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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10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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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年,沉迷AI—— 那不是技術,而是一整套財富生成機制甚至社會運行機制的變化。變化的烈度和廣度,應該是我們前后幾代人都沒有經歷過的。沒有現成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在「生成」中。所以心里有個念頭很執拗,往新世界去,不回看不留戀,將舊能力舊資產打包,去往「未來」,在新世界新場景中去被調用。
所以,前兩天朋友吃飯,聊到828新政,才恍然。那個城鎮化+全球化+土地財政支持的中國經濟,仍然是尚未完成的「現實」,幾近停滯的社零,日卷一日的消費市場,仍然是無數中產家庭的疼痛。市場上關於828新政的解讀很多,其實一句話就説完了:調整預售制度(房子封頂之后才能預售),按揭貸款后置,預售資金進一步閉環監管。更準確地説,房地產行業的金融屬性進一步被剝離,信貸功能進一步被削弱。其實到這里,過去兩年政策面的一個謎題算是揭曉 —— 「如果經濟真的太難,會讓房地產松一松,來撐一撐信貸嗎」。 答案是:不會。
謎底出來了,很多隱約的猜測想象也終於落地。未來財政主要看六張網。從8月19號開始到現在,關於六張網的文件已經出了近20個,説不心急也是假的,雖然錢從哪里來並不確定。確定的是——
轉型換軌,郎心似鐵。
昨晚道洪哥跟我説,828新政引起了他對20多年前香港樓市的一次回憶殺,寫了篇《周期之苦,槓桿之痛》。匆匆看完全文,覺得有個鏡像很有意思:同樣經歷地產泡沫破裂,1997年后的香港,大量居民陷入負資產,頭部房企卻大多穿越周期;二十多年后的內地,居民端相對穩定,大量房企卻深陷債務與流動性危機。
相似的周期,為什麼會成為不同的「代價」?
答案在槓桿中。
槓桿放在哪里,繁榮時期財富就在哪里被放大;周期反轉之后,損失也會在哪里集中。
不知道為什麼想起了最近的存儲市場:景氣周期,槓桿,價格泡沫的起起落落。
繁榮與危機,從來都是財富故事的一體兩面:從房地產到AI,從土地到算力,從鋼筋水泥到HBM,財富生成的載體一直在變,但金融世界的古老的規律並沒有變過。
周期之苦,槓桿之痛:
從8·28新政看內地與香港樓市的鏡像反轉
上海盛石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周道洪
2026年8月28日,中國房地產市場翻開新篇。住建部、自然資源部、金融監管總局聯合印發《關於完善商品住房銷售制度的通知》,字不多,事很大。市場稱之為「8·28新政」。但通讀全文,我嗅到的卻是熟悉的配方,嘗過的味道,似曾相識之感油然而生,撲面而來。此次新政背后的制度邏輯,與我早年在香港親歷的樓市規則高度契合。跨越二十余年的記憶與現實在此交匯,過往那些跌宕起伏的市場片段,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1998至2004年,我在香港工作生活了整整七年。后來回到上海,依舊頻繁往返兩地,分管涉港相關業務。香港工作的七年,堪稱刻骨銘心:期間先是經歷亞洲金融危機的猛烈衝擊,后又遭遇接踵而至的SARS疫情,我親眼目睹這座城市經濟遭受的衝擊和重創,完整見證香港樓市長達七年的慘烈出清。
我之於香港,雖然只是一名匆匆的過客,但置身其中,而非隔岸觀火的旁觀者。街頭瀰漫的焦慮、普通家庭面對資產縮水的無力、行業陷入蕭條的壓抑,並非新聞報道里冰冷的文字和數據,而是實實在在撲面而來的感同身受。那些中產家庭一夜之間財富大幅縮水的彷徨和絕望,地產行業苦捱過冬的掙扎,時至今日,依舊曆歷在目,帶有余温。
二十多年倏忽而過。自2021年下半年起,內地房地產也步入深度調整周期。每次看到內地樓市的種種不利變化,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當年香港樓市的所見所聞。時至2026年,回望這一輪漫長的市場調整,歷史彷彿完成了一場宏大的輪迴。隔着二十多年的時光長河,今天的內地樓市與當年的香港樓市,像一場耐人尋味的鏡像反轉。
