圍繞AI新的資本循環
回顧觀察,過去幾年黃金和AI科技比翼齊飛,本質上代表世人的兩種判斷和選擇,一種認為世界秩序正在步入持續混亂而選擇黃金,而另外一種則始終相信科技讓世界更加美好而選擇AI科技。2023年以來,黃金和納斯達克走出了歷史上罕見的同步大漲行情。本輪同漲期間黃金也歷史性罕見地背離了實際利率負相關的歷史規律,從黃金根本的貨幣屬性出發,本輪黃金與納斯達克同步上行的核心驅動是流動性寬松,而非低利率。2023年以來美聯儲處於加息縮表階段,聯邦基金利率被推升至5%以上,2024H2纔開始降息周期,流動性能保持寬松的機制有二:(1)非美央行先於美聯儲降息。2023-2024年,歐洲、英國等央行率先進入降息周期,全球流動性外溢效應推升了包括美股和黃金在內的各類資產。全球資本在非美經濟體降息的推動下尋找高收益資產,美股和黃金同時受益。(2)美國財政擴張對衝了美聯儲縮表。2023-2024年,儘管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繼續收縮,但流動性收緊主要被逆回購(ON RRP)使用量的下降所吸收,金融機構首先減少了在逆回購工具中的閒置資金,使得儲備金縮減規模維持相對穩定。美聯儲在收水,ON RRP作為緩衝,財政部持續放水,兩者對衝后淨效應依然是流動性寬松。
儘管共享流動性寬松的宏觀背景,但從敍事角度看,黃金與納斯達克各自上漲的相互獨立。納斯達克的上漲由AI產業革命驅動。2022年底ChatGPT引爆AI敍事,2023-2024年七大科技巨頭憑藉AI帶來的強勁營收和基本面吸引全球資金,2023年和2024年,標普500指數分別錄得24%和23%的漲幅,與生成式AI概念相關的基礎設施層和應用層股票上漲。而黃金的上漲則由三個獨立敍事交織推動:(1)美元信用風險。特朗普2.0時期的逆全球化主線動搖了美國的國家信用和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2)央行購金的結構性需求。2022年以來,俄烏衝突之后,全球央行淨購金連續三年超1000噸,「去美元化」背景下央行購金的規模得到延續。美國債務和赤字規模取代傳統的實際利率,成為黃金的定價錨,其貨幣屬性被再次激活。(3)系統性金融風險。2023年以來硅谷銀行等倒閉事件引發避險情緒升溫,此外美國失業率一度觸發薩姆法則,衰退擔憂甚囂塵上,助推了黃金價格上漲。整體來説,黃金靠的是「去美元化+央行購金+避險」,其背后錨定的是美國政府的信用,納斯達克靠的是「AI產業革命」,其背后錨定的是美國系列AI企業的創新與領先能力,兩者基本面的核心驅動力正交獨立,共同在流動性寬松的背景下走出了歷史性的行情。
2026Q2,隔夜逆回購已降至2.51億美元,流動性緩衝墊歸零,量化緊縮的壓力將直接傳導至銀行準備金,與此同時,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39萬億美元,全年利息支出佔財政總收入近20%,財政擴張的空間與能力均已逼近極限。同時,2026年6月沃什首秀美聯儲點陣圖顯示加息預期重燃,PCE通脹預測大幅上調至3.6%,GDP增速預測下調至2.2%。在這一新背景下,金股同漲的流動性寬松背景受到挑戰,納斯達克面臨高利率對估值的持續壓制,唯有盈利兑現的龍頭能獲得溢價。黃金受益於央行購金與去美元化的結構性需求構成底部支撐,但當前美國經濟數據良好,顯著優於歐洲地區,美國優先的資本風格正在迴歸,去美元化敍事正在松動,相對應的美元指數重返101。
往后看,黃金與科技股更可能從比翼齊飛轉向各自錨定獨立定價,納斯達克看AI資本開支與盈利兑現的節奏,黃金看美元信用的博弈。而真正可能導致兩者關係發生範式切換的變量,是AI應用端能否在未來兩年內大規模落地、推動生產率顯性化,若該情景兑現,黃金與納斯達克的關係可能複製互聯網時期1995-2000年的路徑,從弱正相關轉向弱負相關,即資金從避險資產系統性流向高增長科技資產。
