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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3 14:29
來源:周掌櫃科技專欄
周掌櫃編者按:本文由專欄作家宋欣組織調研訪談,查閲相關新聞素材,並訪談多位硅谷科技圈人士,傾向於認為Anthropic是圍獵黃仁勛的真正幕后黑手,所以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桃色新聞,也説明不了美國公司治理規則多嚴明,存在一定政治迫害、對華人種族歧視和科技冷戰思維等多種因素。
黃仁勛為何突然遭到媒體、FBI、科技新貴全面狙擊?這一切只是意外,還是一場精心編織的針對華人CEO的圍獵?或許這些問題都是當下很多人關心的。
如果説確實存在幕后黑手,顯然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從美國媒體的調查報道,到流向白宮的所謂「祕密情報」,再到華盛頓政界的持續施壓,短短數天,這位一手締造英偉達AI帝國的硅谷傳奇人物,最終黯然辭去CEO職務。並且關於黃仁勛私生活的醜聞還在持續以無實際證據曝光的方式持續傳出。
很有意思的是,對黃的指控在國外更多強調「間諜」問題,在華人媒體更多強調「作風」,巧妙的完成了對兩群人的總動員,形成了全球性圍獵。那麼,這場風波背后,是否存在硅谷與華盛頓某些神祕力量相互呼應?還是所有這些短期內集中爆發的醜聞都屬於巧合?
爲了弄清楚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周掌櫃科技專欄的多位專欄作家對國內外新聞線索做了全面梳理,同時訪談了多位硅谷科技圈瞭解一定信息的友人或知情者,目前幾乎可以做出一個初步結論:這場針對黃仁勛的雙重圍獵的始作俑者大概率就是Anthropic的創始人——達里奧兄妹。
對,就是那個以反華、仇華甚至仇恨中國科技公司的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 和 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至於是否屬實,不妨耐心看我們的以下調查分析。
01
關鍵時間點:2025年8月
要想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就必須回到一年多前的夏天——2025年8月。
彼時的Jensen(黃仁勛)意氣風發,一個月內出入幾次白宮,親自遊說特朗普,爭取恢復英偉達AI芯片對華銷售,並且達成了向美國政府支付H20芯片15%收入以恢復對華出口的協議。
然后他不知道,硅谷和華盛頓已經有很多人蠢蠢欲動,意欲為他設下一個天羅地網的圍剿。幾件看似互不相關的事情,正在東西海岸悄然發生:
第一件事情,《紐約時報》的兩名資深記者,突然同時收到了一條來自硅谷科技圈內部人士的爆料。
常駐華盛頓,負責美國貿易政策與中美經貿關係報道的Ana Swanson,以及常駐舊金山、長期追蹤蘋果和硅谷科技巨頭的Tripp Mickle,同時收到了一個明確的要求:「你們應該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去調查一家叫Megaspeed的公司。」多位硅谷人士認為,這個爆料的發動者幾乎可以確定就是Anthropic,同時給多個媒體渠道和政府喂料的公司一一排除后其實並沒有幾個。
第二件事情,則更加隱祕:一份有關黃仁勛的「祕密情報」,先流入了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內部流轉,並最終進入白宮。
相關情報后來被提交給特朗普。美國媒體公開報道顯示,特朗普在2025年就已聽取有關簡報。這意味着,當外界仍在討論英偉達芯片是否違規流向中國時,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內部已經開始關注黃仁勛本人。
第三件事情,發生在8月27日。