一、似曾相識的8·28新政:資金監管終局迴歸香港模式
「8·28新政」,乍一看,是一張商品住房銷售規則調整的通知;往深了看,是對行業「槓桿」的重新校準;認真咀嚼細品,讀懂背后的制度變革,會發現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革命性變化。它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緩緩落幕,另一個時代的徐徐開啟。
文件並未簡單「一刀切」直接廢除預售制度,但確立了全新的行業運行規則:實施預售的項目,單體建築必須完成主體結構封頂;個人住房按揭貸款,調整至房屋竣工備案完成之后發放;全面壓實預售資金閉環監管,推行項目主辦銀行制度;新出讓土地的開發項目,優先採取現房銷售模式。自1994年確立、運行三十余年的內地房地產「期房時代」,就此走向謝幕。這既是在市場風險倒逼之下的制度糾偏,更是房地產行業底層運行邏輯的重大回歸。
新政落地,一石激起千層浪。可當我們把視線投向維多利亞港對岸就會發現,這套制度並非從天而降憑空誕生的全新創造。內地商品房預售制度,本身就是源自香港的「舶來品」,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賣樓花」機制。
香港「賣樓花」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1953年,1961年香港出臺《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搭建起完整的預售監管框架。歷經多年迭代打磨,香港的預售樓花制度形成了嚴苛完備的法律約束與資金監管體系:購房者支付的訂金與購房款項,必須全額存入律師行獨立信託賬户,開發商無權直接支配購房資金;資金嚴格按照工程實際進度,直接撥付給承建商;銀行按揭貸款,必須等到房屋竣工交付后方可放款。
這套第三方資金隔離的信託機制,從根源上堵死了開發商挪用預售資金的通道。也正是依靠這套制度保障,香港樓市即便歷經數輪劇烈震盪,爛尾樓盤依舊極為罕見。
1983年,深圳率先試點,將香港預售制度引入內地。1994年,內地借鑑香港房地產開發經驗,正式建立商品房預售制度,並通過《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立法,在全國範圍內落地推行。
反觀內地過去數十年的實踐,我們移植了香港預售制度「提前賣房、快速回籠資金」的外殼,卻沒有同步落地這套制度最內核、最硬核的資金隔離機制。預售資金名義上納入監管,但實際執行過程中約束偏弱,房企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調度資金,把購房者的購房款大量用於拿地擴張、償還存量債務。千千萬萬的購房者,在無形之中,成為房企高槓杆擴張的「無償輸血者」。
預售制度設立的初衷,本是爲了適度降低住房供給成本,在內地的發展過程中,卻逐漸異化為房企實現高周轉的融資工具,最終演變為行業風險的放大器。
站在這個角度,重新審視8·28新政,就會發現:它並非一套完全原創的全新制度,本質是對行業底層運行邏輯的徹底修正,是向成熟香港監管模式的終局迴歸:預售要等到建築主體封頂方可啟動,購房資金全部納入閉環監管,按揭放款后置至竣工備案完成。把資金關進制度的籠子,讓資金撥付節奏與工程建設進度嚴格匹配,這正是香港「賣樓花」制度歷經時間檢驗的核心要義。
二、內地與香港樓市的鏡像反轉
回望1997‑2003年的香港樓市調整,那是一場極其慘烈的資產價格出清。香港樓市自1985年逐步復甦,1997年上半年攀上周期頂峰,整輪上漲周期長達13年,房價累計上漲9‑10倍,漲幅遠遠跑贏居民收入增速,那是屬於香港地產的黃金歲月。
然而繁華轉瞬即逝。亞洲金融危機來襲,疊加后續SARS疫情的衝擊,自1997年下半年開始,香港樓市開啟史詩級下跌。高點之后房價累計跌幅超過65%,大批中產家庭一夜墜入負資產的泥潭。