現在看,黃金在過去的高潮定價過度放大央行購金與美元信用體系垮塌這兩個在中短期「看得見」且比較突出的核心矛盾,而忽略了AI生產力這一隱藏許久的長期命題。歷史告訴我們新技術和生產力之間永遠有一段「黑暗隧道」,而1987年的索洛悖論最終證明宏觀數據對於新技術衡量是一把偉大卻又失效的尺子。步入2026年,投資者正在迎來黃金與AI科技的終極決勝,在AI全面提速及不斷滲透的當下,從微觀證據到宏觀效率的轉化,顯然我們的觀點站在了AI科技這一側,也顯然天平正在向AI科技逐漸傾斜。
5.1.美元與AI:當前美國正在形成圍繞AI新的資本循環
進一步,理解人工智能對美元的支撐,除了「AI直接推動美國經濟走強進而支撐美元」的敍事,還需要關注一個資本閉環:美國超大規模科技公司投入鉅額資本支出,在亞洲尤其是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購買人工智能算力基礎設施、人工智能服務器、存儲和網絡設備,亞洲算力產業鏈賺取鉅額出口盈余后,部分迴流購買美元資產,進而為美國科技巨頭下一輪人工智能資本支出間接提供融資。
資本循環的第一層邏輯在於美國科技巨頭的資本支出規模。2025年,五大科技公司微軟、亞馬遜、谷歌、Meta和甲骨文的資本支出合計約4490億美元,增速高達72%。進入2026年,摩根士丹利預計五大巨頭的資本支出將進一步攀升至約8050億美元,幾乎是2025年的兩倍,大致相當於標普500中所有非科技公司在2025年的資本支出總和。從更宏觀的視角看,超大規模企業的資本支出已佔美國非住宅固定資產投資約20%,AI投資在2026年第一季度已佔美國GDP增長的75%。
AI驅動的出口繁榮正在為韓國和中國臺灣創造史無前例的經常賬户盈余。韓國AI相關出口占GDP的比重有望從過去十年的不足10%提升至2026年的近30%,中國臺灣則可能從2025年的高位基礎上進一步攀升至GDP的30%以上。相比之下,非科技類出口因區域供應過剩和能源衝擊而持續低迷。這一分化清晰地表明,AI是此輪盈余擴張的核心驅動力,其規模遠超2017至2018年的半導體上行周期。韓國本輪AI相關出口占GDP的增量約為上一輪周期的9倍,中國臺灣約為3倍。臺積電2025年全年營收達1224.2億美元,同比增長35.9%,毛利率接近60%。面對持續旺盛的AI芯片需求,臺積電將2026年資本支出大幅提升至520億至56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韓國方面,在半導體超級周期的驅動下,2025年全年經常賬户順差達到1230.5億美元,刷新歷史紀錄。中國臺灣地區2025年全年經常賬户順差達到1811.4億美元,第三季度單季經常賬户順差即達458.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其中商品貿易順差498.3億美元亦創單季新高。芯片出口的擴張規模已足以完全覆蓋能源進口成本,即便在中東能源價格大幅上漲的嚴重不利情景下,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芯片-能源貿易淨額仍將保持龐大的正盈余,韓國2026年芯片-能源淨余額預計佔GDP的25%,中國臺灣約為28%。
鉅額盈余並未如傳統模式那樣轉化為本幣升值或國內貨幣供應的擴張。儘管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經常賬户盈余大幅飆升,但兩地的M2增速僅維持在5%左右,遠低於次貸危機后那一輪周期中盈余通過銀行體系結匯、推動貨幣供應量同步擴張的模式。出口商並未將美元收入大量結匯,而是將資金留存海外。這意味着AI出口帶來的美元收入並未大規模迴流至韓國和中國臺灣本土經濟,而是以美元資產的形式停留在離岸市場。
在韓國,盈余主要通過家庭和養老基金流向海外股票市場,表現爲持續且大規模的證券投資流出,同時外資因韓國股票持倉估值上升而增加對衝需求,進一步放大了外匯失衡。在中國臺灣,盈余則更多地體現為出口商將美元收入留存海外,表現爲國際收支中海外存款的急劇積累,僅2025年一年,中國臺灣海外存款的增加額就接近GDP的8%。歷史上中國臺灣的盈余更多通過壽險公司購買美國債券的方式迴流,而本輪周期中出口商直接將美元滯留海外,形成了更為直接的美元資產需求。