Anthropic公開宣佈成立國家安全與公共部門顧問委員會,邀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David Cohen、前國家安全局高級官員Dave Luber、前代理國防部長Patrick Shanahan,以及多名曾在美國國會、國防部和情報機構擔任高級職務的人士加入。
(圖:Anthropic官宣成立相關內部監管組織)
但比這份顧問名單更值得關注的,是Anthropic此前已經招募的另一位關鍵人物——塔倫·查布拉(Tarun Chhabra)。要知道,這位查布拉來頭可不小,他曾擔任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技術與國家安全協調員,負責美國對華技術競爭戰略,參與先進半導體出口管制、產業政策、投資審查以及與盟友的技術協調,是一位妥妥的對華鷹派,而且手中掌握了眾多華盛頓資源。
而他所負責的國家安全與公共部門顧問委員會,是Anthropic聯合創始人達里奧妹妹——丹妮拉·阿莫代伊在2025年做的最大一個戰略動作。
三個看似並不相關的事件,是偶然?顯然,在這種科技大歷史的發展中,説是偶然太夠牽強。這背后恐怕是一場預謀已久,針對華人硅谷科技領袖的圍剿。
華盛頓有一句話:Perception is reality(認知即真理)。其實到最后,是不是有具體的事實早已不重要,只要你透過輿論種下懷疑的種子,那麼最終隨着壓力不斷疊加和傳遞,一定可以將一個人永世釘上恥辱柱上。
02
黃仁勛與達里奧:決裂於AI路線之爭
黃仁勛與達里奧的不和早已不是祕密。進入2025年夏天,雙方的公開交鋒更是迅速升級,或者可以説兩位科技大佬存在你死我活的激烈觀點爭論,某種程度上達里奧也是黃仁勛倒下的最大受益者。
(圖:黃仁勛參加2025年巴黎科技展
)
5月底,達里奧接受美國新聞網站Axios專訪時,拋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預測:未來一至五年,AI可能取代多達50%的初級白領崗位,甚至推動美國失業率升至10%—20%。兩周后的6月11日,在巴黎VivaTech科技大會上,黃仁勛公開反擊:「我幾乎不同意他説的所有觀點。」他批評達里奧不斷渲染AI風險,可能讓公眾誤以為只有Anthropic這樣的少數大型企業才能安全開發先進AI,進而為提高監管門檻、限制行業競爭提供理由。
Anthropic隨即否認這一説法,強調達里奧從未主張獨佔AI開發權。但黃仁勛並未收手。7月14日,黃仁勛再次接受Axios採訪,質疑為何AI企業總在試圖嚇唬公眾,並強調技術進步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到了7月底,達里奧終於親自反擊,在科技記者Alex Kantrowitz的播客訪談中,將黃仁勛對其立場的描述稱為「我聽過的最離譜的謊言」。
隨后,英偉達也正式加入爭論,批評Anthropic試圖通過監管限制開源AI,損害技術創新和行業競爭。短短兩個月,雙方的爭論便從AI失業風險,升級為圍繞技術開放、政府監管與行業規則制定權的公開對抗。
(圖:達里奧2025年在博客中反駁黃仁勛
)
但AI安全之爭不過是開胃菜,雙方更深層的分歧,實際上在於中國市場。
早在2025年1月,達里奧就在《On DeepSeek and Export Controls》一文中主張加強對華先進芯片出口管制。他認為,DeepSeek的突破並不意味着美國出口限制失效,反而説明必須進一步限制中國獲取先進AI算力,以維持美國的技術領先優勢。
黃仁勛的判斷則截然不同。5月28日,他在英偉達財報電話會上公開批評對華芯片出口限制:「讓中國芯片製造商免於面對美國競爭,只會增強它們在海外的實力,削弱美國自身的地位。」在他看來,中國不會因為買不到美國芯片就停止發展AI,美國主動退出中國市場,只會加速中國的技術自主化,最終削弱美國芯片和軟件生態的全球影響力。
雙方的分歧在9月進一步激化。9月17日,達里奧在Axios舉辦的AI峰會上警告:「向中國出售這些芯片,就是在抵押美國的未來。」
至此,兩條路線已經涇渭分明:黃仁勛主張通過全球市場競爭維持美國的技術主導權,達里奧則主張通過出口管制限制中國的AI發展,以守住美國的技術優勢,背后或許是達里奧對中國開源大模型的深深恐懼。
這已經不只是兩家科技公司的商業分歧,而是美國對華AI戰略內部兩種路線的正面碰撞:究竟是通過市場競爭保持領先,還是通過技術封鎖維持優勢?