但有一個現象是當年身處香港的我感受格外強烈的:即便市場跌得如此慘烈,長實、新鴻基、恆基、太古等主流港資房企,雖然股價大幅回撤、市值大幅縮水,但企業主體全部安然度過危機,沒有頭部房企破產,或發生實質性債務違約;整個市場幾乎沒有項目爛尾,樓盤交付基本得到保障。房企扛住了周期的重壓,可周期的傷痛,卻盡數落到購房者身上。由於居民端首付比例偏低,房價下跌幅度擊穿本金,大規模「負資產」與斷供潮接踵而至。受傷最深的,是千千萬萬普通的中產家庭。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內地房地產正在經歷一輪波及面廣、影響深遠的調整,但呈現出的圖景,卻與當年的香港形成極具衝擊力的鏡像反轉:
一方面,房企端風險集中爆發:行業迎來大規模企業出清,內地房企債務違約、暴雷、項目停工此起彼伏,大量樓盤陷入爛尾困境,「保交樓」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民生痛點。
另一方面,購房者端整體風險可控: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內地並未復刻香港1997‑2003年潮水般的負資產現象,也沒有出現大範圍的居民斷供潮。
同樣是泡沫破滅之后的樓市深度調整,一邊是房企大體無恙、居民承受劇痛;另一邊是房企大規模出清、居民資產受損程度相對較輕。兩種看似矛盾的鏡像反轉背后,藏着最核心的密碼:槓桿在居民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的分佈截然不同。
槓桿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槓桿加在哪一端,周期下行時的痛苦就會在哪一端集中釋放。當年的香港,槓桿主要堆積在居民端;而過去很長一段時期的內地,槓桿更多堆積在企業端。
三、親歷者説:從香港的「負資產」到內地的「高首付」
當年在香港工作,我親眼見證樓市崩盤之后,中產階層集體陷入困境的真實圖景。樓市繁榮時期,香港按揭環境十分寬松,各家銀行為爭奪客户,競相推出高成數按揭。除銀行標準的「一按」之外,市場廣泛流行開發商、財務公司提供的「二按」也就是二次按揭。部分樓盤實際首付可以壓低至5%,少數投機盤甚至出現「零首付」乃至「負首付」的超貸操作。普通購房者可以憑藉極高的槓桿入場,博弈房價持續上漲。
房價上行階段,高槓杆是財富放大器,只需要少量本金,就可以充分享受房產增值的紅利。可一旦泡沫破裂,它瞬間就變成吞噬家庭財富的絞肉機。房價僅僅下跌5%,房產市值就會擊穿貸款余額,購房者投入的本金瞬間歸零,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
1997‑2003年香港房價暴跌六成以上,2003年二季度,香港負資產按揭貸款達到峰值10.6萬宗,佔全部按揭規模的22%;部分貸款抵押率最高達到128%。即便是銀行收房拍賣處置,拍賣所得依舊無法覆蓋全部貸款本息。無數勤勉奮鬥的中產家庭,半生積累的財富幾乎化為烏有,還要揹負沉重的債務重擔。那些年我見過太多家庭,曾經滿懷憧憬置業安家,最終卻被房價下跌拖入漫長的債務煎熬,那份無力與心酸,時至今日依舊令我唏噓。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香港樓市調整最慘烈的時候,項目爛尾?並沒有。開發商依舊按照既定節奏推進項目建設,樓盤交付基本沒有受到衝擊。
反觀內地,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依託相對嚴格的首付制度,我們習慣了三成乃至更高比例的購房首付,為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構築起一層厚實的安全墊。以2021年政策為例:一線城市首套房首付普遍35%;二套普通住宅首付50%;二套非普通住宅首付高達70%‑80%。
這就意味着,即便房價出現30%的回調幅度,大部分早期入市購房者的本金,依然不會被完全擊穿,居民端資產負債表整體保持相對穩固。高盛測算顯示,2017‑2023年六大重點城市最低首付比例均不低於30%;即便房價自高點回落約30%,截至2025年,2021年之前入市的購房者,房屋權益仍至少保留20%,並未形成系統性的負資產風險。