總體而言,只要美國AI資本支出不出現系統性崩盤,亞洲供應鏈的盈余滯留海外就能為美元提供比傳統周期更強的下行緩衝。但這一機制提供的更多是韌性而非趨勢主導,美元真正的方向性變量,依舊取決於美聯儲利率路徑與美國財政赤字的演化。
5.2.AI與黃金:2026年可能是AI對長期生產力積極作用的元年
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是:為何在能源通脹壓力邊際減弱的情況下,美債利率仍然居高不下?或許實際利率的抬升預示市場正在開始定價人工智能生產率提升和美國潛在增速上修。
五月WTI油價下跌8%,10年期通脹預期下行9bp,但10年期美債名義利率反而上行7bp。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其根源在於10年期TIPS實際利率繼續走升至2.07%,上行了16bp。實際利率的上行意味着市場的定價邏輯正在發生轉換:市場不再僅僅交易能源通脹,而是開始重新定價美國的真實融資成本、潛在增速和長期資本回報率。人工智能資本開支和生產率預期可能是實際利率抬升的積極解釋。如果市場相信人工智能能夠提高美國的潛在增長和資本回報率,那麼中性利率和實際利率就可能被系統性上修。當然,這一解釋並不能完全排除財政赤字、美債供給和期限溢價的共同影響。因此,當前美債的定價邏輯更準確地應被理解為通脹韌性、人工智能增長預期與財政期限溢價的混合定價,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了長端利率的當前位置與未來走向。
通用技術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是自微觀向宏觀、自企業向社會擴散的過程,在探討20世紀90年代IT信息化對企業發展的過程時,「諾蘭模型」是繞不開的框架。這一模型由美國著名管理信息系統專家理查德·L·諾蘭提出,在其《創造性地破壞:改造組織的六階段進程》一書中進行了系統性的闡述。諾蘭認為,要在信息經濟中競爭,企業必須對舊有的、層級分明的職能型組織進行一場革命性的「創造性破壞」。他基於對200多家機構的實踐觀察,描繪了一個六階段藍圖來指導組織完成這場蜕變。
IT對企業影響六階段過程如下:
(1)啟動階段:企業安裝第一臺計算機,用於數據處理。此時計算機只是高級計算器,替代部分重複性手工勞動,但尚未改變任何業務流程。
(2)擴散階段:隨着PC價格下降和軟件豐富,企業各部門爭相購買計算機。計算機系統數量快速增加,但各系統之間互不聯通。
(3)控制階段:計算機數量暴增導致IT成本失控。企業發現各部門買了大量電腦卻缺乏統一規劃,軟件重複採購、數據標準不一、維護成本高企。管理層開始試圖遏制快速上升的計算機服務成本,將IT發展置於受控狀態。
(4)集成階段:重點是實現企業各種信息技術平臺和數據處理系統的整合,將各種各樣的系統和技術集成為內在統一系統,使數據處理系統的發展進入再生和受控發展時期。
(5)數據管理階段:將企業內分散的、互不聯通的信息技術平臺和數據處理系統整合為內在統一的系統,圍繞計算機重新設計工作流程、調整組織結構。
(6)成熟階段:集成完成后,企業將精力從系統建設轉向系統應用,開始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企業已經離不開IT系統,IT從成本中心變成了競爭力來源。