03
阿莫代伊兄妹:
科技爭霸意識形態的積極販賣者
要理解Anthropic為什麼能夠在華盛頓擁有如此特殊的影響力,就不能不看看這家公司的兩位創始人——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和他的妹妹丹妮拉·阿莫代伊(Daniela Amodei)。
(圖:
阿莫代伊兄妹倆)
兄妹二人都在舊金山長大。父親Riccardo Amodei來自意大利,是一名皮革工匠;母親Elena Engel出身美國猶太家庭,長期參與公共圖書館建設與翻新工作。二人在意大利相識,70年代搬到舊金山。
這種家庭環境在兄妹身上形成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哥哥達里奧走向科學與技術,妹妹丹妮拉則走向公共事務與組織管理。兩條道路,最終在Anthropic匯合。
達里奧早年學習物理學,后來轉向生物物理與計算神經科學。2014年,達里奧加入百度位於硅谷的人工智能實驗室。當時,百度正積極吸引全球AI人才,Andrew Ng等研究者的加入,使其成為全球AI研究的重要參與者。
不過,達里奧后來對百度的經歷並沒有讓他全面看待中國。2026年接受彭博社《The Circuit》採訪時,他回憶起有人曾以中國社會不重視隱私為由,解釋企業為什麼能夠獲得大量語音數據。當前很多人傳言百度傷害過他,但仔細分析會發現,達里奧幾乎對所有工作過的公司都很不友好。
離開百度后,達里奧先后進入Google Brain和OpenAI,他之后同樣對兩家公司持批判態度,但因為押注編程AI的準確判斷,他確實也逐漸成為美國前沿AI研究的重要人物。
時間在2021年,他與妹妹丹妮拉等人共同創立Anthropic。到了2025年,這位曾參與中國企業AI研發的科學家,已經成為美國嚴格限制中國獲取先進算力的堅定支持者。
相比哥哥,妹妹丹妮拉的職業經歷則完全不同。她2009年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主修文學、輔修政治學。2012年,她參與民主黨人Matt Cartwright的國會競選,隨后短暫進入其華盛頓國會辦公室,從事日程安排與溝通工作。此后,她進入硅谷支付公司Stripe,再加入OpenAI,最終與哥哥共同創立Anthropic,並擔任公司總裁。
丹妮拉並不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技術創業者。但在國會山的經歷,讓她深諳美國選舉政治和國會辦公室的實際運作,使她對科技技術、公共溝通以及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着不同於哥哥的理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2021年,從兄妹兩個創建Anthropic的第一天起,就註定這並不是一家只關注前沿科技進步的AI公司,而是一家善於利用科技構建科技主義意識形態的組織,他們也試圖深度影響美國監管做出有利於自己的政策。
(圖:丹妮拉參與斯坦福大學公開論壇發言)
一個最有力的作證就是:2024年,丹妮拉在斯坦福大學公開表示:「我們幾乎從成立第一天起,就設有政策團隊。」
對於一家2021年才創立的AI初創企業而言,這句話相當重要。傳統科技公司往往先研發產品、尋找市場,待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后,再建立政府關係與政策遊說體系。Anthropic卻在成立之初,就將AI安全研究、企業治理與公共政策納入公司的核心安排。
這意味着,在Anthropic的戰略中,政府監管並不只是企業必須適應的外部約束,也是一套可以主動參與討論、推動形成的產業規則。
而這套理念又通過一個更廣泛的思想與研究網絡獲得支撐。而這其中一個關鍵人物,是丹妮拉的丈夫霍爾登·卡諾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他是美國慈善研究機構GiveWell和Open Philanthropy的重要創辦者,也是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及AI安全研究領域頗具影響力的人物。早在Anthropic成立之前,卡諾夫斯基就已經參與推動對人工智能長期風險、技術治理及相關研究的資助,並與達里奧通過AI安全研究網絡建立聯繫。2025年,他本人也加入Anthropic,參與負責擴展政策相關工作。