當然,我們也必須客觀看待風險邊界發生的新變化。2024年之后,內地首付政策顯著下調,首套房最低首付降至15%,首套二套不再做區分,統一最低首付15%,居民端原本厚實的安全墊明顯變薄。機構測算,如果后續房價繼續深度下行超過10%,負資產群體佔比將出現非線性快速抬升,這是未來市場必須高度警惕的風險隱患。
除此之外,還有兩項重要的結構性差異:第一,內地尚未建立個人破產製度,房貸屬於無限追索債務。即便房屋市場價格已經低於貸款余額,債務人依舊需要償還剩余貸款,客觀上抑制了居民主動斷供的行為;第二,國內居民普遍存在提前歸還按揭本金的消費習慣,進一步增厚了家庭實際持有的房屋權益。
兩相對比,邏輯清晰可見:當年的香港,高槓杆主要集中在購房者居民一端,周期下行時居民承受切膚之痛;內地過去多年,依靠首付制度約束居民端槓桿,風險更多轉移、累積到開發企業一側。這正是兩地鏡像反轉在居民端的底層邏輯。
但風險不會憑空消失,只會發生轉移。在內地市場,風險被層層轉移,最終大量堆積到房企身上。內地不少房企把預售資金視作近乎零成本的融資來源,依託「高負債、高槓杆、高周轉」的「三高」模式,開啟一輪又一輪規模擴張。「三道紅線」政策出臺之前,內地頭部規模房企賬面資產負債率普遍超過80%,如果把明股實債、供應鏈商票等表外融資一併納入,企業真實負債水平還要更高。
四、房企端的槓桿反轉:內地和港資房企命運迥異的背后
這一輪內地房地產深度調整,不只是行業的一輪洗牌,更是對過去三十多年盛行的高負債、高槓杆、高周轉發展模式的徹底清算。無論是曾經風光無限的民營地產巨頭,還是具備雄厚背景的混合所有制、國有地產企業,例如萬科、華僑城等,都相繼陷入流動性危機,或是出現鉅額虧損。債券違約、項目停擺、樓盤爛尾接連上演,昔日「千億俱樂部」的座上賓紛紛墜落,一個個曾經叱吒風雲、笑傲江湖的地產英雄豪傑黯然離場,令人不勝唏噓。
而當我們把視線投向一水之隔的香港,卻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那些同樣在內地佈局拓展的港資房企——太古、恆隆、新鴻基、長實、嘉里、瑞安,幾乎安然無恙穿越這輪行業寒冬,甚至還在內地核心城市逆勢拿地加倉。在內地房企拼盡全力為「保交樓」奔走焦灼之時,北京、上海、成都的太古里依舊人流如織,上海恆隆廣場租金收入保持穩健。
同樣置身於史詩級的行業寒冬,為什麼港資房企能夠安穩穿越周期,甚至逆勢佈局,而內地大批房企卻紛紛陷入困境?根源就在於兩套截然不同的底層商業邏輯。
內地不少房企曾經迷信規模與槓桿,把房地產做成一門金融生意,賺取土地升值與資金錯配的收益;而港資房企堅守資產價值底線,把不動產視作資產生意,賺取時間沉澱與精細化運營的回報。
如果説居民端呈現的是「香港高槓杆、內地相對低槓桿」,那麼房企端則完全反轉:港資房企普遍奉行低槓桿、穩現金流的經營準則;而過去內地規模房企普遍信奉「高負債、高槓杆、高周轉」的「三高」模式,槓桿高度集中在開發企業身上,這也是本輪內地房企大規模暴雷的根源所在。
覆盤內地房企過去的擴張路徑,本質上是一場持續加槓桿的狂歡。「三道紅線」落地之前,內地頭部規模房企賬面資產負債率普遍突破80%,疊加明股實債、商票、供應鏈非標等表外負債,真實債務負擔更為沉重。
這套模式的底層就是極致高周轉:依靠極高的負債撬動儘可能多的土地儲備,以最快速度實現開盤預售,再把預售回籠的資金,繼續投入拿下下一塊土地。早年萬科推行「5986」模式:拿地5個月動工、9個月開盤、普通住宅佔比八成以上、開盤當月實現六成銷售。行業不少企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碼,演化出「456」的極致高周轉節奏:拿地4個月開盤、5個月資金回正、6個月資金再度投入新的項目。
支撐這套體系高速運轉的,是三套環環相扣的驅動齒輪:
第一,傳統預售制度加持。房屋尚未封頂,大額購房款便已經迴流房企,購房者間接替開發商墊付絕大部分開發資金;
第二,金融體系多元輸血。開發貸、信託、美元債、永續債各類融資工具輪番上陣,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第三,產業鏈供應鏈墊資。施工單位墊資進場,材料供應商拉長賬期,整條產業鏈都在為房企的擴張提供資金緩衝,充當「無償輸血者」。
在房價單邊持續上行的時代,這套借新還舊的擊鼓傳花遊戲,可以順暢運轉。企業銷售規模實現指數級膨脹,頭部房企的銷售額,短短不到十年,便從百億元級別一路衝到數千億級別。