1995年諾蘭進一步提出信息技術發展的三個時代模型。(1)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的數據處理時代,信息技術主要在企業的操作和管理層面起作用,其主要功能是專門工作的自動化,如開展庫存管理、財務管理、生產計劃制定、計算機輔助設計製造等,這個階段主要應用的是信息技術的本原功能。(2)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的信息技術時代,信息技術在整個企業的業務管理和決策層面發揮作用,強調基於信息技術開展企業業務運作和決策,如建立企業資源計劃管理系統、產品數據管理系統、辦公自動化系統、決策支持系統等,這個階段主要應用的是信息技術的擴展功能。(3)網絡時代,信息技術不僅僅用於提高企業的業務效能,而是強調信息技術的戰略作用和社會資源的整合,通過信息技術將組織、人員及其工作整合為一種網絡化的組織形式以創造更高的生產率,並與其他企業實現協同,促進整個價值鏈的增值,如建立電子商務系統、供應鏈與客户關係管理系統、協同產品商務系統、異地網絡化協同設計製造系統等,這個階段主要應用的是信息技術的戰略功能。
基於諾蘭模型六階段框架,從量價的視角將美國計算機投資佔比與出口價格指數的階段性演變進行分析,可以得到更具體的一條歷史路徑。(1)1975至1983年,大型機價格剛性上漲,計算機僅限少數企業試點,滲透率極低,屬於啟動階段,計算機投資佔信息處理設備投資額佔比從11%躍升至1983年的27%。(2)1983至1989年,PC標準化引發單位成本雪崩,企業部門採購降速,開始向學校與家庭擴散,價格增長進入負區間,抵消了投資總額的上升,對應諾蘭擴散階段。(3)1989至1992年,受經濟衰退與前期低利用率影響,管理層主動遏制硬件支出,滲透率短暫停滯,投資佔比斷崖下降,對應控制階段的財務收縮。(4)1992至1993年,價格戰觸底,計算機出口價格增速暴跌至1992年的-7%,企業將重心從硬件採購轉向網絡集成與流程重構,滲透率低位企穩並小幅抬升,對應集成與數據管理階段。(5)1994至1995年,奔騰處理器與Windows 95引爆需求,計算機價格跌幅急劇收窄,領先者借IT構建起護城河,倒逼同業緊急跟進,滲透率出現跳躍式提升,是量價提升的關鍵時刻。(6)1995年后,計算機徹底大宗商品化,滲透率飽和並向全社會無差別覆蓋,投資向軟件與服務傾斜,進入成熟與網絡時代。
當前AI大模型產業的發展脈絡與計算機史上1994年前后狀態極為類似。2024年,頭部廠商掀起算力價格戰,部分模型調用成本降幅超過80%,以極致性價比快速鋪開Token使用量培養用户習慣,搶佔生態入口,類似PC標準化后通過價格雪崩實現企業部門的廣泛滲透。至2025年底,隨着Token調用量從千億級躍升至萬億級,算力成本壓力疊加模型能力的實質性躍升,市場需求量暴增催化大模型價格抬升,這正如1994-1995期間計算機量價齊升的背景。在節奏上與1994年奔騰處理器與Windows 95引爆企業IT軍備競賽的歷史節點高度趨同,目前AI已從「錦上添花的試驗工具」轉變為「不可或缺的生產力要素」,領先者憑藉模型可以構建起優勢,倒逼同業不得不跟進部署。這一從價格戰到需求爆發的特徵體現出AI產業的2026恰如計算機產業的1994,是生產率提升起點。
將2026年定義為開端之年,恰恰因為人工智能對生產率的改造尚不成熟。當前生產率紅利高度集中在客服、營銷、編程等可結構化任務上,而人工智能智能體的大規模部署仍處於早期階段。斯坦福大學2026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指出了另一面風險,重度人工智能依賴可能帶來長期學習損失,減緩技能發展;同時有33%的組織預計來年將因人工智能而縮減人力,特定崗位如年輕程序員的就業已下降近20%。技術對勞動力市場的替代效應正在真實發生,且可能先於生產率紅利的全面釋放。
人工智能長期有望提升生產率,但短期首先體現為電力、銅、設備和數據中心等成本端的集中上行。國際能源署預計全球數據中心用電量到2030年將增長至超過2倍;美國能源部援引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研究表明,美國數據中心用電佔比可能由2023年的約4.4%升至2028年的6.7%至12%。成本端的壓力在短期內構成了通脹的向上推力,這與1990年代初期信息技術投資階段的特徵高度相似。2026年不是人工智能生產率紅利全面兑現的一年,而是從工具試用走向流程重構的開端。若這一趨勢持續,市場定價重心將逐步從通脹、政策路徑和地緣衝擊,轉向單位成本、利潤率和盈利修正。