(圖:丹尼拉丈夫霍爾登·卡諾夫斯基)
由此,圍繞阿莫代伊兄妹,形成了一種頗為特殊的能力組合:達里奧提供前沿技術能力與AI安全理念,丹妮拉負責組織建設與政策溝通,卡諾夫斯基所參與的研究資助網絡,則長期支持AI風險與治理議題的研究。
當然,Anthropic並非唯一重視AI安全的科技企業,有效利他主義運動也遠不等於Anthropic。但與傳統科技公司的競爭方式相比,這套組合確實具有鮮明特點:它不僅關注如何創造更強大的AI模型,也高度重視如何解釋AI的風險、影響公眾對技術的理解,並參與塑造監管討論。
換句話説,Anthropic試圖爭奪的,不只是技術領先權,還有議題定義權。
這正是Anthropic所倡導的科技意識形態的核心:先進AI不是一種可以完全交由市場決定其發展方向的普通技術,而是一種具有重大社會與國家安全影響、必須受到專門治理的戰略性技術。
這種理念一旦進入公共政策領域,就可能產生超出企業自身業務的影響。因為決定一家AI企業競爭地位的,不僅是模型性能、資本投入和客户數量,也可能是政府如何定義技術風險、設置監管門檻,以及決定哪些技術能夠進入哪些市場。
而要讓一套技術理念獲得廣泛影響,單靠實驗室顯然不夠。它還需要研究機構、政策制定者,以及持續關注這些議題的公共輿論環境。
過去十年,丹尼拉丈夫所創建的Open Philanthropy等機構對AI安全研究的資助,不斷在推動學術和政策相關的討論和發展,並且持續性地將這些議題逐漸輸入給《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路透社和英國《金融時報》等主流媒體的報道視野。卡諾夫斯基本人也曾接受《紐約時報》觀點專欄作家Ezra Klein的專訪,討論先進AI的發展與潛在風險。
(圖:Open Philanthropy組織的常規政策活動)
很明顯,圍繞AI安全已經形成了一個跨越科研機構、公益組織、科技企業與政策圈的公共討論網絡。而Anthropic既是這一網絡的重要參與者,也通過自身的政策主張擴大了影響。
到了2025年,Anthropic這種美國科技意識形態戰略進一步具象化,公開招兵買馬——成立了國家安全與公共部門顧問委員會,Anthropic系統性參與與影響美國AI戰略以及對華策略的戰略意圖更是浮出水面。
這正是阿莫代伊兄妹最值得關注的地方。他們並不是在一家科技企業成長壯大之后,纔開始尋求華盛頓的支持。恰恰相反,從Anthropic創立第一天起,他們就試圖將AI安全理念、企業發展戰略與公共政策參與結合起來,推動一套具有鮮明價值判斷的科技意識形態。
(圖:阿莫代伊以及Open Philanthropy深度參與國際AI決策圈層)
當這套科技理念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日益交匯,Anthropic的影響力便不再侷限於實驗室和商業市場,而是逐漸延伸至華盛頓的權力與政策體系。
黃仁勛面對的,從來不只是另一家科技企業CEO的公開質疑,而是阿莫代伊兄妹所代表的一套新興科技權力體系:以AI安全為理念,以國家安全為敍事,以政策規則為工具,試圖重新定義美國乃至全球AI產業的競爭秩序。
從這個角度看,黃仁勛或許從一開始就處於一場不對稱的較量之中。 他以為自己面對的是一場關於技術、市場與商業利益的爭論,卻未必充分意識到,對手早已將競爭延伸至思想、輿論與國家政策的層面。
這場較量的勝負尚不能輕言定論,但黃仁勛未曾迴避過,始終選擇了正面回擊。即便最終失利,他所捍衞的市場邏輯與開放生態,也值得在這場AI權力爭奪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04
為何是11月?
華盛頓的權力變局與華爾街的資本時鍾
結果上看,對黃仁勛的圍獵已經成功了。11月12日,英偉達正式宣佈黃仁勛辭去CEO和董事職務,由首席財務官Colette Kress暫時接任。一位執掌英偉達33年的創始人,在短短數周的輿論與政治風暴后突然離場。雖然其私人關係爭議本身已足以引發嚴重的公司治理危機,但事件集中爆發的時間,仍然值得進一步觀察。
於是出現了最后一個問題:如果有關黃仁勛的敏感情報早在2025年就已進入白宮,為什麼直到2026年11月,這場風波才集中爆發?