但這套模式對現金流的容錯空間極低。它能夠正常運行,建立在三個「永遠成立」的前提之上:銷售永遠增長、房價永遠上漲、融資渠道永遠暢通,三者缺一不可。一旦宏觀環境發生變化,融資渠道收緊,或是市場銷售遇冷,整個現金流循環便會迅速斷裂。
2020年「三道紅線」出臺,融資端的水龍頭被擰緊;2021年下半年之后,銷售端開始失速。過去被規模增長掩蓋的債務風險,集中暴露出來。
如今內地房企遭遇的危機,是歷史包袱的集中釋放。一方面,前期高價獲取的項目,在降價去化的市場環境下集中結轉,企業毛利率大幅下滑,甚至出現負毛利;另一方面,龐大的債務帶來剛性的鉅額利息支出,疊加應對資產縮水計提的大額資產減值,不斷侵蝕、吞噬企業的利潤與現金流,借新還舊的循環就此難以為繼。
報表上的鉅額虧損只是表象,更深層的傷害來自信用體系的崩塌:信用評級下調、融資成本抬升、市場銷售進一步下滑、資產持續減值,再融資難度繼續放大,銷售再度走弱。一旦負反饋循環形成,便很難被打破。頭部房企流動性危機接連爆發,行業信用坍塌帶來連鎖反應,最終演化成一場系統性的行業出清。
反觀港資房企,之所以擁有穿越多輪周期的強悍抗風險能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香港市場一輪輪泡沫起落之中,反覆承受周期的捶打,把敬畏周期刻進企業的骨子里,沉澱出不為短期利益誘惑所動搖的生存智慧、經營哲學,練就了穿越牛熊的「反脆弱」能力。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算起,香港樓市歷經多次大起大落: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帶來市場劇烈震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疊加地產泡沫破裂、2003年SARS疫情衝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每一次危機,都會讓高槓杆投機者付出慘痛代價。而活下來的企業,都把「現金為王」這四個字,融入企業經營的基因。
港資房企的底線思維、風險免疫能力,建立在三大堅實支柱之上:
第一,極度剋制的負債管理紀律。
與內地房企動輒超過80%的負債率形成鮮明對比,香港十大頭部房企平均資產負債率僅24%,最高也很少突破50%。負債率控制在50%以內,幾乎是各行各業老牌港資企業普遍恪守的自律紅線。更為關鍵的是,港資房企的負債以長久期、低息債務為主,短期債務佔比極低,幾乎不會出現集中兑付的「債務懸崖」。低槓桿本身,就是市場寒冬最厚實的緩衝墊。
第二,「開發銷售+持有運營」雙輪驅動。
港資房企不會把全部經營希望寄託於住宅一次性銷售回款,普遍配置大量優質自持物業,寫字樓、商場、酒店資產源源不斷產生租金,租金收入平均可佔到企業總收入的40%。市場下行周期,住宅銷售業務或許遇冷,但核心地段優質物業的租金,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穩定現金流,托住企業經營基本盤,成為抵禦風險的「壓艙石」。
以太古、恆隆為例,其在內地佈局的太古里系列、恆隆廣場,大多采用「只租不售」的持有模式,屬於典型重資產長線打法。這類項目從拿地、建設到商業培育成熟,往往需要十年以上耐心耕耘。可一旦項目進入成熟運營期,就會成為穩定的「現金奶牛」,年復一年貢獻租金收益與資產增值。開發銷售賺取的是一次性收益,持有運營收穫的,是時間沉澱下來的複利回報。這是兩套完全不一樣的生意哲學。
第三,逆周期拿地哲學,疊加極低的融資成本。
港資房企擅長「逆周期拿地、順周期開發」。市場過熱的時候保持審慎觀望,甚至擇機處置存量資產;當市場陷入低谷、行業同行資金緊繃之時,反而逆勢收購核心城市的優質地塊,之后主動拉長開發周期,耐心等待市場回暖,充分享受土地的升值和價值兑現。
回望過去二十年,每一輪內地地產市場火熱階段,港資房企大多保持觀望甚至適度出貨;而當市場墜入冰點、內地同行資金鍊告急,他們卻頻頻出手,以相對低廉的成本拿下核心地塊。這份「人棄我取」的逆周期判斷力,源自對周期的敬畏,更來自低槓桿帶來的從容底氣。手里始終保有充裕現金,才能做到別人恐懼的時候敢於佈局。