從宏觀投資規模來看,斯坦福大學2026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2025年美國私人人工智能投資達到2859億美元,是中國的23倍以上;美國擁有5427個數據中心,是其他任何國家的10倍以上。AI數據中心的電力容量已升至29.6吉瓦,大約相當於紐約州在用電高峰時的全部用電量。這一量級已經不是單一行業投資所能概括,而是在系統性改變美國的資本形成結構。
在基礎設施投入層面,報告指出,主要雲服務提供商的資本支出已大幅加速。僅谷歌一家公司2025年的年資本支出就超過1500億美元;亞馬遜、谷歌、微軟、Meta、甲骨文等主要超大規模企業自ChatGPT發佈以來,基礎設施支出已翻倍。這一規模已相當於美國經濟總產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再只是科技行業內部的資本開支周期,而是足以影響美國固定資產投資和GDP增速的宏觀變量。與1990年代計算機投資周期類似,人工智能對生產率的直接拉動可能仍處早期,但資本形成端的宏觀痕跡已經率先出現。
從最新數據來看,人工智能在美國企業中的擴散已經跨越了早期試驗階段,開始進入規模化應用。截至2026年5月,約18%的美國企業已在至少一個業務功能中部署了人工智能,若按就業加權計算,這一比例上升至32%,意味着大型企業對AI的採用明顯領先於中小企業。其中,250人以上的大型企業AI使用率已達到37%,而28%的員工報告高頻使用AI,即每周多次或每日使用,表明AI已開始嵌入日常工作流。更重要的是,在已部署AI的組織中,65%的員工認為生產率和效率獲得了實際改善,這一反饋表明AI的有效性已從宏觀敍事下沉為微觀共識。
微觀效率紅利已經在多個可結構化任務中被嚴謹驗證。在客服支持場景中,AI輔助使每小時解決的問題數量提升了14%,其中新手員工的改善幅度更大,達到34%,説明AI具有明顯的技能平權效應。在專業寫作任務中,AI使完成時間縮短了40%,同時輸出質量提升了18%。在知識密集型的諮詢任務中,AI輔助使得任務完成速度提升超過25%,質量提升超過40%。值得注意的是,AI並非均勻提升所有任務,可結構化、可驗證、知識密集的任務最先受益,而深度推理和複雜判斷仍需要人工複覈。這意味着微觀效率改善已經可觀測,但從任務紅利擴散為企業利潤率的提升,仍需要流程重構和組織能力的配套。
高盛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有望給全球經濟帶來深遠變革。隨着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進步,相關工具逐步進入企業和社會各個領域,有望推動全球GDP增長7%,即接近7萬億美元,並在十年內將生產率年增長率提升1.5pct。
麥肯錫的測算更為具體,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每年可為全球貢獻2.6萬億至4.4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在生產率方面,僅生成式人工智能一項,就能在2023年至2040年間為勞動生產率的年增長貢獻0.1至0.6個百分點;若結合其他自動化技術,整體年增幅可達0.5至3.4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將工作自動化程度達到50%的時間中點從2053年提前至2045年,勞動力轉型的節奏正在顯著加快。
BEA最新官方研究顯示,人工智能密集型行業已開始顯現生產率改善的早期信號。2021年至今,因2026年數據尚未更新,人工智能高使用強度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2.01%,而同期非人工智能密集型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則下降了0.41%。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密集行業的產出價格年均增速僅為2.28%,遠低於非人工智能密集行業的5.58%,且勞動力和材料成本的貢獻度顯著下降。這一組數據並非因果關係的最終證明,而是尋找傳導機制的起點。