答案或許需要從華盛頓和華爾街的兩隻時鍾中尋找。
其一,是華盛頓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
11月3日,美國舉行中期選舉。國會權力格局的變化,可能直接影響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技術政策、芯片出口管制,以及國會對科技企業的監督力度。而黃仁勛,恰恰是特朗普放寬對華AI芯片出口限制的重要商業倡導者。
(圖:黃仁勛與特朗普)
與黃仁勛相比,阿莫代伊兄妹及Anthropic的政策網絡,則與民主黨陣營存在更為明顯的歷史聯繫。
更耐人尋味的是,特朗普陣營早已將這套網絡視為一個值得警惕的政治力量。
2026年9月,據Axios披露,一份由特朗普政治顧問撰寫、在白宮內部流傳的備忘錄,將達里奧、妹妹丹妮拉及其丈夫霍爾登·卡諾夫斯基背后的關係網絡稱為 「The Anthropic Knot」——「Anthropic之結」。
可見,在特朗普陣營眼中,Anthropic已經不只是一家AI企業,而是一個與民主黨政策圈、有效利他主義及AI安全監管理念密切關聯的思想和政治網絡。
因此,如果民主黨在國會獲得更大影響力,Anthropic所倡導的AI監管與國家安全政策,也可能迎來更加有利的政治環境。
其二,是華爾街的資本時鍾。
2026年11月,Anthropic的上市籌備與市場估值預期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英偉達仍然是全球AI投資熱潮中最具代表性的企業之一。
一家代表先進算力基礎設施,另一家代表前沿AI模型。兩者不僅存在技術路線與政策立場的分歧,也在爭奪資本市場對AI產業未來價值的想象。
這場風波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當科技企業開始同時爭奪技術、輿論、政策和國家安全話語權時,商業競爭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黃仁勛代表的是以市場競爭和全球技術生態維持領先的商業邏輯;阿莫代伊兄妹則試圖將AI安全、國家安全與技術治理轉化為影響產業規則的公共原則。
在AI時代,真正的競爭,可能早已不只是爭奪技術的制高點,更是爭奪解釋技術、定義風險和制定規則的權力。
經過深入調研和訪談,我們並不認為這件事僅僅是因為美國公司治理結構嚴謹帶來的道德審判,這件事的發生和發展大概率是精心策劃的圍獵黃仁勛的陰謀,歐美主流媒體的態度則迎合了政治和社會輿論對華人的嫉妒和偏見,同時也是深層次隱祕力量對中美AI戰略競爭的介入。
這不是簡單的桃色新聞,這件事的性質對比愛潑斯坦文件披露的細節或許不值得一提,但黃仁勛就這麼簡單地倒下了,而比爾·蓋茨等美國民主黨支持的大佬則平安渡過。
我們訪談的多位硅谷科技圈大公司高管私下透露:從他們瞭解的信息來看,Anthropic在圍獵黃仁勛這件事上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私下為民主黨多位反感黃仁勛和共和黨親密關係的議員諸多喂料。也通過多種渠道為媒體提供了很多信息。或許達里奧認為英偉達股價拋售可以為Anthropic公司上市帶來更多的資金支持。
綜上所述,不是我們陰謀論,是深入調研和理性思考之后,無論從歷史緣由、利益動機和信息源反饋來看,透過表象看本質,這就是一場圍獵華人CEO的真實圍獵。美國社會對接受一位華人成為世界級科技佈道者並沒有完全習慣,起碼保守派的眼中,黃仁勛這位隨時給特朗普打電話的華裔科技大佬必須成為他們立威的盤中餐。
在這場殘酷的圍獵中,諸多勢力的隱祕較量成功操縱了全球媒體和輿論,用敗壞華人名聲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世界性的狂歡。雖然並沒有實質性證據證明黃仁勛背叛了美國利益,但就像100年前的排華法案一樣,未來的華人科技高管需要更謹慎的證明自己的忠誠了。