穩健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又反過來賦予企業更低的融資成本。港資房企平均融資成本大約3.3%,遠低於內地房企曾經動輒10%甚至更高的融資利率。日積月累,資金成本的高低就演變為關乎企業生死存亡的差距。低槓桿、低成本、長久期三者形成閉環,構築起港資房企穿越周期的完整底層框架。
兩種商業模式高下立判:內地房企追逐規模與速度,把房地產做成槓桿驅動的金融生意;港資房企看重資產質量與持續現金流,把不動產當成細水長流的資產生意。潮水退去,周期給出了客觀公正的檢驗。
五、被捆綁的政府:土地財政的「隱形槓桿」
討論內地與香港樓市的差異,除居民槓桿、企業槓桿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隱形參與者:政府。政府與土地市場之間的關係,是理解兩地市場差異的關鍵變量。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衍生出一套「隱形槓桿」,這是內地區別於香港的重要特徵。
內地政府深度參與城鎮化與產業發展,客觀上要求房地產開發匹配大規模工業化進程,實現快速周轉;而香港長期奉行自由市場理念,實施「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特區政府於2026年9月發佈首份「五年規劃」,政策導向開始向「適度有為」、「戰略引導」轉型),香港樓市更多體現為資產價格的周期波動。
香港財政收入來源多元,擁有規模龐大的財政儲備,土地出讓收入只是財政的補充來源,財政並不會被賣地收入深度綁定。加之香港土地供給稀缺,配套嚴格的規劃管制,港府調整土地供應更多用於調節市場供需,地價的起落並不會直接演變為地方財政的生存壓力。
反觀內地,過去三十年城鎮化高速推進,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財政至關重要的收入來源,房地產市場與土地財政形成深度捆綁。地方政府出讓土地獲取出讓金,資金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配套完善;配套升級之后,又進一步抬升區域土地價值,帶動新一輪土地出讓。這是一套完整的循環閉環:高地價支撐高房價,高房價反哺高地價,高地價又成為城市基建重要的資金來源。
上行周期里,這套模式極大加速城鎮化進程,一座座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但與此同時,它也給整個房地產系統,附加了一層體量龐大的隱形槓桿。
一方面,房企敢於不計成本高價拿地,背后暗含一種隱性心理預期:地方政府有維護土地市場平穩的訴求,地價不會出現深度崩塌。另一方面,地方財政對土地出讓收入存在現實依賴,當地價下行、土地出讓遇冷,財政收支壓力立刻凸顯,又會倒逼政策端出台託底、救市舉措。
於是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不再只是市場供求自發的出清過程,還交織着財政平衡、地方債務、城市建設、產業發展等多重複雜的利益博弈。
這套隱形槓桿,在繁榮階段放大經濟增長動能;周期下行階段,它帶來的反噬力量同樣十分強烈。這也是內地本輪房地產調整,區別於當年香港樓市的重要結構性特徵:除房企、居民部門的風險之外,我們還要同步消化土地財政鏈條衍生出來的系列沉重壓力。
房地產行業走向高質量發展,一個繞不開的長期命題,就是逐步降低地方財政對於土地出讓收入的路徑依賴,拆解這套龐大的隱形槓桿。
危機來臨之時,香港政府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牽絆,可以果斷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市場,政策落地見效相對直接。而內地地方政府被土地財政深度捆綁,同時面臨保交樓、穩財政、防範系統性風險等多重目標的權衡博弈,政策轉身要複雜、艱難得多。
六、槓桿是把雙刃劍
從世紀之交風雨飄搖的香港,到當下正在經歷深度調整的內地,相似的劇本,在不同時空上演,只是承擔痛苦的角色發生了互換。
從1994年預售制度正式立法確立,到2026年8·28新政落地,內地房地產行業走完一輪完整的時代輪迴。這場改革,絕非簡單的銷售制度微調,而是對過去三十年槓桿邏輯的一次清算與系統性覆盤。它標誌着內地房地產正式告別「三高」時代,行業屬性從金融屬性迴歸居住與服務的本源。