2026年最有意義的變化,並非宏觀全要素生產率已經全面躍升,而是任務效率、流程滲透、投入節約與行業全要素生產率開始同時出現方向一致的證據。這是通用技術擴散早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宏觀總量層面尚不明顯,但微觀結構層面的變化已在累積,只待時間發酵為更廣泛的效率釋放。
6.當前黃金更趨於M頂:類比2021年「茅指數」一頂已經明確
當前黃金面臨的宏觀環境,與歷史上兩輪貨幣屬性驅動的M頂相似。政策頂已經出現,數據頂正在驗證。
政策頂已經出現:2026年1月,沃什爆冷成為美聯儲主席候選人引爆了美聯儲獨立性溢價的重估,6月FOMC會議釋放了超預期鷹派信號,點陣圖顯示18名票委中有9人預計年內至少加息一次,2026年底政策利率中值從3月的3.4%大幅推高至3.8%;政策聲明從341詞壓縮至130詞,取消了前瞻性指引。這與2011年QE3落空、扭轉操作出台的政策信號首次轉向在性質上高度一致,市場第一次意識到去美元化的共識松動,此前由特朗普施壓鮑威爾促發的買盤崩塌,形成政策頂。此后中東衝突進一步加強美國作為能源淨出口國的相對優勢,通過「油價上漲→通脹預期升溫→加息預期強化→美元走強」的邏輯鏈條推動金價持續下行,在中東衝突緩和后仍未有反彈趨勢。
數據頂何時出現?
第一類數據頂:聯儲加息預期被經濟數據持續證實。這是最經典的黃金牛市終結路徑,本質是通脹和就業數據持續超預期,迫使市場相信緊縮政策將持續,從而從根本上瓦解黃金的上漲邏輯。當前5月美國CPI同比上漲4.2%,創2023年4月以來最高,5月美國新增非農就業達17.2萬人,幾乎兩倍於市場預期的8.8萬人,失業率連續維持在4.3%的低位,勞動力參與率穩定在61.8%。如果后續數據持續指向通脹粘性,數據頂將以1982-1983年的方式快速形成,加息預期接連強化,金價接連跌破關鍵支撐位,市場來不及形成有效二次反彈便被數據壓制。
第二類數據頂:AI科技革命對資金的虹吸。這是本輪黃金牛市特有的終結路徑。與1996-1999年互聯網科技崛起類似,AI革命正在從結構上改變資金的配置方向。當前資金面已經出現了清晰的切換信號,自4月以來,美國黃金ETF和比特幣ETF累計淨流出120億美元,同期美國半導體ETF累計吸引200億美元淨流入。
本輪黃金牛市的貨幣屬性根基在於「去美元化」敍事,市場相信全球央行將持續減持美債、增持黃金,黃金作為替代性儲備資產的價值將被持續重估。但如果AI驅動的生產率提升能夠大規模實現,可支撐美國更高的趨勢增長率,並在中期內改變利率、財政政策和企業盈利的走勢。當這一趨勢被經濟數據持續驗證時,去美元化的底層邏輯將被動搖。貝萊德數據顯示,過去三年AI相關活動貢獻了美國實際GDP增長的近30%。美國重塑美元流動性的循環可以理解為「AI的技術進步→產業投資帶來經濟復甦→貨幣政策紀律性獲得更多支撐→資金迴流美元資產」。當AI數據持續證明「美國經濟正在被技術重塑、美元信用正在被強化」時,90年代的劇本將再次上演,黃金的貨幣屬性再次被系統性封印。
説明:本文內容均來源於國投證券證券研究所策略團隊所公開發布的證券研究報告
本文內容詳見報告原文證券研究報告《黃金的M頂》
報告發布時間:2026年7月13日
報告來源:國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擁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的證券投資諮詢業務資格)
報告分析師:
林榮雄 SAC執業證書編號:S1450520010001
鄒卓青 SAC執業證書編號:S1450524060001
感謝實習生朱澤濤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