槓桿永遠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託舉行業攀上繁華的雲端,也可以把市場拖入痛苦的深淵。槓桿放置在哪一個部門,風險就會在哪一處集聚爆發。
回望香港1998‑2003年的歷史教訓:槓桿過度集中在居民購房者一端,周期下行就會爆發大面積家庭負資產危機;反觀內地過去數十年,依靠較高首付守住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安全底線,但房企槓桿卻一路拉到極致,最終企業部門成為風險出清的主戰場。
對內地房企來説,這是一場代價沉重的教訓,也是一次涅槃重生的契機。與此同時,土地財政為整個系統疊加一層隱形槓桿,進一步放大了周期波動的複雜性。
8·28新政的本質,是制度向成熟模式的理性迴歸:通過封頂預售、資金信託式閉環監管、按揭放款后置,修復預售制度原本的設計初衷。
面向未來,內地房企需要借鑑港資房企的經驗,放下對規模的崇拜,轉向低槓桿運營,重視現金流管理,兼顧持有運營的長期主義;對於居民端,隨着首付門檻下調,每一位購房者都要重新審視家庭購房槓桿的安全邊際;站在政府層面,逐步擺脫土地財政的路徑依賴,是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期課題。
七、鏡鑑:這場大考給市場參與者留下了什麼
內地房企集體承壓與港資房企安然穿越周期的鮮明對比,是一部寫給所有市場參與者最生動的現實教科書。
對於房企而言,行業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寫。
房地產正在從帶有濃厚金融色彩的行業迴歸服務業。開發賽道比拼的是成本管控、產品力與交付信用;持有賽道比拼的是資產運營能力與穩定的資產回報。過去依靠槓桿放大規模、依靠預售透支現金流的發展路徑已經被堵死。未來行業競爭的核心,是資產負債表質量、現金流穩健度與資產運營能力的綜合比拼。誰率先完成從傳統開發商向不動產運營商的轉型,誰就能拿到新時代的入場券。
對於購房者而言,選擇開發商的底層邏輯已經改變。
房價漲跌固然值得考量,但「房子能否如期保質交付」,已經成為比户型優劣更加優先的決策因素。財務狀況穩健、深耕本地市場、持有型物業佔比更高的開發商,項目交付風險會顯著更低。經歷過一輪輪市場震盪之后,購房者也更加懂得,安家置業,不只是買入一套房子,更是買入一份安穩的期待。
對於投資者而言,估值框架需要完成重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房企被當作成長股定價,市場重點看銷售規模、土儲貨值;未來地產相關資產,會越來越多地參照「收租股」的邏輯進行估值,重點看租金收入的穩定性、分紅率水平、資產淨值折讓幅度。事實上,近年資本市場已經用腳投票:具備穩定租金現金流的商業地產運營商,整體估值中樞顯著高於純住宅開發企業。
從內地房企集體承壓到港資房企安然渡險,這不僅是兩套商業模式的較量,更是兩種經營價值觀的碰撞。內地大批房企,是在過去近三十年單邊上漲行情中成長壯大的,普遍懷有規模崇拜,幾乎沒有完整經歷過極端市場環境的極限壓力測試;而港資房企,在多次金融危機與樓市牛熊交替之中淬鍊成長,敬畏周期深入企業血脈,始終把現金流安全與資產質量放在第一位,底線思維刻入企業經營的每一個環節。
內地房企追逐「快」:快速拿地,快速開工,快速銷售,快速回籠資金,快速擴張規模,信奉唯快不破,快進快出,總之各種「快」;
港資房企甘於「慢」:慢工出細活,欲速則不達,耐心打磨產品,等待價值兑現,篤信時間的玫瑰,相信機會與價值是等出來的。
周期考驗之下,市場纔是最好的裁判。商業世界朴素的鐵律從未改變:活得久,遠比跑得快更加重要。
這一輪深度市場調整,正在重塑內地房地產行業的底層運行邏輯。依靠高負債、高槓杆、高周轉驅動規模擴張的「三高」時代正式落幕,低槓桿、低成本、長久期的新時代已然開啟。未來的房地產市場,不再屬於爆發力出衆的短跑運動員,而是屬於體魄強健、耐力超群、持之以恆的長跑者。只有敬畏周期、堅守資產負債表健康、追求長期價值的市場參與者未來才能真正穿越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